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地区立法自治权的反思与重构

在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实行自治,符合中国历史传统和现实国情,符合中国政治体制特色和单一制国家结构形式的变通要求,能在中央统一领导下最大限度地调动少数民族公民发展建设的主动性、创造性和积极性。立法自治权是民族自治权的核心内容之一,是实现少数民族地区立法变通需求的基本形式。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是立法自治权的两大载体,必须把握好自治与变通的边界。实践中立法自治权的运行还存在较多问题,需要从主体、内容、程序等多维角度进行完善。

立法自治权行使现状调查及对策研究——基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实证分析

民族区域自治地方的人民代表大会依法拥有立法自治权。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立法现状来看,现有一个自治区、五个自治州、六个自治县的人民代表大会均在2000年以前拟定了相应自治条例征求意见稿,但最终并没有进入立法程序。截至2012年12月31日,共制定单行条例20件,但重复立法、自我设权现象较为严重。涉及相关变通权行使的仅为一件,即伊犁哈萨克自治州施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补充规定。进一步完善立法自治权行使应不断提高自治机关自治意识;制定和完善自治条例,规范自治机关的行为;全国人大应完善民族区域自治法,添补其"法律责任"的缺失。

民族自治县立法自治的效应与问题分析——以峨山彝族自治县为例

立法自治是民族自治地方多重自治的基础和核心。根据《宪法》、《民族区域自治法》、《立法法》和国家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民族自治县享有自治条例制定权、单行条例制定、变通规定制定权、补充规定制定权、变通执行或者停止执行上级国家机关不适合民族自治地区实际情况的决议、决定、命令和指示的立法自治权。本文以峨山彝族自治县为例,从自治条例为行使自治权提供了法律保障,自治条例构建了和谐民族关系的法制基础,地方立法的质量明显提高和立法自治增强了依法治县意识四个方面分析了立法自治的效应;对立法自治存在的问题:变通权行使的缺失,立法自治权行使不规范,自治条例实施的监督保障机制缺失进行了分析研究。

我国民族自治地方立法自治权的实践与思考

自1984年《民族区域自治法》颁布以来,各民族自治地方在立法自治权的行使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制定了一定数量的自治条例、单行条例及变通和补充规定,规范和调整了当地社会和经济的发展。但在立法自治权的实践方面仍存在不少问题亟待解决与完善。因此,必须从法律上对民族立法自治权进行明确的界定,特别是对民族立法自治权的实践活动进行规范与健全,以推进民族区域自治不断完善。

论民族立法自治权的法律治理

民族自治立法权法律治理的基础在于我国宪法、立法法和民族区域自治法的相关规定,而且,无论从理论还是实践上来说,这种治理都是非常有必要的。从实施程序、宪法监督和民族地方的现实三个方面对该权力治理是实现我国民族区域自治根本任务的重要保证。

习近平法治思想中立法理论的实践进路──基于立法法背景下自治区人大立法视角

新立法法中习近平法治思想中的立法理论对自治区人大立法的行进方向赋予了新的时代内涵和立法理念,要解决从“立法理论”到“立法实践”转变这一问题,则需梳理习近平法治思想“理论结构、制度建设、立法设计”中的立法意涵,并从自治区人大立法的“原则遵循、立法行为”等角度进行多维阐释,习近平法治思想中的立法理论在自治区人大立法的实践价值上作为其立法的根本遵循,在实践功能上成为其立法的行动指南。

自治县立法保护民族传统文化的实现路径——以广西的自治县立法为分析视角

我国有许多民族自治县,拥有丰富多元的民族传统文化,亟需立法进行保护。以广西的自治县现有文化立法为例,发现自治县立法保护民族传统文化存在知识产权法运用还需加强、民族特色与地方特色不够突出、可操作性有待提高的问题,提出加强知识产权法运用、立法突出民族特色与地方特色、提高立法可操作性的建议,完善自治县民族传统文化立法。

少数民族地区非遗保护的地方立法研究(一)——必要性与可行性

少数民族地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不仅是民族历史文化和精神特质传承的载体,也是开发文旅产业的宝贵资源。《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的颁布,为少数民族地区非遗的保护传承和开发利用提供了制度指引,而少数民族非遗保护与传承所面临的困难、少数民族非遗的多样性和差异性特征以及少数民族地区对非遗进行开发利用的期望则彰显了在国家非遗法框架下以少数民族地区自治立法推进非遗工作的必然性。这样的立法具有上位法的制度空间、也有大量先行实践的立法先例、更有非遗保护的实践经验作为参考,具有切实的可行性。

中国民族自治地方立法民主化的理论发展与制度实践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颁布实施近40年来,各民族自治地方充分运用立法自治权塑造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民族生活、民族经济等各方面的内容。在这期间,民族自治地方立法完善了间接民主的立法机制,发展了直接民主的立法形式,民主立法在民族自治地方立法中有着自身特色的理论体系和制度基础。文章分析了中国民族自治地方立法民主化的理论发展,总结了实践经验,为进一步提高民族事务法治水平提供了有益参考。

民族自治地方立法自治权再探讨

民族自治地方立法自治权,是法律赋予民族自治地方自治机关的一种民族立法自治权。它是由法律法规确认、保障和制约的权利,是民族本身固有的权利,也是宪法和法律关于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具体化。民族自治机关依照宪法和民族区域自治法等法律赋予的权限,自主地制定自治条例、单行条例,变通法律或者补充法律。对于上级国家机关不适合民族自治地方实际情况的决议、决定、命令和指示,法律还赋予自治地方自治机关行使"变通执行或者停止执行" 的自治权。

话语群视阈下的民族自治地方森林保护立法——以广西金秀瑶族自治县为例

话语群理论为学术研究提供了一条全新路径。文章利用话语群理论,通过对广西金秀瑶族自治县利用立法自治权制定系列森林保护法规后的话语群反应和各个话语单位间的互动效应的考察与分析,全面解读民族自治地方的森林保护立法的社会各层反应。

完善民族自治地方立法的目标及路径

民族自治地方立法自治权,是法律赋予民族自治地方自治机关的一种民族立法自治权。它是由法律法规确认、保障和制约的权利,是民族本身固有的权利,也是宪法和法律关于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具体化。民族自治地方立法工作正常、有序进行是实现各少数民族权利的基本保障．是民族自治地方立法价值获得正当性的重要途径。现实中的民族自治地方立法虽有了长足的进步．

新时期民族区域自治地方自治立法的研究状况与发展

新时期我国民族区域自治地方自治立法理论研究的发展历程,大致可以划分为民族区域自治地方自治立法理论研究的起步与发展、稳步推进、深化与突破三个阶段。每个阶段民族区域自治地方自治立法理论研究所关注问题的重心有所不同,研究方法、知识亦在更新,从中可以看出,新时期我国民族区域自治地方自治立法的理论研究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和显著的成绩,并为民族区域自治法制建设提供了理论支持。但也应看到,自治立法理论研究仍存在不少问题,还有许多新领域和新课题需要开拓与探讨。

自治立法的宪政困境及路径选择

民族自治地方立法自治权的充分行使,是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良好运行的基础和前提,然而在现实的政治实践中,自治立法权行使得不尽人意。导致这种状况的根本原因是现实宪政体制下集权的政治理念和行政化的分权体制,因此,必须树立地方自治理念,将行政化的中央与地方权力划分模式转变为立法化的中央与地方分权模式,进一步明确中央与民族自治地方权限,完善中央与民族自治地方畅通的利益表达机制,健全中央与地方权限争议的解决机制。

民族自治地方立法权的合理配置探析

我国当前民族自治地方的立法权配置不甚合理。由于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在自治立法权与地方性法规制定权之间的权限范围不明,导致自治立法权形同虚设,民族自治地方人大的自治立法权被虚置。要合理配置民族自治地方立法权,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民族自治地方的上级人大及其常委会、民族自治地方人大等立法权配置主体应当依法行使权力,改变当前不作为和裁量权行使不当的情形,同时还可以考虑授权自治地方人大常委会在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行使部分自治立法权,从而解决人民代表大会会期因素所致的自治立法权行使不力问题。

论民族区域自治地方自治立法的民族性原则

自治立法是民族自治地方行使各项自治权力的重要保障 ,也是民族地区法治建设的基础。必须从立法程序上和法规内容上体现自治民族成员的意志和利益要求 ,否则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就会走向虚无化 。

村民自治立法的定位:现实检讨及未来走向——以2010年新《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为对象

《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作为村民自治的基本法律,有其特定的时代背景和相应的时代诉求。在当下村民自治制度走向纵深发展、制度体系已突破传统村委会框架的情景下,2010年10月颁布实施的《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在一定程度上契合了村民自治法的理念,但其制度设计上仍存在差距。未来立法有必要遵循村民自治权作为村民自治制度逻辑起点的立场,对《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结构予以必要的完善,使之符合村民自治法的立法定位和实质精神。

自治区自治立法现状评析

由于宪法、法律在自治区自治立法的权限、主体、程序规定上的缺陷,导致了自治区自治立法缺失、地方立法基本上由人大常委会进行、自治区立法与省立法基本上没有区别的现状,没能为有效实现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奠定自治立法基础,需要进行相应的调整和改革。

我国村民自治立法的协调性质疑

法律的协调性是判断法律质量的一项重要标准,是＂立法质量的核心问题＂[1],也是实现＂良法之治＂的重要要求。根据立法的基本要求,同一部法律在形式上和内容上,以及同一个法律体系不同法律文件之间应当协调统一、逻辑严密,而不能够冲突失调或者自相矛盾。不协调的法律有如癌症上身,其后果不但会有损法律自身的权威性,也会给社会现实带来巨大混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