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刑法立法解释权与立法权和司法权的纠葛

刑法立法解释权的产生和发展,导致这一权力同立法权和司法(解释)权产生了冲突,使得刑法解释权力体制产生了新变化。现实中,刑法立法解释权同立法权之间产生了混淆,进而因为这一权力的混淆,类推性立法解释的溯及既往造成了对被告人权利的侵犯。同时,由于解释对象和方式的混同,刑法立法解释权又同司法解释权发生运用的重合,深刻地影响了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刑事司法解释权的格局。

从“许霆案”看我国刑法解释权的分配

"许霆案"作为一个"浓缩了司法积年弊端的典型样本",折射出来的问题是多方面的,而刑法解释权分配模式的弊端是这些问题出现的深层次根源。刑法解释权分为立法解释权和司法解释权,立法解释权设计上的局限使得立法解释面临虚设的危险,不仅受到司法解释权扩张的威胁,而且其内部也有分权的趋势。司法解释权被"两高"垄断,限制了司法解释建议的来源,造成裁判权与法律解释权的分离。

最高人民法院具体应用法律解释权的规范分析

《人民法院组织法》和有关法律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就审判活动中如何具体应用法律问题拥有解释权,该解释权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为了司法权的统一特别赋予最高人民法院的规范解释权,并不意味各级人民法院和法官在法律适用中的裁量解释权被剥夺。在现实中,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有些已经明显超越了法律赋予的行使解释权的范围,呈现出"立法化"的倾向,所以最高人民法院行使规范解释权必须接受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监督,不得侵犯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法律解释权。

刑法立法解释之反思

成文法体系具有相对稳定性的同时,也具有一定的滞后性,势必要求立法者应适时根据我国社会发展变化的情况和打击犯罪的需要,对刑法进行必要的修改与补充,此也是完善我国刑法的需要。最高立法机关的法律及其相关解释的出现,反应了刑法在司法实践适用过程中存在的诸多问题以及司法实践对相关解释的需求。刑法的立法解释合理性问题一直是理论界争议的焦点,在论证过程中,应站在解释学与实证主义的立场上,从以下三个方面加以细化。一是通过对刑法立法现状的统计进而对刑法立法解释进行实证分析;二是从立法规定入手去探寻刑法立法解释存在的合理性,这种方法是目前理论界所缺乏的,其好处在于不会使司法实务与理论研究相脱节;三是提出刑法立法解释制度困境的解决途径,包括转变刑法立法解释的研究立场、对刑法立法解释权进行适当限制并且要缓解立法解释制度的体系性压力。通过这三方面的简要论证,以期能够理清立法解释的合理化脉络,更好地适用于刑事立法的司法实践过程中。

法官法律解释权刍议

适用法律离不开解释法律,法官理应有权解释法律,法官享有法律解释权是司法制度的应有之义。目前我国宪法和法律尚未明确法官的法律解释权,不利于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以及法治国家的构建。建议通过全国人大常委会解释《宪法》或《立法法》的有关条款或者以最高法院作出司法解释的方式明确承认法官享有法律解释权。法官的法律解释权是一种应用性解释权,而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法律解释权主要是立法性解释权和最终解释权,承认法官享有在司法实践中事实上就在行使的法律解释权与我国现行《宪法》和《立法法》关于法律解释权属于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规定并不相悖。

对完善我国立法解释程序的探讨

我国现行法律以及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相关议事规则对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解释程序的规定相对比较简单、原则,从而造成了实践中出现立法解释活动处于无序状态、立法解释权出现虚置化的现象、立法解释的权威性与合法性受到削弱等问题。因此,有必要对我国的立法解释程序进行重新构建,以使我国立法解释的提出程序、拟定草案程序、审议程序、表决程序和公布程序得以明确化、规范化。

我国刑事司法解释体制的重塑

由于我国二元一级的刑事司法解释体制本身存在缺陷,立法解释权的缺失等原因,我国应重塑刑事司法解释体制,规范刑事司法解释的程序,并建立司法解释审查制度。

略议法律解释之权力变迁

本文试图通过对法律解释之权力形态的变迁过程的介绍,揭示出法律解释权发展的基本规律。由此,总结和反思我国法律解释权的现状和问题,从而为我国法律制度改革提供合理的理论依据。

立法法:成就与不足

立法法的出台背景“赞成2560票,反对89票,弃权129票。”随着李鹏委员长一声“通过”,历经七年起草历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诞生了。以法律规范立法,用立法促进法治。制定成文的立法制度,是中国立法走向现代化、法治化、民主化、科学化的要求,是与国际立法制度接轨的要求。

法律解释的制度逻辑——基于中国语境的分析

解释学逻辑和我国制度逻辑之间的背离与张力,引发了学者对我国法律解释体制进行重构的理论冲动。但是,应然的理论逻辑并不足以否定实然的制度逻辑,而是应从制度逻辑的功能正当性出发,解决理论逻辑和制度逻辑的张力。这需要在维护立法解释权合理性的前提下,肯定司法解释权的能动性,通过具体的制度性措施,解决立法解释权和司法解释权的配置与协调问题,以及法官具体性法律解释权和最高法院规范性司法解释权的协调问题,并实现司法解释权的自我约束,防止规范性司法解释权向立法权以及法官独立审判权的过度僭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