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质生产力与大国战略竞争

高质量发展需要新的生产力理论来指导。在“两个大局”和第四次工业革命大背景下,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也是我国在未来发展和国际竞争中赢得战略主动的重大决策部署。为更好理解新质生产力的战略意义,通过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为发展新质生产力营造良好国际环境,更好发挥新质生产力在“两个大局”中的战略地位和作用,本刊特约5位专家就“新质生产力与大国战略竞争”进行笔谈,以期推动学界对这一问题的深入探讨。

“双一流”建设背景下西部地方高校学术竞争力提升的战略选择--基于战略钟理论的分析

在“双一流”建设背景下,西部地方高校学术竞争力的提升必须跳出“跟跑”与“趋同”两种路径依赖。战略钟理论,因考虑市场的“价格”和“顾客认可价值”,能激发西部地方高校战略选择的主动性,为分层分类建设特色和优势学科以提升学术竞争力提供新的路径选择。依据战略钟理论,对西部地方高校进行分层分类学术战略分析发现:教学研究型西部地方高校适宜的战略选择依次为高值差异化战略、混合式战略、高价高值集中差异化战略、低价成本领先战略,教学型西部地方高校适宜的战略选择依次为高价高值集中差异化战略、混合式战略、高值差异化战略、低价成本领先战略。

企业竞争战略与管理层策略性业绩:基于管理层业绩预告的分析

从战略管理理论出发研究竞争战略对管理层盈利预测策略的影响。结果表明,采取差异化战略的企业更可能自愿披露盈利预测信息,然而预测偏差较大并更倾向于披露悲观消息。机制检验表明经营风险在差异化战略影响盈利预测中起中介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在国有企业和金融化程度较强的样本中,差异化竞争战略和盈利预测偏差的关系被显著弱化。

美国对华战略竞争:演进、特征与影响

特朗普入主白宫以来,美国不断强化对华战略竞争,提出“脱钩”“去风险”“小院高墙”等处理对华事务的概念,将这些概念作为其“竞赢中国”战略的政策性工具。美国以所谓的“战略竞争”作为对中国的战略认知并定性中美关系,本质上是以不公平方式竞争来打压、遏制中国,以维护美国的霸权地位。脱钩断链、去风险是美国对华战略竞争的重要手段。“战略认知”是中美关系必须扣好的第一颗纽扣,美国以竞争定位中美关系是“战略错误认知”。美国加速编织对华遏制体系,持续升级单边制裁,大搞对华科技封锁,联合盟友推动对华“去风险”,是妄图将中国挤出全球产供链,尤其在半导体等高技术领域阻止中国超越美国。中方要积极采取措施反向制衡美国对华的战略竞争和“去风险”政策。

国会及其特设机构在美国对华战略竞争中的角色与影响

拜登政府执政后提出“竞赢中国”战略,全面开展对华战略竞争,明确美国对华战略以及美中关系的主导范式将由“竞争”来定义,“竞争”成为两国关系的“主导性框架”。美国国会两党也逐渐统一对华战略竞争共识,广泛介入中美关系,开展以遏制中国为目的的对华立法和政策行动。众议院美中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在这一背景下成立,并通过调查研究涉华议题,为美国国会制定对华强硬政策和立法提供了参考依据,协调政府的对华政策行动。美中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在对华政策上的激进化取向,使其在中美关系发展中扮演了极其负面的角色,成为美国各项遏制中国行动的策源地之一,对中美双边关系乃至全球局势都造成了负面影响,加剧了中美战略博弈烈度,加深了美国民众对华错误认知,导致美国对华战略竞争日趋常态化、极端化。

当超级企业遭遇地缘政治——中美战略竞争中的台积电

被誉为全球芯片“代工之王”的台积电是一家非常典型的超级企业。尽管台积电在商业上取得了重大成功,但在日益激烈的地缘政治竞争中却陷入了巨大的“选边困境”,不得不做出违背经济效率逻辑和比较优势原则的商业选择,从高效的集中生产转向低效的分散生产。台积电陷入这种困境的原因在于,作为一家高度全球化的企业,其在技术、资本、市场和生产上高度依赖中美两大经济体。台积电既依靠美国的技术与资本支持,又依赖中国内地的市场与产业生态。近年来中美围绕半导体产业展开了激烈博弈,这使存在双重依赖关系的台积电面临着大国将经济要素“武器化”所带来的安全风险,其既不能“一边倒”,又很难“左右逢源”,只能“夹缝求生”。台积电的“故事”为我们展示了大国竞争如何影响一个超级企业的商业战略选择,从而在微观层面呈现了地缘政治环境塑造国际经济秩序的宏观图景。

数字化转型、竞争战略与价值创造——基于企业生命周期理论的检验

在数字经济背景下,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信息技术持续促进企业价值创造。以我国沪深A股2016—2022年上市公司年报为研究对象,基于Word2Vec机器学习技术构建数字化转型和竞争战略指标,实证检验企业生命周期视角下数字化转型、竞争战略与价值创造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1)数字化转型对企业价值创造的正向显著影响主要集中于成长期企业,对于成熟期企业的影响作用不显著;对于处于成长期的企业而言,数字化转型有助于形成差异化战略,并通过差异化战略这一中介变量增强企业价值创造;(2)进一步分析表明,数字化转型对企业价值创造的影响在规模较小的企业更强,并且随着时间推移,数字化转型对企业价值创造的影响逐渐减弱。研究结论有助于打开数字化转型与价值创造关系的“黑箱”,并为全面、客观评价数字化转型效果提供理论和实践依据。

一汽解放重卡业务的竞争战略研究

在宏观经济增速放缓、行业周期下行和存量市场竞争的外部环境下,重卡企业的发展面临着诸多挑战,提升战略管理能力显得尤为关键,但是相关的实例研究还比较少。以一汽解放为研究对象,运用PEST分析、波特五力分析和SWOT分析等方法分析了一汽解放的内、外部环境,并给出了一汽解放的竞争战略设计。研究表明,一汽解放面临有利的外部宏观环境和复杂的行业竞争环境,自身具备全产业链、技术研发、市场营销和存量客户规模等优势,所以应该采用优势-机遇(SO)战略,即一方面要着力巩固已有的北方和华东等优势市场,另一方面要积极拓展西部市场和海外“一带一路”沿线新兴国家市场,同时要加大高端重卡、自卸车、专用车和新能源重卡的开发。研究丰富了竞争战略理论的行业应用领域,对重卡企业提升竞争力也具有一定的指导作用。

中国国有企业参与国际贸易的竞争战略与市场机遇研究

通过对近些年来中国国有企业参与国际贸易的竞争战略与市场机遇研究,旨在揭示其在全球市场中的优势和挑战。研究发现,中国国有企业在国际贸易中主要采取以下竞争战略:一是通过技术创新提高产品质量和附加值,增强国际竞争力;二是通过跨国并购和投资扩大市场份额,提高国际地位;三是通过加强与国际产业链的合作,实现产业链升级和优化。同时,中国国有企业在国际贸易中面临着诸多市场机遇,如全球新兴市场的崛起、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推进及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等。然而,中国国有企业在国际贸易中也面临着诸多挑战,如国际市场竞争激烈、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以及企业内部管理和创新能力不足等。因此,中国国有企业需要不断调整和完善竞争战略,抓住市场机遇,以应对挑战实现可持续发展。

美国对华政策重构过程中的国会——以美中战略竞争特别委员会为个案

作为美国联邦政府最高立法机构,国会在美国政府外交决策过程中始终扮演重要甚至关键的角色。随着美国对华战略竞争框架的确立及其对华政策重构的推进,国会在对华强硬问题上日益与行政当局达成共识,并通过立法、听证、调查等途径,强化中美关系的竞争性甚至对抗性,进一步介入美国政府对华政策。在国际环境、美国社会、议员个人等三个主要层次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众议院美中战略竞争特别委员会应运而生。自成立以来,该委员会快速整合国会两党既有优势力量,聚焦于经贸、核心科技、台湾地区问题、军事安全等议题,以提出涉华立法提案、举办涉华政策听证会、发起涉华调查案以及发布研究报告等跨党派合作方式,炒作中美战略竞争。该委员会的相关涉华作为,阻碍了中美人文交流,推动对华经贸科技“脱钩断链”,负面冲击了美国政府对华政策走向,对两国关系未来走向注入更多不确定因素。其相关动向还产生了极具危害的外溢效应,加剧了亚太地区的冲突与对立,增加地区与全球治理的成本。但鉴于该委员会在美国国内遭遇的反对、内部存在的分歧及其缺陷,以及中美关系大局的结构性约束,这一国会特设机构在美国对华政策过程中的作用注定是有限的。展望未来,中方应继续保持战略定力与耐力,在加强美国国会研究、推动中美人文交流、鼓励两国智库专家对话、与美方在全球战略议题上开展合作等方面多管齐下,为推动中美关系早日重回健康、稳定和可持续的正轨奠定理论与政策基础。

中美战略竞争背景下中国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战略路径

发展新质生产力,是习近平总书记立足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我国发展阶段、发展环境、发展条件变化,作出的具有根本性、全局性、长远性的重大战略判断。在中美全面战略竞争背景下,中国提出并推动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成为应对国际竞争、实现现代化的战略选择。新质生产力在中国现代化战略中显现一系列突破性和应对性的特征,成为中国增强自身国际竞争力的关键因素,对中国实现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结构转型升级具有重要意义。在中国发展新质生产力的进程中,要创新推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促进中国经济向更高效、更可持续的方向发展,创造新的经济增长点和产业发展机遇;推动高水平的对外开放,并在对外开放中加强法治保障;加大人才培养与国际科技合作力度,通过系统的教育改革、产学研合作、国际交流以及激励政策的完善,不断优化人才培养环境,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实、长期的人才支持。

董事高管背景与公司竞争战略发展——企业数字化转型的调节效应

公司竞争战略是提高自身竞争优势的重要动力。研究具有高管背景的董事对公司竞争战略发展的影响,并选取2010-2021沪深A股上市公司样本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董事的高管背景明显强化了公司竞争战略,促进了公司成本领先战略和差异化战略的发展;进一步地,从企业生命周期角度出发,在公司成长期和衰退期阶段,相比成本领先战略,董事的高管背景明显重视公司的差异化战略;而成熟期阶段,董事的高管背景对成本领先战略和差异化战略均有正向影响。研究有助于深入理解董事的高管背景与公司竞争战略之间的关系,重视“高管经历”董事在我国公司经营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也可以为公司治理领域下董事会治理提供理论和实践价值。

中美战略竞争背景下岸田政府的对华政策

当今世界政治格局的变化正受到中美大国间战略竞争的影响,日本作为中国的邻国及美国的同盟国,其对华政策一贯受制于美国对华关系与政策、日美同盟及中美关系互动等因素。自岸田政府执政以来,在“新时代现实主义外交”理念的指引下,日本对中国总体战略上采取竞争、防范、牵制,对华政策呈现新的战略导向:将中国定位为“最大战略挑战者”;实行政治“实践”与“承诺”相割裂的模式;推动低位政治高位化;插手中国内政等。岸田政府对华政策背后存在经济、地区与国家安全和国际地位等方面的的利益认知,使其在“选边站”的天平上呈现彻底偏向美国的趋势。岸田政府对华政策将加深亚太地区的地缘政治裂痕,加大地区军备竞赛风险,不仅削弱了中日之间的安全互信,还恶化了周边国家尤其是中国的整体发展环境,对中国的战略应对提出了重大考验。

碳排放权交易制度对企业竞争战略选择的作用机制研究

碳排放权交易制度作为一种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手段,在促使企业减排中发挥重要作用,但其对企业竞争战略的影响仍有待探讨。本文利用我国建立碳排放权交易试点这一准自然实验,使用双重差分法考察碳排放权交易制度对企业竞争战略选择的影响及其异质性,并使用PSM-DID等方法检验稳健性。本文的主要发现如下:被纳入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显著正向促进企业差异化战略的实施,但对企业低成本战略无显著影响,且组织冗余在两者间起正向调节作用。

大国战略竞争背景下美国战备概念的演进

美国的战备观念基于国家安全预判、直接关联国防战略并影响国防预算,但其核心概念并无国家层面的法律定义,在跨部门运用中出现内涵外延、层级划分及适用范围等领域的多重释义,这种动态的概念切换常常引发争议。自2011年时任国防部长盖茨提出“空心部队”警告论以来,美国官方和学界大肆渲染“战备危机”,热议话题此起彼伏。本文从美国国会研究服务局及国防部官方文件等资料入手,透过战备概念争议现象分析原因,探讨当前大国战略竞争背景下美国战备概念演进特征对我启示,形成了三点认识:一是战备概念争议的表象是战备配合国家战略调整的动态需求保持可塑性和开放性,通过国会立法和预算编制等途径完成资源运筹管理并实现服务国家安全的使命,其实质却是美国超前预置战备方略、争取防务资源、维持全球绝对军事优势的霸权惯性;二是战备概念演进呈现狭义化特征,运维与军事人员等典型狭义战备要素预算占比未受研发、测试和评估项目投入增长的影响,相反军事人员素养和权益保障投入逆势提升;三是美国应对“战略竞争对手”的战备观念所突显的危机意识和自我纠正驱动力、稳规模与高科技为核心的内涵式发展态势、突出对自然人作为原始战备因素投入等新思维逻辑,值得进一步关注和深究。

ESG表现、竞争战略与企业价值

近年来,ESG在企业管理和投资决策中的作用越来越受到关注,因为ESG不仅会影响企业的声誉和形象,也会影响企业的价值和竞争力。文章以我国2011—2021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探讨了ESG对企业价值的影响,以及竞争战略在这一关系中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1)良好的ESG表现可以提升企业价值。(2)低成本和差异化战略能够调节ESG对企业价值的影响,随着战略水平的提高,ESG与企业价值的正相关关系得到强化。(3)与低成本战略相比,差异化战略在ESG与企业价值的正相关关系中调节效应强度更大。

企业竞争战略影响全要素生产率机制探讨——基于企业生命周期理论的实证检验

企业竞争战略选择影响全要素生产率且因企业所处生命周期阶段不同而存在差异。笔者在依据企业生命周期理论和竞争战略理论构建相关论题研究模型的基础上,采用2009—2021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的有效数据,利用固定效应模型、Tobit模型及工具变量法,分别从差异化战略和成本领先战略实证检验了企业竞争战略在企业生命周期的成长期、成熟期和衰退期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具体影响。检验结果证实:在企业竞争战略影响全要素生产率的关联中,企业差异化战略与全要素生产率正相关,企业成本领先战略与全要素生产率负相关;差异化战略和成本领先战略在企业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具有差异性。进一步的样本分组实证检验证实:企业竞争战略对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的异质性存在于企业技术水平、内部控制质量及所在省份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市场化程度等组别中。本研究基于企业生命周期理论的实证检验,对企业竞争战略影响全要素生产率机制的探讨,拓展了企业竞争战略与全要素生产率关联研究领域的边界,丰富了企业生命周期理论、企业竞争战略理论、全要素生产率理论方面的现有文献,研究结论有助于为企业在其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通过选择不同竞争战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提供理论依据。

ESG表现、竞争战略与企业策略性环保投资行为

文章以2009—2021年我国A股上市企业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了ESG表现与企业策略性环保投资行为之间的非线性关系,并进一步探讨了不同竞争战略的调节效应与产权异质性、污染程度异质性等问题。研究表明,ESG表现对企业策略性环保投资行为的影响呈现U型非线性特征,差异化竞争战略进一步强化了这一关系,而低成本竞争战略则表现为抑制作用。对于国有企业和重污染企业而言,ESG表现对企业策略性环保投资行为的非线性影响更大。

供应链议价能力对零售企业市值管理的影响——基于竞争战略的调节作用

市值管理是一种长效的动态战略管理机制,对上市公司的价值统一与资本市场的有效性建设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上市零售企业为对象,研究供应链议价能力对企业市值管理的影响,以及竞争战略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第一,当上市零售企业享有更高的供应链议价能力时,股价上升情况越稳定,供应链议价能力有助于高效的市值管理;第二,当零售企业采取差异化竞争战略时,供应链议价能力的市值管理功能更强。异质性检验显示:供应链议价能力的市值管理功能主要存在于民营零售企业和经济增加值(EVA)较低的零售企业中。本文的研究表明,供应链议价能力有助于零售企业与资本市场良性互动,实现公司价值创造与股东价值实现的双赢。

中美战略竞争下的产业链重塑

中美战略竞争可分为战略防御、战略相持、战略反攻等三个阶段。本文结合中美战略竞争的阶段性特征,探讨了保障产业链安全所需的前提条件,从产业科技变革、产业结构升级、产业转移趋势等角度深入分析了我国产业链重塑面临的现实压力与挑战,并针对性地提出“补链”“强链”“延链”相关的具体举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