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自主性地方立法的良法标准

自主性地方立法具有自主性、地方性特点。自主性地方立法是我国多样化的客观情况使得各地事务表现出较大的差异的必然结果。地方立法具有不得抵触宪法和上位法的原则和精神、对地方事务有特别针对性、与同位阶相关立法协调等特定性良法标准。自主性地方立法逐渐成为地方立法的主流,其主要内容侧重于社会性事务和地方性事务。

国家能力视野下地方立法自主性的问题及出路

国家能力是探讨、界定地方立法自主性的根本政治前提。在国家能力的视野下,地方立法的自主性主要表现为立法的制度化、合法化能力和维护法制统一性的能力两个方面。当前,这种地方立法的自主性面临地方保护主义、立法的部门利益化和法治地方割据等多重威胁。要解决这些问题,协调国家能力和地方立法自主之间的关系,须以制度建设为核心,着力打造一种法治型的地方治理秩序,其包括基于法律的合法性标准、人大主导的立法体制,以及包客多元主体的公共治理机制等三个要素。

论地方自主性立法中的立法事实查明与论证

根据权威机构的法律释义可知,自主性立法是一种对不涉及需要由中央统一立法的事项进行立法的地方性法规类型。由此出发,自主性立法中的立法事实的查明和论证可分为两类,即对于与“不需要由中央统一立法的事务”和“城乡建设与管理、环境保护、历史文化保护”三大事项相关的“制度事实”的查明和论证以及对于与“具有地方特色的事务”和“不具有地方特色的事务”相关的“自然-社会事实”的查明和论证。其中,对于“制度事实”的查明和论证要求地方立法机关高度关注中央文件、正式立法、法律询问答复、立法草案、立法规划等官方资料,对于“自然-社会事实”的查明和论证要求地方立法机关在充分理解自主性立法中的“地方特色”基础上,对于自然事实、民间规范类事实和意见反馈类事实进行有效搜集、鉴别和认定。在立法精细化和科学立法的意义上,自主性立法质量的有效提升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在立法的全过程中实现对于立法事实信息的持续获取和不断更新,充分吸收和运用人工智能、大数据的技术优势来减少搜集、分析事实信息方面的工作成本,并不断激发和挖掘现有立法参与形式的运行潜力。

设区的市立法批准制度之检视——以《宪法》第一百条第二款为基础的展开

赋予设区的市立法权源于地方治理的内在要求。尽管2018年修宪为设区的市行使地方性法规制定权提供了宪法依据,但仍然保留了须经上级人大常委会批准这一具有争议的规定。对批准制度的批评在于,它不仅抑制了设区的市制定地方性法规的自主权,而且在我国宪法和法律确立的各类地方立法权中,没有平等对待该权力。从对设区的市立法的监督来看,该批准制度也难以避免必要性的质疑。基于此,随着事后监督体系的完善,废除该制度应是必然的选择。

北京市行政-立法关系研究——基于北京市人大立法过程的视角

基于北京市人大常委会门户网站,通过收集第十三、十四届北京市人大在立法过程各个阶段的实证数据,分析了北京市人大和政府在立法过程中各自所发挥的作用,从而探究北京市行政-立法关系。研究发现,北京市人大在现实运行中尚未实现其主导功能,具体表现为:"官员"代表和兼职代表比例高、"行政部门化"趋向、程序性手段效用缺失、立法解释权虚置。但是,与此同时实证数据也显示北京市近两届人大正通过调整代表结构、提前介入、强化实质性审议等手段提升立法自主性,推动人大制度与时俱进。

论法律体系形成后地方立法的功能——基于地方立法类型的展开

地方立法是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地方立法包括三种类型:地方实施性立法、地方创制性立法与地方自主性立法。但是各种地方立法类型都不同程度地出现了功能弱化的现象。地方立法的创新是进一步发挥地方立法功能的有效途径,也是解决地方立法功能弱化的有效方法。

判决—规范:地方性立法的司法输入——以京津冀区域性立法为视角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于2010年如期形成,就地方性立法而言,应以经济纠纷事实为导向,细化实施性立法;以经济秩序重构为指向,加快回应性立法。以地方区域法治为方向,发挥自主性立法;通过习惯风俗入判、司法判决固化习俗、区域司法合作等三项原则,严格立法权限代理制度、建立法律冲突裁决制度、完善规范清理制度体系,建构司法型立法体制机制,从而实现立法"后体系时代"地方法治建设进程中公共契约精神的解放。充分适用中央立法授权,建立司法型立法模式,授权判决型规则产出,从立法供给侧改革,全面落实"科学立法"的内在要求。

我国地方立法发展趋势的回顾与展望

建国后五十多年,尤其是恢复地方立法后的近三十年,地方立法逐渐成熟。在未来数年内,会突出呈现以下发展趋势:人性化色彩更浓,愈加尊重人性和尊严;自主性立法将成为地方立法的主要形态;调整内容、规范程度等方面的差异进一步扩大;立法模式由政府单一立法模式向政府立法与社会立法相结合模式转变;中央与地方、地方与地方之间的立法良性互动逐渐加强。

全球犯罪协同治理下我国洗钱罪立法的基本立场

我国洗钱罪的设立与修正在一定意义上是国际社会不断影响我国刑事立法的过程。国际公约为各国洗钱罪的设立提供了基本的立法标准,国际反洗钱组织FATF创制的以经济制裁为后盾的"自评、互评机制"则为约束各国落实立法标准提供了有力保障。面对来自公约与国际组织的双重制约,对我国洗钱罪立法进程中各项问题的认识与处理均不可脱离认识层面的一大前提——实现犯罪所得跨境追缴之国际司法合作,以及立法层面的两大核心——"全球反洗钱标准"与"国内立法及修法空间"。

地方人大立法30年回眸

发展前所未有自1979年赋予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立法权以来,地方立法已走过30年的发展历程。据最新统计,全国现行有效的地方法规(包括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已超过8000件。作为国家立法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地方立法从无到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