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立法领域专家解读《文化产业促进法（草案送审稿）》

一提问:教科文卫领域目前已经拥有八部法律,《文化产业促进法》将扮演怎样的角色?朱兵: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文化立法一直以来都被视为短板。我国现行有效法律有270多部,但长期以来文化领域只有《文物保护法》《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和《著作权法》,俗称"两部半"。这一弱势局面直到十二届全国人大后才得以扭转.

“以高质量立法推动高质量发展”系列报道之三 推动条件成熟立法领域法典编纂全面推进法治体系建设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完善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也进入新时代。全面推进科学立法,适时推动条件成熟的立法领域法典编纂工作,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是更好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利长远的保障作用,在法治轨道上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抓手和基础工程。

事物本质、领域区分与领域法的特性透视

集合性只是领域法学研究范式的一个面向,探求特定领域的独特功能及背后的事物本质,才是验证领域独立性、防止领域概念泛化的关键。作为特定社会事务的集合,领域是社会功能分化的结果。这些独特的社会功能衍生出千姿百态的领域范畴。把握领域内的事物本质是领域规范基础的客观要求,取得领域内共同体的普遍承认是领域独立性验证的主观要件。在领域与法律交互作用过程中,法律制定应尊重领域内事物本质和固有规律,同时法治理念可以注入领域实践,确保领域内事物运作的一致性和规范性。实施层面,领域法学回应社会重大需求的实践品格与依循事物本质的规范基础,可有效涵摄我国法治实践中“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的全流程。

当前生态文明立法领域存在的几个问题

我国已经初步形成由绿色转型发展与国土空间规划、资源利用、环境保护领域的法律为核心,涉及多个法律部门,由多个层次的法律法规以及相关法律制度所构成的生态文明法律体系。但仍然存在一些问题。一是环境资源法本身,土壤污染等一些重要领域存在立法空白,部分资源利用和环境保护的法律滞后于社会发展,一些制度缺乏必要的实施程序。

中国互联网领域立法体系化建构的路径

加强互联网领域立法,不能仅着眼于立法的数量和速度,更应当注重立法的科学性。为实现我国互联网立法的体系化建构,必须明确信息时代立法更新网络因素全面介入的全局立法理念,平衡"防控"和"引导"两种价值取向的基本立法思路,树立网络主权维护,网络"无边界"特性和网络数据核心的立法视角,并着力推动网络信息数据、网络犯罪、网络政府建设和网络国际法输出四个重点立法领域。

以人为本视角下推进我国重点领域立法之探讨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虽已形成,但该法律体系并不完善,离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的"坚持立法先行"、"坚持法治建设为了人民、依靠人民、造福人民、保护人民"等时代要求尚有差距。而通过弘扬以人为本的精神并以之指引我国立法,特别是推进我国重点领域立法,将有助于完善法律体系,促进和保障依法治国。对此可从以下几点进行前沿探讨:一是"以人为本"对法律体系完善的要求和时代挑战;二是"以人为本"要求拓宽人民参与重点领域立法的途径;三是中央立法应贯彻以人为本推进重点领域立法;四是地方立法贯彻以人为本推进重点领域立法之探索。

药事立法监管研究领域的学科构成

药事的立法和监管是当今世界各国普遍关注的热点问题,围绕着这个主题的研究已经形成了一个具有相当规模的学术领域。我们从MedLine数据库中检索得到刊载该领域文献的期刊1000多种,根据每种期刊配置的MeSH主题词确定这些期刊的学科归属,在此基础上对该领域的学科构成进行了量化描述。

总结编纂民法典的经验推动条件成熟立法领域法典编纂

2020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上强调,要总结编纂民法典的经验,适时推动条件成熟的立法领域法典编纂工作。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指明了未来法典编纂的路径方向。

习近平法治思想中的立法理论

法治建设需立法先行,实现善治需坚持良法。新时代中国的诸多变化对立法工作提出新的要求,如何提高立法质量是当前法治中国建设中不可绕开的根源性问题。深入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是破除立法质量不高之掣肘的根本途径,准确把握二者的核心要义是其逻辑基础,加强重点领域立法是其具体内容之一。本文旨在考察、梳理从“法治浙江”到“法治中国”的转型升级过程中,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立法的重要论述,亦即习近平法治思想中的立法理论的形成脉络、思想精髓以及实践探索,以期有助于人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

党领导立法工作的制度格局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党内法规体系已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组成部分的新形势下,需要在理解百年来党领导立法工作的组织化进程的基础上,明确党领导立法与人大主导立法的关系定位与形成过程,并力求推进党领导立法工作现有制度格局的细化和优化。目前,党领导立法的工作重点应在职权配置上实现由“法制部门立法”向“领域立法”倾斜配置、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的衔接配置,并在程序上建立健全党内程序与立法程序的双向闭环系统。这不但有助于党领导立法工作更加缜密,规范呈现其组织化过程,也为理解党与立法的关系提供新的解释可能。

新时代中国反腐败立法体系的建构逻辑

目前反腐败立法坚持打击腐败为先的立法理念,出现“厉而不严”的立法态势和多法并行的立法格局。新形势下,立法应当在理念、结构、重点方面都要有所转变。在整体框架上,加强新时代反腐败立法体系的构建,一要立足体系思维,加强“集中型”反腐败立法;二要把握“四种形态”,把党的领导贯彻到立法过程中;三要建设预防、调查与惩治一体的立法体系。在重点领域上,应聚焦在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交织的领域,权力集中、资金密集、资源富集领域以及新型腐败和隐性腐败等方面。在立法趋向上,应探索制定《国家反腐败法》,加强预防腐败立法以及完善腐败调查和惩治立法。

社会领域立法的价值理性反思

社会领域立法对于妥善处理社会利益关系、解决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和谐发展意义重大。社会领域立法的价值选择要坚持公正原则、兼顾原则、民主原则和必要的差别原则。我国社会领域立法要坚持宁缺毋滥的立法思维,避免权利倾斜配置过程中利益保护的简单化处理。其制度安排应当与经济社会发展合拍,同时,还要加强对社会领域立法前的"影响评估",达到法律资源和社会效益的优化配置。

孜州民族自治地方立法及重点领域立法现状调查研究

法是治国之重器,良法是善治之前提。党的十九大提出了“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以良法保障善治”为地方立法工作的开展进一步指明了方向。在各地普遍开展重点领域立法工作的当下,从个别地区立法现状和重点领域的立法工作展开研究,旨在理清地方立法工作的特殊性及存在的困境,找出相应的对策建议,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迎难而上,奋力开创地方立法工作的新局面

2016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的开局之年,也是推进结构性改革的攻坚之年。在地方立法领域,经过三十多年的变迁,低垂的果子已经摘完,多年遗留下来的立法盲区大多触及深层矛盾和冲突,难以摆脱利益失衡、体制失灵、机制惰性的掣肘。往往修改一个条款之难甚至超过制定一部新法。地方立法无疑已进入破解难题的攻坚时期。在市委的正确领导下,市人大常委会充分发挥主导作用,知难而进、迎难而上,积极凝聚共识,努力破解立法难点,一些关键条款的处理可圈可点。

立法成本效益分析的国外经验

从投入与产出效益优化要求出发,核算成本、降低成本,不断提高人大工作产出效益,是人大工作微创新应该也能够施展作用的一个重要领域。立法是人大工作的主要内容之一,因此,人大工作效益的提升必然依托于立法领域的控成本、提效益;而“控”“提”的前提,就是要对立法的成本、效益“心中有数”,进行成本效益分析或评估。

充分发挥基层立法联系点在公众参与立法中的作用

一、问题的提出基层立法联系点是指经享有立法权的国家机关批准,符合一定条件的基层单位。基层立法联系点以经常性的联系机制为依托,组织采集基层群众在国家立法上提出的意见和建议,实现立法机关和基层公众之间的信息直通与工作的良性互动,其通过公众有序参与立法,有效收集人民群众第一手的立法建议和意见,为基层群众搭上国家立法“直通车”发挥着重要作用。因此,基层立法联系点制度的建立是“参与式民主”在我国立法领域的实践。

完善立法体制,深入推进立法科学化和民主化

《决定》关于立法问题有一个总的论述,在这一总论述下面,有许多分论述,它以总分结合的方式把我们国家的立法问题表达的更清晰。总的论述是如此表述的:"法律是治国之重器,良法是善治之前提"、"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必须坚持立法先行,发挥立法的引领和推动作用,抓住提高立法质量的关键"、"要恪守以民为本,立法为民的理念"、"

人工智能应用于地方立法的现实困境与应然路径

随着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的飞速发展,数据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爆炸性生成和增长,由此形成的海量数据资源逐步成为国家层面最为重要的基础性战略资源之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运用大数据提升国家治理现代化水平,建立健全大数据辅助科学决策和社会治理的机制,推进政府管理和社会治理模式创新,实现政府决策科学化、社会治理精准化、公共服务高效化。”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立法应遵循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的原则。大数据及人工智能在立法领域的应用,为立法提供了全新的思路,对于更好实现以良法促进发展、保障善治意义重大而深远。

什么是“基础性法律”

随着基础性法律概念的提出,围绕立法实践的新的立场和范式逐渐展开。基础性法律概念基于立法视域从“部门立法”到“领域立法”、国家治理体系发展的现实需要、中国式现代化治理理念和实践创新的背景产生。基础性法律是规范相关领域根本问题的法律,多采取高度体系化、总分结构的内容分布体系;蕴含的法律价值具有全面性;形成的话语体系具有自主性。与基本法律等相关概念相比,基础性法律体系更具创新性、完备性,蕴含的法律价值更具引导性,调整范围更具广泛性。不过,由于基础性法律立法样本的数量和概念的初始性还不足以使其成为稳定、普遍的法律概念,对其范畴体系、知识体系和理论体系以及带来的法律体系融贯性问题都需要提前思考研判。

论具有域外效力的美国联邦公法之立法表达

美国法卷帙浩繁,美国联邦法律特别是联邦公法法律域外适用条款亦比比皆是。有关立法具有较鲜明的特点:从立法领域看,多为公法监管法,在社会法、私法中也并不鲜见。从制定主体看,法案多由美国国会众议院或参议院提出,最终由国会两院通过形成联邦法律。从立法技术看,立法表达方式各异,主要包括明确规定“域外管辖”或“域外适用”条款、使用“在美国外”“外国”“服从美国管辖”等词语明确地域范围、界定规制对象等实现将美国法律域外适用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