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认识立法资料?——以美国解释理论为视点

立法资料可用以论证裁判理由,作为法律解释工具,是一种值得重视的解释来源。在美国,立法资料是各种解释理论争鸣的焦点,围绕立法资料的地位和作用的观点主要来自新文本主义、意图—目的主义和语境主义三种理论流派,这为我们认识立法资料的概念、性质和作用提供了途径。从现阶段公布的裁判文书来看,立法资料在我国的运用方兴未艾。使用立法资料进行释法说理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法律方法,借助美国解释理论的启发,我国可将立法资料定位为寻找立法精神之工具,以实用主义的观点适当运用之以解决疑难案件,有效增强裁判说服力。

《民法典》立法资料的法治意义与实践方式

随着我国《民法典》的颁布,学界对于《民法典》从立法之争转向解释之争。在适用我国《民法典》时需要把握立法原意,否则可能带来二次造法的弊端。对此,德国、法国、奥地利、瑞士、我国台湾地区等大陆法系国家及地区通过公布立法理由与修订论证过程来加以解决。一方面,这为民法教义的权威性提供保障;另一方面,也以此规避了法在适用阶段的二次造法,从而危害制定法权威性的可能。需要科学管理我国《民法典》立法时的原始立法理由及相关立法资料,以便对司法判决的合理性、民法教义的权威性塑造以及法律修订提供权威的依据。

“立法草案说明”名称之辨正

涉立法活动的法规范要求提交的“法律草案的说明”所代表的一类立法文书,已在立法活动、司法活动、法学教育、法学研究中得到日益广泛的运用。但是,作为对话基础的指称术语较为混乱。辨正指称术语,益于明晰立法过程中“草案说明”的定位且利于促成良性交流对话、指引立法制度运行,亟待展开相应作业。剔除立法草案解读、立法论证、立法资料等可能的误指术语后,宜从法律草案说明、立法说明、立法草案说明等术语中择“立法草案说明”作为学理统称。立法草案说明作为统称术语与立法过程中“草案说明”文书的高频性、公开性、辅助性、说理性特征高度契合,可以之作为接点联结法律释义、立法资料等术语构建概念群。

浅论立法资料在裁判文书说理中的运用

立法资料是立法过程中生成的辅助性资料,承载着立法的价值取向,本质上属于识别立法意图的证据。立法资料与裁判说理实践存在内在关联。法官援引立法资料解释法律或者填补法律漏洞,乃裁判文书说理的重要实践形式。法官运用立法资料说理不可绝对化:在运用前提上,法官应当优先考量法律的文义,仅在必要时,方能援引立法资料说理;在刑事案件中,法官不得援引立法资料作为裁判依据。在择取资料时,公开的、与立法意图关联度高的立法资料不仅能帮助法官准确识别立法意图,而且通常能够为当事人接受。

裁判说理中的立法资料:语词、内涵及基本类型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裁判文书释法说理的指导意见肯定了立法材料的实践价值,然而学界对立法材料本身了解较少。与其他相关表述相比,"立法资料"能够更加准确、妥帖地指称这类材料。就本质属性而言,立法资料是形成于立法过程中的,区别于实定法律的,由特定机构或者个体整理的,通常承载立法意图的材料。这决定着立法资料同立法解释、立法事实等事物存在一定区别。立足于我国语境,立法资料的基本类型主要包括:立法提案及其说明,审议阶段形成的审议意见、报告,修法草案及其审议意见、报告,立法解释草案及其审议意见、报告等。深入认识立法资料的语词、属性和基本类型,有效助推着立法资料在裁判说理实践中的应用。

立法实践中的“立法资料”

目次一、基础二、功能三、立法资料在立法程序中的意义四、说理对已颁布法律之解释的意义五、政府说理的产生六、与一项说理有关的特殊目的与意图七、对通过的法律负加说理义务有意义吗?一、基础法律提案附有说理。当然,宪法原则上对说理并无要求。《基本法》第76条第1款并未规定说理义务。[1]立法者仅仅负责法律。但联邦议会和联邦各部的事务规程中规定了说理义务:在联邦议会中提出的法律提案,必须包含一项简短的说理(《联邦议会事务规程》第76条第2款、第96条第3款)。

比较法视角下的立法资料

目次一、引言二、立法资料在德国:从主观理论到客观理论,又从客观理论回归主观理论?三、立法资料在英格兰:"排除规则"的长期阴影四、立法资料在美国:在意图主义、文本主义和动态的制定法解释之间五、比较法上的结论一、引言"法律实践者似乎应当避免,把自己有限的时间浪费在总归是无用的法理学和法学方法论著作上",[1]一位瑞士联邦女法官在一本2009年的法律实际适用指南中如是写道。

立法资料:奥地利的理论和实践

目次一、导论二、立法资料作为解释工具三、立法资料作为认识法律的源泉四、立法资料的形成作为法律文本起草者的任务五、结论一、导论(一)"立法者的意图"作为《奥地利民法典》第6条规定的解释标准与《德国民法典》不同,《奥地利民法典》的一个特点是,对法律解释规则含有一项可追溯到1811年版本[1]的规范性明文规定:"第六条在解释一项法律时,除处于整体中的本意与立法者的清楚意图外,不得附加其他理性。

中国文献信息资源共建共享立法对策研究

论述了文献信息资源共建共享立法的迫切性。

立法草案说明研究的背景、论域与展望

立法草案说明运用体现了中国立法制度发展具有自发探索与规范确认的双重品格,值得正视。相关研究已然兴起但较为零碎,所论议题集中在立法草案说明的作用、文书正文的说明事项、文书拟写工作的要求等方面,叙事方式多依托现行法律、法规文本相关条文表达展开且多停留于条文转引层面,针对性成果少且朴素观点居多,指称术语、功能定位、逻辑结构、法律效力等尚未达成共识且一应论说中存在着部分认识有待商榷。深耕立法草案说明研究兼具学科发展、法律实务、法学教育意义,进一步作业可在已有成果基础上从议题到方法作一系统化谋划并具体推进,以提振立法研究质量、回应立法实务所需。

“被迫的赔礼道歉”应被废除

目前,《侵权责任法》规定的"赔礼道歉",可分为"自愿的赔礼道歉"和"被迫的赔礼道歉"。后者虽然目前为部分学者所肯定,但从立法论的角度来看应被废除。其理由是:(1)立法机关其实只希望拥有"自愿的赔礼道歉"。(2)美国、英国、加拿大哥伦比亚省、法国、德国、奥地利、日本、我国台湾地区原则上禁止强迫赔礼道歉。(3)"被迫的赔礼道歉"既不能减少或消除原告的愤怒,又无助于被告改过迁善,且原告可以获得慰抚金。

立法背景资料的二元性视角

立法背景资料所具有的魅力就在于其所具有的二元性,能够打通立法与司法的实务领域和学术研究的理论领域。通过找寻立法背景资料进行妥当地运用是区分专业人员与普通民众的重要评判标准。运用立法背景资料时,从立法论角度出发,立法者需要围绕建议者的意见所形成的价值判断结论和理由作为可供批判和论证的依据,通过权力来获取最低限度的共识;从解释论角度出发,法官需要围绕立法者的实定法文本与立法背景资料进行解释并可作为未来修法的依据,通过权力来获取最大限度的共识。找寻立法背景资料时,在区分记录者记载的文本资料与讲解者录制的声像资料的基础上,会有不同的找寻路径和方法。运用立法背景资料所得到的启示为欲建设和完善智慧型、智能型、智库型法院,法官应做立法者的思想助手;找寻立法背景资料所得到的启示可以从认知、整理、公布三个方面着手,立法法应对立法背景资料予以规范化。

立法背景资料在法律解释中的功能与地位——英美的司法实践及其对中国的镜鉴

考察英美法的司法实践,可以发现立法背景资料经历了从不被接受到被接受再到限制适用等阶段。作为一种发生学论据,立法背景资料和文义解释、体系解释、意图解释和目的解释等具体解释方法存在着密切的关系。为了从立法背景资料中获致可靠、妥当的解释结论,法官应该综合考量效力位阶、证据属性、文义优先原则、制定法的存续期间等因素。囿于意图缺失和出释入造、司法误判、选择性偏差等问题,这些资料宜作为法院确定系争词语之含义的出发点而非终点。中国的司法实践已经形成了一些经验性做法,但依然存在解释功能单一且偏重语义直觉、综合模式未成形且存在选择性偏见、忽视价值选择且误判裁量空间等问题,有待予以改进。

广东省:组织编写野生动物保护法知识解读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疫情防控工作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近日,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学习并认真落实野生动物保护法,继续组织编写法律法规知识解读,就野生动物保护法知识进行专题解读,确保法规各项规定在该省得到有效遵守和执行。省人大法制委、常委会法工委在学习研读野生动物保护法、收集梳理相关立法资料的基础上,针对社会公众关注的野生动物保护法30个法律知识和问题进行专题解读,帮助社会公众加深对野生动物保护法的认识和理解,引导社会公众增强法治意识和落实疫情防控措施,为依法科学有序防控提供法治保障。

刑法教义学中的历史解释

历史解释在刑法解释中虽然并不常用,但它具有对语义解释的补充性。历史解释中往往引入立法史、立法资料和适用资料等各种素材,以此作为探寻法律文本含义的一种手段。因为刑法是经常修改的,在新、旧刑法之间具有一定的连续性,通过新、旧文本的对比,有助于解释者更为准确地理解法律规定的含义。当然,历史解释并不能直接给出法律文本的含义,它是在语义解释的结论存在含混或者模糊的情况下,对刑法规定进行补强解释的方法。

裁判依据与裁判理由的界分障碍及破解方法

裁判依据是裁判者在裁判活动中必须引用,拒斥裁判者实质审查,包含法律、法规等规范性法律文件,致力于提高裁判结论合法性的裁判规则。裁判理由是内容开放,接受裁判者实质审查,裁判者拥有选择权力,致力于提高裁判结论可接受性的论证材料。裁判依据与裁判理由在性质上共同具备的“理由”属性与在概念中共同具备的“合理性”要素为裁判理由包含裁判依据提供了现实可能,也为裁判理由混同裁判依据提供了隐性遮蔽。在裁判文书中,裁判依据与裁判理由的界分障碍有:裁判依据范围扩大化,裁判理由的二元结构,裁判依据与裁判理由的结构分割。对此,最高人民法院应当采取限定裁判依据的具体范围,改变裁判理由的陈述方式,调整裁判文书的具体结构的破解方法,才能真正实现裁判结论合法性与合理性的有机统一。

论我国民法评注的历史解释方法

我国民法评注工作应当综合运用文义、体系、目的和历史的解释方法。对于历史解释方法的内涵,我国学界应当摆脱传统理论将其限制为查明规范主观目的这一高度实证化的理解方法,而是将查明规范的客观目的作为主要目标。我国民法评注作品所依据的历史解释材料主要包括民法典历次草案及理由、单行法时代的法律渊源及其释明性材料,以及民法教义学文献。在进行历史解释时,应当以立法资料中明确可查或通过立法资料之外的文献可佐证的承继关系、并兼顾比较法上的考查来确定条文的历史渊源。通过对单行法既有条文和新设条文的历史解释,评注作品可以查明其客观的规范目的,以实现《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体系下的整合与本土化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