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德政碑刻制度源流考

德政碑刻制度的產生與演變反映了中國古代王朝國家與民間社會的多級互動。東漢末,立碑由民間社會主導。曹魏、西晉試圖以制度禁碑,均未成功。裴松之提出“朝議立碑”,進而演變成梁、陳的“奏請立碑”,北齊、北周亦有借鎰,這使得“自由立碑”奥“禁碑”之間達成了平衡。唐承前制,多有創設,奏請程式更馬完善。德政碑刻作馬民間社會的發聲渠道,被正式納入國家制度體系。安史亂後,唐廷并未放棄對德政碑刻的控制。寶應年間,德政碑文須上報考功,此後德政碑文格外注重描述“奏請”過程,這是應對考功司審查的辦法。唐代德政立碑制度承前啓後,因時而變,顯示出極强的韌性和張力,對後世影響深遠。

论官僚体制下生碑记的书写转变

作为一种在公共空间中评价官员治绩的文体,中国古代生碑记的发展,是一个政治与文学相互博弈的复杂过程。儒家的德政思想,建构了生碑记的文本结构和程式,至晚在唐代已经成型。唐宋以来,中央通过一系列法令的制定和推行,管控地方上的立碑行为,约制了作为文学文本之生碑记的发展。但宋元以来的士人们,通过不同文类的选择,及文本的迂回书写,规避相关法令使之失效,并对立碑现象进行体制内的批评。这是士大夫文学中的一个内在而隐性的文学批评传统,指向的是政治约束下的文学运作机制及其能动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