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梭的立法者难题及其中国解决方案

卢梭认为,立法者承担着塑造政治生活方式和塑造人民的职能,其行动原理是公意。不过,卢梭在其政治理论中引入独立的立法者,却产生了一个难题,那就是如何确保人民和立法者关系的统一。立法者不是人民本身,如何确保立法者制定的法律正是人民自己想要的法律或者确保立法者制定的法律就是人民自己制定的法律,卢梭并没有解决这一难题。中国的立法实践从实质上初步解决了卢梭的立法者难题,既能保证人民成为真正的立法者,又能保证人民制定的法律符合公意。

“立法者并不总是法则的创作者”——对康德一个晦涩命题的三种理解

“立法者是根据法则的责任的创作者,但并不总是法则的创作者”,这是康德在《道德形而上学》导论中提出的一个晦涩命题,学者们作出了很不相同的理解。埃里克·沃特金斯认为,康德主张上帝和人既是立法者,又是法则的创作者。这种理解是对康德命题的明显误解,没有看出康德明确否定了上帝这位立法者同时是法则的创作者。刘凤娟认为,康德主张上帝和人的立法理性作为立法者并非法则的创作者,惟有执行理性的唯一立法、在特定情境中创作具体法则的自由意志(任意)才是法则的创作者。这种理解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康德命题的本来含义,没有看出康德命题主要是针对上帝这一立法者而提出来的,因而改变了在上帝的意志与人的理性之间的对比框架,在立法理性与执法意志的对比框架中把执行理性立法的意志当作法则的创作者。康德这一命题的本来含义应是,上帝这个立法者并非法则的创作者,我们自己的立法理性才是法则的创作者。这样理解,可以得到康德大量同主题文本的支持。康德把上帝视为立法者,表明他的立法者概念需要在其道德宗教中加以理解;他把我们自己的立法理性视为法则的创作者,则表明他在法则的创作者问题上坚持了启蒙思想原则。

现代国家的立法者科学——重新思考孟德斯鸠的国家理论

在自由主义国家理论的谱系中,孟德斯鸠因为提出了经典的分权理论而受到普遍的重视。然而事实上,就现代国家的构建而言,与自由主义更多关注技术层面的法律和制度设计不同,孟德斯鸠所致力于塑造的是与人们的情感和精神相联结的政治生活。相较于社会科学以“国家—社会”二元分立的预设来理解国家的做法,在孟德斯鸠的整全性视野中,国家所呈现出的是一种古典意义上政治共同体的景象。而肩负着奠立和维续政治秩序任务的立法者,则既要综合考量人们的现实处境和生活脉络,也要抱持政治宽和的规范取向。这样更为“厚重”的立法者科学,对于当今那些仅仅强调非人格化国家的理性构建的思路来说,无疑具有积极的矫正作用。

理性选择制度主义视角下的立法者

世俗社会的法律创制活动都是通过立法过程由立法者完成的,立法者为所有受法律调整的个体行为制定法律,因而立法者是法律制定的前提和基础,成为立法技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立法过程中发挥了关键性作用。本文基于理性选择制度主义视角下,立法者是受所立之法约束并享有最终立法决策权的“去个人化”的、民主政治的产物,立法者作出的行为不仅受到内部利益动机的驱使,而且受到外部立法制度机制的约束。立法者通过内部偏好与外部制度的合力,基于立法程序制度进行利益博弈,达致形成利益共识而制定法律规范,解决了集体行动的困境,实现理性的个体行为产生集体理性的能力,从而为形成的立法决策结果提供正当性与合法性的依据。

论我国立法者职业伦理教育的三重维度

立法者是政治共同体向善的推动者,是一个国家法治体系建设的主导者。为了促进立法“真、善、美”的实现,立法者必然遵循基本的职业伦理,这是法治建设题中应有之义。立法者职业伦理教育至少需要涵盖三重维度的内容:基本的德性,主要体现为立法者内在良善和外在为民品性双向均衡的教育和规训;恰当的知识,主要体现为立法者应当遵循的法律规范和必须坚守的政治规矩两者之间整诠性知识的教育和规训;融贯的技术,主要体现为立法者对立法自身技术(立法内在技术)和辅助立法技术(立法外在技术)互动反身性知识的教育和规训。这三重维度的教育和规训是作为“忠、优、好”立法者的基本要件与关键保证。我国应加强对立法者三重维度的宏观培育和微观引导,以促进良法的制定和善治的落实,从而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重要的动力保障和人才支撑。

社会转型背景下的立法者——从1980-2004年人大常委会公报看立法理念的发展变化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立法者对法律的功能经历了从专政工具到治国方略的转变过程,在立法理念关于法律的稳定性和法律的“粗”、“细”等方面都有了新的认识。社会转型时期的立法如何在维护法的稳定性和适应社会现实的变动之间谋求平衡是时代对立法提出的新的挑战。

从“立法者”到“阐释者”:大学教师职业角色的生成逻辑及现代转变

大学教师从事的职业本质上是学术职业,其被赋予了高深知识传承、创新与应用等使命并扮演着特定的角色。从高深知识与国家或社会权力的关系来看,大学教师在历史进程中经历了萌芽意义的"立法者"和"阐释者"角色交替出现并于近代社会确立了真正意义上的"立法者"角色,从而对近现代大学教师及其职能履行产生了深远影响。现代社会,由于社会转型、主导世界观以及知识生产方式等的变化,大学教师职业角色发生了由"立法者"向"阐释者"的转变,虽然两者并非绝对的替代关系,但前者逐渐弱化而后者逐步由社会的"边缘"走向了社会的"中心"。该角色转变使得大学教师的"知识与权力"关系模式、职业价值取向以及大学师生关系等方面发生重大变化。因此,我们必须客观地认识到,现代大学教师职业角色转变更多是在内外环境影响下功能和存在方式的变化,无论角色如何变化,高深知识仍是大学教师职业角色存在的前提和基础,育人为本的教育者角色仍是教师最为核心和本质的职业特征。

立法者与公民的复调 一位社会学家眼中的卢梭

卢梭的作品一直被广泛研读，尤其受到法律和政治学者的青睐。但是，卢梭的作品就像他的经历一样复杂（卢梭，2005）。他既赞扬野蛮人的幸福，又倡导一种完全“无我”的公民生活。他既批评现代社会的政府与法律，却又试图通过政体和法律的方式来解决现代社会的种种问题。无论就写作方式还是所论述的内容而言，

立法者的经济人角色分析

立法者的经济人角色分析□李胜兰周林彬按照立法学的解释，立法者有双重含义，一是指有权制定、认可、修改、补充和废止法律的政权机关即立法机关；二是指作为立法机关基本构成的领导人员和议员个人①。立法者的经济人特性主要涉及到立法者第二种含义展开有关经济分析。当...

从南非格鲁特姆案看积极权利对立法者的义务

宪法中规定的公民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的义务主体是国家,需要国家履行相应的义务。立法机关在公民这类权利的实现中扮演积极的角色。首先,其负有履行最低限度的核心义务,以确保使积极权利的实现达到一个最基本的水平;其次,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是逐渐实现的权利,但这并非意味着其解除了立法者的责任,立法者负有即刻实现的义务。

公意、公民宗教与民情——卢梭论立法者的科学与技艺

在卢梭的法律—政治思想中,"立法者"这一主题突兀而又令人费解:一方面,它主要涉及政治立法实践,因而与卢梭的政治权利原理之间存在内在的紧张;另一方面,相比于现代自然法传统的思想家,它又构成了卢梭法律思想的重要特征。传统上,往往认为立法者的任务是将政治权利的原理适用于特定的民族或国家。但这一解释忽视了立法者问题的复杂性,没有看到在卢梭这里,除了政治权利的原理和立法者的实践技艺,还存在第三个内容:关于"社会"本身的科学,亦即"民情"的科学;其主要体现在卢梭对公意与公民宗教的论述中,在此基础上将阐述何为立法者的科学与技艺。

中国法理学界的“立法者与阐释者”

一、鲍曼关于“立法者与阐释者”的划分 英国学者齐格蒙·鲍曼（bauman，Z．）在他的《立法者与阐释者》一书中，有一个著名的关于知识分子的二元划分：现代的立法者与后现代的阐释者。在鲍曼看来，这种分类之所以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实在是因为，“‘现代性’与‘后现代性’表达了‘知识分子角色’所处的截然不同的两种境遇，以及相应的截然不同的两种策略。

从柏拉图的哲学王到卢梭的立法者

在制度与公民的关系问题上存在着"有好制度才有好公民,有好公民才有好制度"的悖论,为解决这一悖论,柏拉图引入哲学王的概念,卢梭则引入立法者的概念。柏拉图和卢梭在解决上述悖论方面存在两个主要差异:在由谁来确定共同善的问题上,他们存在着唯理智主义与唯意志主义的差异;在依据什么来塑造理想国家的问题上,他们则存在着普遍主义与特殊主义的差异。最终,柏拉图和卢梭都不得不求助于神意来支撑他们的理论。

知识论对图书馆立法者的影响

知识社会的显著标志就是知识迅速地转化为社会生产力,并对社会发展产生了重要作用。图书馆作为知识积累载体的中枢,是人类获得社会知识和信息的重要途径。图书馆制度构造中的非系统性和分散化,成为人们目前获取知识过程中的外在障碍。图书馆立法成为解决此问题的有效之道,而图书馆立法者对于图书馆立法的影响自然不言而喻,知识论则成为影响图书馆立法者行为倾向重要因素。

立法者的身份与立法学的品质

当今的立法学研究,由于不能清楚认识立法者的身份,不能清楚认识立法学研究所针对的对象,致使这种研究缺乏对实践的指导意义。立法学研究的这种状况,多半是由立法学从法理学中分离和独立出来造成的。此种分离颇似自分析实证法学创立以来法理学从传统哲学和政治学中的分离和独立。借助启蒙哲学和政治学的视野,尤其是借助古典哲学和古典政治学的眷注,我们才能确定立法者的身份以及立法学的对象,当今的立法学研究方能增长见识、提升品质。

消极权利与立法者的积极义务——以德国联邦宪法法院第二次堕胎判决为例

公民基本权利的义务主体是国家,其实现需要国家履行相应的义务。传统宪法理论把消极权利和消极义务、积极权利和积极义务看作是一一对应的关系,而当代宪政实践表明,每一种基本权利都对应着国家的消极义务和积极义务。在消极权利所对应的国家积极义务中,最重要的是立法者的积极义务。立法者只有通过立法提供组织、程序及财政上的法律保障,公民消极权利的实现才具有可能性。

从“立法者”到“阐释者”——大学排名的理论反思与变革之路

大学排名是一种高等教育评价工具,也是各种话语、资本、权力、利益相互竞争乃至冲突和对立的场域,更是一种颇具诱惑力但规训性极强的高等教育评价制度。在唯科学主义的鼓舞和计算主义的支配下,大学排名声称,借助客观数值、科学方法和统计技术,可以对高等教育质量和高校办学水平进行精准评价、比较和控制,能够为高等教育机构和其利益相关者的决策提供科学的指南。在此意义上,大学排名成为现代高等教育系统的“立法者”。作为“立法者”的大学排名,为知识立法,为行动者行为立法,为大学精神立法,使高等教育系统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变革的方向是将大学排名由“立法者”转变为“阐释者”,倡导和践行负责任的大学排名。作为“阐释者”的大学排名,建立在沟通理性和责任伦理的基础之上,要求排名机构坚守底线和边界,尊重大学的主体性和特殊性,倡导排名机构与利益相关者之间开展持续的对话和协商,需要高等教育机构信守作为教育和学术共同体的承诺。

柏拉图《法义》论立法者的德性教育

在古希腊城邦中,教育是城邦的头等大事,传统的公民教育指的是个体精神从幼稚走向成熟,“德性”“律法”“教育”三者密不可分。在民主城邦中,立法者的德性教育造就了城邦共同体成员的政治品格,决定了城邦政体的优劣。立法者要订立城邦大法,一方面要接受整全的德性教育,另一方面要在政治教育中培养政治德性。此外还要与诗人、自然哲人等争夺城邦话语权,从而对城邦公民进行成文法和未成文法双重教化,通过立法重塑城邦礼法秩序。

论平等权的立法者拘束力

承认平等权作为公民的一种权利对立法者有拘束力,即强调法律本身必须具有公民一律平等的内容,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防止立法者的任性,有助于我们科学和理性地看待户籍制度、城乡居民选举权、男女退休年龄、高考招生指标分配的地域差别,甚至乙肝病毒携带者和艾滋携带者的平等就业权、同性恋者平等结婚权利等问题,从而使立法更趋公平,使社会更加公正,使我国更易于接近和实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

立法者的审慎义务:宪法商谈下的利益均衡——以哈贝马斯的法律商谈理论为分析框架

以广州最近出台的汽车限购令为分析样本,对其进行分析可以发现,作为一种抽象行政行为,限购令在公民权利保护等方面与宪法及其他法律存在冲突,也不符合法治国家的人权保障与比例原则的精神。在"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已经写入宪法的当下,行政机关在进行立法和公共决策时,应当充分注意"立法者的审慎义务"。可经由制度性的民主商谈程序进行利益衡量,以实现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的理性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