数字法治中的立法消极与司法能动

近年来,数字领域的风险日渐增多,出台新法以积极应对数字化风险,是很多国家立法者的本能选择。欧盟立法推崇积极主义,美国立法则相对克制,而中国立法受欧盟影响巨大,不断跟随欧盟脚步出台《个人信息保护法》《数据安全法》等法律以控制数字化风险。但是,立法者会不自觉地把“安全第一”而非“高效发展”作为价值追求,积极立法最终导向强监管主义,会阻碍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在数字经济早期,我国立法更需要奉行消极主义,为新技术和新产业留下发展空间,这不意味着法律的不作为,而是要求法律从“通过系统立法全面控制风险”转向“通过灵活判例解决实践问题”。本着能动司法的理念,法官可以站在“整体法秩序”的立场上审判新型案件,而无需拘泥于具体条文。法官可以通过创新性判例克服工业时代法律的缺陷,或者在法律空白区适用中央文件解决数据争端,而对于判例冲突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应当建立同案异判审查制度。

积极主义刑事立法的理性限制:比例原则的植入

晚近我国刑法立法修正呈现出的预防式、功能化和回应性的显著态势,折射出当前我国刑法立足于转型中国的社会现实,追求对法益侵害的事先预防和对民生利益及时关切的积极主义立法导向。积极主义刑事立法是符合时代精神的社会需求的产物,却隐含着一旦不受约束将会侵蚀自由保障、模糊刑法干预界限和遮蔽法律实效的法治风险。面对全球化风险的冲击和挑战,国家刑罚权的外张性被激发出来,古典刑法理论坚持的刑法谦抑、法益原则和责任主义几乎遭遇全面改造。透过比例原则适当性、必要性和均衡性三项子原则的逐项考察和递进判断,一方面可以为确立积极主义刑事立法的合理边界提供相对客观化和明确化的审查标准,另一方面又以其自身更高的位阶效力保障刑法始终活动在宪法精神及其价值原则的控制范围之内,从而实现刑法参与社会治理的最优化目标。

《刑法修正案(十一)》的法教义学检视——以“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为切入点

《刑法修正案(十一)》的公布为检验时下的立法姿态是"理性"抑或"感性"提供了良好的平台。在"积极主义刑法(立法)观"的话语体系下,"理性"的标准之一即为摒弃将"积极"等同于"积极增设新罪"的思维模式,取而代之的思考路径应是将"积极"解读为"积极调整"。基于此前提,《刑法修正案(十一)》对于"高空抛物罪"以及"催收非法债务罪"的新设明显是以立法的方式僭越了刑法解释学应尽职责的领域,因而不可取;而"妨害兴奋剂管理罪"之新设虽形式上符合"理性扩张犯罪圈"的旨意,但《刑法修正案(十一)》对此新设罪名的章节编排之问题点仍无法通过解释论得以消弭,因而可考虑以其他路径实现"积极主义刑法(立法)观"的实质贯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