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经济法价值视阈探析竞争中立原则的制度价值及在中国的实现路径——以上海自贸区的金融改革为样本

竞争中立原则作为国际贸易新原则,其重要性日益凸显。确立竞争中立原则不仅契合经济法基本价值,同时也是中国积极应对国际形势,倒逼国内改革的重要抉择。因此,主动研究竞争中立原则在中国的运用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但竞争中立具体制度的确定应当基于中国国情,不能任由西方国家主导。笔者认为,通过上海自贸区进行先行先试是值得肯定的有益探索,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在中国践行竞争中立制度的初步构想。

我国地方税收优惠政策的检视与法律治理——以竞争中立原则为指引

依照竞争中立原则的要求,税收政策应符合"税收中立"的要求,即税收不应干扰和扭曲市场机制的正常运行,不对任一类市场经济参与主体施加不合理的税收负担或税收优待。当前我国存在高度碎片化的地方税收优惠政策,导致实际税负在各地区间极不平等,扭曲了市场竞争机制,与竞争中立原则的基本精神相违背。因此,应当依托于我国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的实施,实现对地方税收优惠政策的整合、清理、改进和修正,消除其中违背竞争中立原则的规范;尔后以税收优惠统一立法的形式,将税收优惠法律规范的制定权力收归中央,各地仅在中央统一立法授予的裁量幅度内享有税收优惠政策的制定和协调职权,以确保全国统一市场的税制体系均符合竞争中立原则的要求。

地方税收优惠的竞争法规制——以公平竞争审查制度为工具

实践中,现实需求和主观动机决定了税收优惠成为地方政府常用的政策手段,且这一手段有较大的被滥用风险。无论是依据竞争中立原则及税收中性原则,或是基于现行法律制度的规定,还是出于对实践中存在的地方税收优惠乱象的考虑,都有必要运用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对地方税收优惠进行规范。在确定审查主体时,除去原有的政策制定机关,还应明确地方各级人大常委会的审查主体地位。审查标准应分为两个部分,以“是否会对竞争造成损害”作为初步审查标准,而以“比例原则”作为深入审查标准。

关税减免制度的现状、问题与完善——基于公平竞争审查的视角

我国《海关法》《进出口关税条例》两部法律法规初步构建起法定减免、特定减免和临时减免三类关税减免基础制度,而大量的关税减免具体制度却是由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海关总署等国务院组成部门、直属机构制定。从公平竞争审查视角看,当前部分关税减免具体制度存在多方面的问题:给予特定经营者关税减免,排除或限制公平竞争;没有专门的税收法律、法规和国务院规定依据;不符合公平竞争审查例外规定的要求。对此,应贯彻竞争中立原则,限制对特定经营者的关税减免;夯实上位规定依据,提升关税减免的合法性;落实公平竞争审查程序,促使关税减免政策符合审查要求。

WTO国有企业相关问题:局限、趋势及对策

国有经济已经成为世界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全球范围内形成了不容小觑的竞争力量。为避免国有企业利用自身优势扭曲国际贸易,世界贸易组织采取“利益接受者”与“利益提供者”两种范式对国有企业相关问题作出规定,形成国有企业的基本规则框架,但相应规则存在适用范围有限、约束色彩较弱及界定标准不清等缺陷,为确保国有企业公平贸易及合规经营带来法律障碍。新一代国际经贸相关规则以竞争中立原则为导向,具有扩展国有企业非歧视义务、强化商业考虑要求及透明度要求、发展非商业援助条款及确立例外与过渡条款的趋势,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多边贸易体系关于国有企业问题的改革方向。中国应以相应趋势为导向,通过参与国有企业规则谈判、争取例外与过渡条款、深化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及完善国有企业信息披露义务等方法,应对国有企业规则变革。

国企改革破局:逆全球化喧嚣中的全球化选择与对标

美国挑起的全球贸易摩擦持续不断,给中国国有企业顺应全球化趋势的深化改革带来一定的阻力。但美国现政府逆转全球化潮流终究无法对抗全球经济不断融合的历史大势,中国国有企业改革还是必须保持放眼全球的眼界和定力,主动对标国际规则,正视资产利用效率不高、创新能力偏弱、股权结构不合理等不足,自觉应对不断扩大开放带来的倒逼压力,借助自贸试验区等改革开放先行先试创新平台和"一带一路"等对外交流合作机制的作用,不断深化改革。通过彻底转变政府职能,让市场、政府和国有企业各司其职,通过对外开放的各种通道让国有企业在国际市场环境中不断成长。

乡村振兴视域下政府提供公共法律服务的现代化治理路径

公共法律服务具有公共产品和竞争品双重性质,政府将直接提供和购买公共法律服务相结合,具有保障公共法律服务供给、培育和维护乡村公共法律服务市场等多重现代化治理责任。上述责任的履行存在公共法律服务提供不足、政府过度干预、政企合谋等风险。应当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引入“竞争中立原则”为政府提供公共法律服务提供价值引领,增强正当性与可问责性,形成具体的方法论指导。在具体法律制度方面建立政府提供公共法律服务全过程评估机制、贯彻公平竞争审查制度以及确立乡村公共法律服务市场完善后政府退出机制。

中企对澳直接投资:沿革脉络与破解困局

本文基于实地调研,并结合相关统计数据,对中国对澳大利亚直接投资的历史和现状进行了考察梳理,分析了中国企业“走出去”面临的障碍和挑战。从改革开放初期一些大型国企进入澳大利亚算起,中资对澳大利亚直接投资经历了最初的探索、“矿业潮”时期的矿业和能源投资热,以及近年来的多元化投资阶段。随着澳大利亚成为中国对外投资的第二大目的地国,中国不得不直面澳大利亚乃至更广泛的国际社会对中资日渐复杂的心理,中资企业在对澳大利亚投资中更面临“竞争中立原则”的限制、高成本海外并购和后续经营管理等各种问题。分析表明,只有多措并举,政府层面改革国内监管与扶持政策,企业基于成本—收益进行理性分析和科学决策,尊重投资国法律和习俗,主动、有序地融入当地市场和环境,才能增加“走出去”的成功概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