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言者的魅力及风格——学习邓小平理论应注意的一个方面

在理想信念问题成为关涉当代中国发展乃至世界发展的一个突出问题的今天,学习邓小平理论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方面,就是要注重是立言者“非理性因素”即邓小平的魅力和风格。其魅力主要在于:他在我党史上及早地、最强烈地认识到和平建设年代中国人民迫切而潜在的利益需要和愿望,并成功地找到了满足这些利益和愿望的新形式新机制,他始终与时俱进,一生成功进行“两次革命”,他对理论思想的表达方式具有非传统的个性。并且邓小平具有理想主义者风格和不妥协、不信邪的风格。

回归语文教育原点:成就“立言者”

一个多世纪来我国现代语文教育的溃败,其主要症结是"生活本位""工具论"认知,是言语价值观偏颇,存在性言语信念、信仰缺失使然。这一认知有违传统语文教育文化精髓:培育"立言者"。主张语文教育振兴,应回归"立言"之原点,从为学生树立精神高标做起。

为立言者作证

琢玉之声———《琢玉者笔记》之２１为立言者作证○戴海我在当学生的时候，只是听说过“党校”，觉得那是非常神圣的地方。后来，我当了很多年党校教员。重返大学后，我们为学生办起业余党校，至今整整十年了。近几年来，党校将学员的学习心得———包括征文、演讲稿，每...

游幕与立言:武进士人邵长蘅的幕宾生活与古文风貌

清康熙三十一年(1692)初冬,武进士人邵长蘅(1637—1704)投身江苏巡抚宋荦(1634—1713)幕府,直到去世,历时近十二载。以文化型幕宾的身份,实现立言传世的志向,这是邵长蘅晚年自觉的人生追求与文化定位。幕宾生活削弱了邵长蘅人格的自主性而突显了他人格的依附性,他撰写了大量平庸的应酬文章,难免降低了他的古文品格。但这些“因文而生情”的古文作品,也彰显出他超越常人的古文修养和修辞能力,并且有效地提升了他那些“因情而生文”的古文作品的价值。得益于幕宾生活的特殊际遇,邵长蘅成为顺治、康熙年间“布衣能文之士”的翘楚,至少在声誉上得以与侯方域、魏禧鼎足而三,登上文学史殿堂。

“始见贫小”——论《金楼子·立言》对谢月兆之批评

萧绎在《金楼子·立言》中以“始见贫小”评谢朓。“始见贫小”的语意内涵极为深厚,但历代学者皆疏于关注,当代学者对此语的阐释虽有一定的价值,但未能揭示问题的本质。然将此语置于《金楼子·立言》的具体语境中,联系上下文来分析,即可得知此语之意涵乃是指谢朓的学术素养不足。换言之,即是谢朓在经史子三部,儒释玄道诸家方面的学养不够。萧绎在文学批评中将学问与文才分开论述,彰显了六朝时期文学从学术中独立出来的发展态势,也体现了南朝学术四部分类法的基本定型,同时也反映了《金楼子·立言》中文学批评的本质是对学术文化的整体评论,而非纯粹的文学批评。

“立言”与“立人”共生:语文学习任务群的逻辑寻绎

语文学习任务群教学包含多个逻辑线索,每个逻辑线索都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观察、阐释和实践视角。学科逻辑讲求的是概念之间的逻辑关系和知识的结构化,生活逻辑需要教学观照真实生活和注意问题解决,心理逻辑要求教学要从儿童的认知、思维、情感与兴趣出发。而站在育人的角度,语文学习任务群教学则应以成长逻辑为主线,把学科逻辑、生活逻辑和心理逻辑统整起来,在“立言”与“立人”的相融共生中,促进核心素养的培育,实现学科育人的教育目的。

体用贯通,立言立德——以《杨氏之子》教学例析学科育人

语文核心素养既有“立言”要求,更有“立德”要求,“明体达用,体用贯通”中立言与立德的统一正是学科育人的体现。《杨氏之子》教学既要落实单元语文要素“感受课文风趣的语言”,还要升华单元人文主题“风趣和幽默是智慧的闪现,也是教养与人品的体现”。

“言语实践型”语文教学:“立言”与“立人”相融共生——基于组块教学思想的实践探索

“言语实践型”语文教学受益于组块教学思想,它着力探索“做中学”语文,强调从规范性、准确性、适切性和创造性四个维度建构儿童的言语品质;主张用语文做事情,从语文读写到生活读写,不断回归语文学习的生活意义。“言语实践型”语文教学以儿童作为教学的起点和基点,追求儿童在积极的言语实践中实现“立言”与“立人”的相融共生。

刘子健致柳立言信札选录

2018年9月8日,柳立言先生来信时提到:“我手上刘(子健)先生的书都可送您,还有他给我的书信等,副本也送您,但都要退休后才处理。”2019年1月29日,我从法国巴黎回到德国明斯特,收到柳先生寄来的邮包,内中多为刘子健先生于1980年代写给他的信札,有原件,也有复印件。原件集中在柳先生读博期间,复印件则集中在1987~1990年,另有1993年1封。

探寻毛泽东立言之“本”

“挥将日月长明笔,写就雷霆不朽文。”毛泽东早年就立志做“立德、立功、立言以尽力于斯世者”。他为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不仅立下了不朽之德和不朽之功,也立下了不朽之言。毛泽东立言始终有“本”“领”“实”“灵”“干”贯穿其中,集中反映了为人民服务、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实事求是、独立自主和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努力奋斗的思想。

探寻毛泽东立言之“领”

毛泽东立言的“领”字是和“本”字联系在一起的,即“本领”。这个“领”是“本”上的“领”,是对“本”的“领”,是在“本”中存在的“领”,是使“本”得到维护、发展的“领”。毛泽东立言中“本”和“领”的关系,就是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关系。毛泽东著作中,第一个关键词是“中国人民”,第二个关键词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这是毛泽东概括的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事实,也是毛泽东一贯坚持的核心观点。

“立言不朽”和春秋大夫阶层的文化自觉

春秋时期,有"立德"、"立功"、"立言"以求不朽的观念,一般认为,"三不朽"有价值高低的差别。但根据同一时期"天子令德,诸侯言时计功,大夫称伐"的铭礼,可知"三不朽"实际上表达了天子、诸侯、大夫三个阶层不同的价值追求,其形成有着历史的原因。从"称伐"到"立言"的转变,反映了大夫阶层已经取代天子和诸侯,成为社会舞台的主角。"立言"就是新的意识形态构建过程,它通过"有征"的形式和悠久的巫史传统相联系,并从中获得话语权。

萧绎《金楼子·立言》主旨辨正

萧绎的《金楼子·立言》是梁代文论史的重要文献。其对“文”的描述：“惟须绮纷披，宫徵靡曼，唇吻会，精灵摇荡”，常被今人作为萧绎推重性情、注重词藻、倡言新变的证据。这是未细审原作而致的极大误解。从《立言》全篇的立意、《金楼子》全书的旨趣、萧绎的创作风格来看，此说不能成立。实际上，萧绎对儒、学、笔、文的分析，明显寓有崇德抑文的高下之义，“惟须”并非褒扬之“必须”，实乃贬斥之“只须”。萧绎的文学观并非倡言新变，而是尊经尚古，注重文质彬彬，和萧统同调。

“以数立言”与九言诗之兴——谢庄《宋明堂歌》文体新变考论

"以数立言"是中国古代一种独特的诗歌创作方式,始见用于刘宋谢庄《宋明堂歌》。其出现原因与传统祭祀"礼神者必象其类"的礼仪、魏晋以来新文体观念、刘宋孝武帝朝"复古与创新"的制礼风尚及陈郡谢氏家世礼乐学养有关。此后南齐谢超宗造《齐明堂歌》、谢朓造《雩祭歌》,北朝祖珽造《北齐五郊迎气乐辞》、庾信造《周祀五帝歌》和《周五声调曲》,皆"以数立言",建构了歌诗文体样式与其歌颂对象相对应的礼仪,反映出特定创作者与创作时代的礼乐、文体与学术取向;并在依五行"金数九"立言的名义下,采用既往不入歌谣之章的九言体作乐府歌诗,促成古代九言诗创作的第一次勃兴。清代康乾年间,文人"取诸九昭阳德"、"乾元用九"之数立言作九言颂圣诗,再次引发九言诗的创作热,这一过程为现代新格律诗选择九言体作为发展方向创造了条件。

质疑颠覆意境说的学术动机及其逻辑性——直面颠覆意境说之立言者罗钢先生

一、不是闲话的“闲话” 罗钢先生的《意境说是德国美学的中国变体》一文，洋洋3万余言，乍看上去，行文条分缕析，论证头头是道，学术用语颇具思辨色彩，论据也貌似充分有力。其中心论点“意境也是舶来品”几乎被阐释得来龙去脉天衣无缝。

“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价值观体系及当代价值

“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说,反映了中国古代价值观的特质,蕴含着丰富的人文精神,对我国当前大学生的价值观教育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它启示我们在对大学生进行价值观教育时应坚持“新集体主义”的一元价值导向,坚持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相统一的多元价值取向,坚持以建设“和谐社会”为终极价值目标。

经史传家 诗文淑世(下)——苏东坡的家教与家风

苏轼《过于海舶得迈所寄书酒,作诗,远和之,皆粲然可观。子由有诗相庆也,因用其韵赋一篇,并寄诸子侄》,从家庭环境、经济生活、文化教育、价值理念,全方位揭示了苏氏家族的家风和家教。诗中提倡以“爱”为本的家庭环境和积德行善的家族传统,借以培育正确的价值观和健全的人格;提倡以“农”为本业的经济生活,脚踏实地、男耕女织,借以培养自食其力、团结奋斗的精神;提倡以“经”为本、文史为辅的教育模式,借以造就坚实的学术功底和优美的文章词翰;提倡以“德”为本,达则兼善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超越富贵荣华、个人得失,力求有益于世,穷达自如。正是这些综合因素,决定了三苏家族独特的家风和家教。认真提炼其中的思想、方法、价值和成功经验,是传承和发展中华优秀传统家教文化,指导现代家庭建设的重要途径。此乃“诗书传家久,忠孝继世长”真谛所在。

经史传家诗文淑世(上)——苏东坡的家教与家风

苏轼《过于海舶得迈所寄书酒,作诗,远和之,皆粲然可观。子由有诗相庆也,因用其韵赋一篇,并寄诸子侄》,从家庭环境、经济生活、文化教育、价值理念,全方位揭示了苏氏家族的家风和家教。诗中提倡以“爱”为本的家庭环境和积德行善的家族传统,借以培育正确的价值观和健全的人格;提倡以“农”为本业的经济生活,脚踏实地、男耕女织,借以培养自食其力、团结奋斗的精神;提倡以“经”为本、文史为辅的教育模式,借以造就坚实的学术功底和优美的文章词翰;提倡以“德”为本,达则兼善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超越富贵荣华、个人得失,力求有益于世,穷达自如。正是这些综合因素,决定了三苏家族独特的家风和家教。认真提炼其中的思想、方法、价值和成功经验,是传承和发展中华优秀传统家教文化,指导现代家庭建设的重要途径。此乃“诗书传家久,忠孝继世长”真谛所在。

在立法与立言之间:《神曲·地狱》惩罚系统功能解析

在《神曲·地狱》中,但丁通过系统设计精确而新颖的惩罚秩序,来实现其立法意图。但丁的地狱惩罚系统并非某一时代律法系统的镜像反映,而是体现出高度的综合性、建构性和开创性。无论是其判罪形式、罪与罚的分类标准还是监禁方式,以及其中各种奇特的文学想象,皆不例外。惩罚系统的功能需求决定了但丁的地狱是感官世界与意义世界的综合体,其中亡灵兼有身体性与空灵性。试图在这一惩罚系统中解决受罚亡灵的身体性与空灵性、速朽性与永恒性之间矛盾的努力,造就了终极严厉的循环惩罚模式。地狱中的惩罚兼具自在性与表演性,其中上演的一切构成了"代上帝复仇"的特殊修辞,并让立法与立言的双重功能得以凸显。但丁的批判意识和超越意识驱使他拒不接受任何固有的体系模式,而是怀着道德、政治和神学"三位一体"的目的来创立超越时代的"永恒之法",这一目标最终只能在诗学意义上得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