垄断行为反竞争效果的直接证明方法

直接证明方法和间接证明方法都是反垄断法合理原则第一步骤中,原告证明行为反竞争效果,进而转移举证责任的分析方法。直接证明方法的法理逻辑是,原告如果提供了表明行为实际反竞争效果的直接证据,便没有必要再进行相关市场界定和市场结构分析。相较于间接证明方法的风险和困境,直接证明方法可以简化反垄断分析框架,并且使其更具连贯性。在我国已有实践的基础上完善直接证明方法,需要合理设置适用范围,并且在消费者福利标准下确定实际反竞争效果的考量因素。同时,直接证明方法与间接证明方法之间并不是对立的,保持两者之间的互补性适用是我国现阶段的可行方案。

互联网平台限定交易行为反竞争效果的规范分析

互联网平台限定交易行为的反竞争效果具有多样性,反竞争效果的分析具有复杂性。在裁判实践中,出现了对竞争秩序保护的偏离、对定性分析规范的偏离、对定量分析规范的偏离和对程序规范的偏离等现象。本文以互联网平台限定交易行为反竞争效果为研究对象,采用文本分析法和比较研究法对我国限定交易裁判实践中反竞争效果分析的实然效果进行了反思,并对改进路径进行了探究。研究结果表明,裁判实践中存在对竞争秩序首要地位的偏离、对规范分析顺序的偏离、对程序规范的偏离。规范分析的展开有赖于:以保护竞争秩序统领裁判过程;规范裁量程序,行政处罚的施加要严守“查明事实”的前提条件,在减轻反垄断执法机构和民事诉讼原告的举证责任的同时禁止举证责任随意转移;明确裁量标准,界定相关市场必须以提出损害理论为前提、根据损害理论选择科学的测试方法、测算累积效果以及要统一裁量因素。

禁止专利权滥用原则及其对反竞争效果之考察

专利法第四次修改增加了"禁止专利权滥用原则"的规定,其中,有关"不合理地排除、限制竞争"的内容被视为是对反垄断规则——"反竞争效果"的引入,这使得该法有规范反垄断法内容的嫌疑。美国相关司法实践在评判专利权人的行为是否构成滥用时,也考察其是否具有反竞争效果,但其意在严格"专利权滥用原则"的评判标准,而无意规范反垄断法的内容。对于我国专利法中所规定的有关反竞争效果的内容,亦应作出同样的解读。

专利联营的反竞争效果分析

作为一种知识产权的联合许可方式,专利联营具有双重竞争效应,两种效应的复杂交织给反垄断法的实施带来了严峻的挑战。尽管各国对专利联营反竞争效果的关注重心不同,但阻碍市场竞争、抑制技术创新和妨碍国际贸易则是各国反垄断法共同关注的焦点。

选择性分销协议的竞争效果分析

选择性分销是一种广为适用的分销方式,尤其是技术类产品和品牌产品,生产商多采用这种方式来确定分销商。选择性分销协议作为纵向垄断协议的一种类型,对竞争同样存在促进和损害两种效果。对选择性分销协议进行竞争效果分析需要区分纯选择性销售协议与复合型选择性销售协议,而纯选择性销售协议又因数量型与质量型的不同而竞争效果不同。“欧盟是唯一在竞争法中对选择性分销概念进行明确界定的司法辖区。”

我国民营医院参与医院市场竞争效果实证研究

[目的]为引导社会办医、规范医院市场竞争提供参考。[方法]收集2014-2018年我国31个省份人均医疗费用和病死率数据,从费用和质量2个维度反映医院市场的竞争效果,通过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研究民营医院参与我国医疗服务市场竞争后的实际竞争效果。[结果]市场集中度对门诊费用的影响系数为-0.344且显著,对住院费用的影响系数不显著;市场集中度对观察室病死率和住院病死率的影响均显著为正,系数分别为3.098和0.790。[结论]民营医院的发展加剧了我国医疗服务市场的竞争程度;医院市场竞争程度的增加有利于提升医疗质量,但同时也造成医疗费用的提高;我国医疗服务市场的竞争形式主要集中在质量竞争。

搭售行为的竞争效果分析

搭售作为一种商业策略,强迫消费者同时购买结卖品与搭售品。反垄断执法机构在对搭售行为进行分析时,认为搭售虽然能够产生效率,但也会导致限制竞争的效果,对搭售行为的定性需要进行综合考量。笔者分析现有案例,认为搭售的反竞争效果主要体现在维持经营者的垄断地位、排斥下游市场的竞争以及剥夺消费者的选择自由。而经营者常见的抗辩理由集中于安全必要性抗辩、保证产品质量抗辩、防止搭便车抗辩、应对竞争性抗辩以及效率抗辩等方面。

最低转售价格维持规制路径视角下的“反竞争效果”研究

从实践层面来看,我国在限制最低转售价格行为分析路径的选择上存在分歧,排除、限制竞争效果对认定相关行为违法起到何种作用尚不明晰,反竞争效果分析和反竞争效果推定两条不同的路径并行可能导致不同主体对类似行为作出相反的判断,而这与我国过去立法不完善致使留给各主体的解释空间较大密切相关。《反垄断法》的修改以法条形式固定了实践经验,一定程度上为原有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指引,但其在推定违法的基础上给予效果抗辩机会的规定与豁免条款在适用时易相混淆。结合现有立法,明确各条文之间的关系和具体适用情形,厘清反竞争效果的作用发挥路径和条文适用顺序是正确应对最低转售价格维持问题的必经之路。

最低转售价格维持的竞争效果分析

最低转售价格维持(RPM)是一类广泛使用的商业行为,它具有促进竞争和反竞争的效果。对于这类行为应采用合理原则的分析方式判断其合法性。我国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和上海一中院在强生案中判决对转售价格维持均采用合理原则的分析方式。在这一原则之下可以发展出更加专注的结构型合理原则,以此可以提高规则的可操作性和法律确定性。

纵向销售客户限制的反竞争效果及其规制探析

目前,我国法律体系和执法实践仍未对以销售地域限制和销售客户限制为代表的纵向非价格限制划出一条红线。本文首先旨在结合现代分销系统实践,运用经济学理论分析纵向销售客户限制会限制销售商和消费者正常的套利活动,阻碍商品流通环节效率的自由扩散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排除、限制竞争;进而阐释这一限制可能造成的反竞争效果,包括便利价格歧视、容易成为固定价格的一种方式;最后提出有必要进行适当的反垄断规制,建议可采用原则禁止+例外豁免制度,但具体哪几种例外情形可以适用,需具体考虑其对市场造成的排除、限制竞争影响,以及对消费者福利和社会公共利益造成的影响等,运用合理原则对其进行豁免,这应当是今后予以关注和研究的方向之一。

植物群落的竞争密度效果(英文)

植物种群的竞争密度效应在森林经营理论和实践中都有着重要的意义,也是长期以来的研究内容。对在无自然稀疏和有自然稀疏状况下有关植物群落的竞争密度效应的两个倒数方程的差异进行了理论分析。这为分析森林种群的动态和评价森林经营效果提供了理论依据。参20。

I-69杨竞争密度效果分析

用竞争密度效果的倒数式分析了 I- 6 9杨 (Populusdeltoids)的生长过程。随着时间的推移 ,C- D曲线在双对数图上向上移动。生物时间τ(τ被定义为逻辑斯蒂生长曲线中生长系数λ(t)的积分 )与物理时间 t的关系可以用双曲线方程表示。 C- D效果倒数式 (即 1/ w =Aρ+B,式中 w和ρ分别代表平均单株材积和密度 )中的系数 A和 B被求出。随着生物的时间τ的增加 ,系数 A急剧增加到最大值后逐渐下降 ,而系数 B呈指数下降 ,倾向于接近零。随着林分的生长 ,生长系数λ(t)

电信行业有效竞争辨析

针对有效竞争是电信行业理想的竞争模式这一命题,本文予以辨析。首先,从理论出发,明确有效竞争是不同于完全垄断和完全竞争的一种竞争模式;其次,评述和总结世界电信市场竞争模式和竞争效果;最后,探讨电信竞争效果的评价标准,比较有效竞争和完全竞争的竞争效果,指出电信竞争的理想模式是完全竞争,而不是有效竞争。

反不正当竞争法一般条款在知识产权保护中的适用定位

反不正当竞争法一般条款因其具备一定的灵活性,能够在知识产权保护中发挥补充功能,但也因其伴生的抽象性,蕴含着过度补充而损害知识产权法利益平衡的危险。明确反不正当竞争法一般条款在知识产权保护中的适用定位,将其具体化,是实现反不正当竞争法适度补充知识产权法的关键。其中,将不正当性的转义重点由商业道德转向市场竞争秩序本身,可以使评估不正当竞争行为的标准更为客观;将与知识产权相关的不正当竞争行为类型化为侵害商誉型、破坏秘密管理体制型和剥夺先行者优势型,能最大限度地限缩一般条款的适用范围,减少适用的不确定性。

企业混合合并的竞争法分析

企业合并控制制度一直是各国反垄断法中的重要内容。随着我国经济逐步融入全球经济和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企业合并的经营者集中越来越成为我国企业的普遍选择,其中混合合并因为便于企业实现多元化经营和经营战略转移形成效率抗辩,且一般不直接限制或妨碍竞争而与反垄断法无涉,从而形成市场和政府的双重偏好。然而通过非合作效应和合作效应分析可以得出混合合并在一定条件下也会产生反竞争效果。近年来,欧盟、澳大利亚的立法变革都明显提高了对混合合并反竞争效果的立法警觉。我国需要从竞争法视角重新审视企业混合合并,对其反垄断规制要坚持效率抗辩和整体权衡,反对弊大于利的合并,使混合合并在我国经济发展中避害扬善。

广播电视竞争对视听率调查的呼唤

这几年,我国广播电视事业发展迅速,各地广播电视台日益增多,随着经营机制的转换,台际竞争相当激烈。这种形势向我们提出了一个紧迫的课题:应该尽快建立经常的视听率调查制度,为考察竞争效果提供客观的依据,以利于竞争的健康发展。

《反不正当竞争法》视角下对数据抓取行为规制的反思与修正

数据抓取行为乃是大数据时代下一种新的商业行为类型。在既往的司法实践中,法院对数据抓取行为的规制往往依据《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二条展开,通过考察该行为是否违反商业道德来认定行为的正当与否。但是这一模式却存在一定问题,商业道德标准本身具有一定的模糊性,过于依赖商业道德则有可能限制具有更高经济效率的行为的发展。在这种情形下,有必要对现行规制模式进行反思。通过对反垄断法分析思路等内容的借鉴,修正后的《反不正当竞争法》视角下的对数据抓取行为的规制分析应当围绕着行为的竞争效果、合理理由等内容展开。在修正后的规制模式下,数据抓取行为能够尽可能地实现不同经营者之间利益的平衡,促进市场的经济效率,维护公共利益。

第三方支付行业经营者集中的竞争影响评估

我国第三方支付市场的并购趋势逐渐增强,这既会产生规模经济效应,也会存在限制和排除竞争的影响,从而引发第三方支付行业经营者集中的反垄断审查。其中,经营者集中的竞争效果分析及效率分析是做出垄断与非垄断区分的重要依据。然而,第三方支付行业具有双边市场的经济属性,使得在其竞争效果分析中需要考虑一些比传统竞争执法中更为复杂的因素。应考虑间接网络效应下消费者与商户两边发生的需求依赖以及正反馈效应;应考虑市场动态竞争的特点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第三方支付企业经营者集中的反竞争影响。这些影响因素应始终贯穿于第三方支付行业经营者集中的竞争效果分析。第三方支付企业的合并容易获得市场集中度的增强,有利于单边效应的发生。在横向合并后第三方支付企业可以通过保持消费者一边市场价格不变而提高商户一边的市场价格,使得支付服务的总价格发生上涨,以获取利润;也可以不通过提高价格来实现利润,而仅是采取拥有的规模效应和网络效应来影响到消费者福利。在纵向合并中可能会产生电子商务市场和第三方支付市场中各自市场力量的相互传导,从而产生潜在的封锁效果。此外,也应注意考察合并中所产生的效率因素,分析由此带来的消费者福利和行业创新。

美国《纵向合并指南》的介评与启示:以竞争损害的认定为中心

美国2020年《纵向合并指南》(《指南》)是美国反垄断执法机构在纵向合并领域对后芝加哥学派观点一次迟来的回应。与中国不同,《指南》把相关市场的内涵与竞争损害直接联系,并围绕竞争损害理论区分相关市场与关联产品。相关市场的实质是竞争损害发生的范围,关联产品的实质是竞争损害的切入方式。认定纵向合并交易的竞争损害,应考察合并后实体通过关联产品从事封锁相关市场中的竞争对手或提高竞争对手成本等封锁性行为的能力和动力。考察能力因素的关键是评估竞争对手转换购买关联产品的替代品的能力,考察动力因素的关键是评估合并后实体能否从削弱竞争对手的封锁性行为中获利。在此过程中,还应重视对消除双重边际化等促进竞争效果的评估。

互联网销售平台中最惠国条款的竞争法规制研究

2010年起最惠国条款在电子商务、在线销售等网络平台中的运用引起了各国竞争审查机构的立案调查。最惠国条款通常表现为上下游经营者之间的纵向价格协议,短期来看对消费者有利,但却可能引不同层面的、复杂的反竞争效果。而基于互联网行业的特殊性,对相关市场的认定及反竞争效果的认定需要进一步分析,在现有的法律文本下,最惠国条款的反垄断认定,可以借鉴国外的执法经验,补充改良现有的竞争法规制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