竞争倡导:发展中国家竞争法实施的短板——以印度经验为视角

在市场经济成为世界主流经济的背景下,如何利用竞争法创造公平、充分和自由的竞争,从而为市场经济保驾护航成为困扰众多发展中国家的共同问题。竞争倡导和竞争执法是竞争法实施的两种重要途径,前者需日久方能见效,后者的效果可谓立竿见影。很多发展中国家缺乏竞争传统,竞争文化极为贫乏,自上而下,政府、企业以及普通民众对竞争、平等、市场等概念认知不足,为竞争法的有效实施设置重重障碍。发展中国家应学习印度经验,理顺竞争倡导和竞争执法的关系,强化竞争倡导在当前阶段的重要地位,使竞争观念逐渐深入人心,减少竞争执法阻力,预防竞争违法行为,推动竞争法的有效实施。

间接购买人诉讼、最优竞争法实施与政策选择

最优竞争法实施理论建构了一套高效的竞争法实施体系,其核心是界分私人实施的赔偿目标与公共实施的威慑目标;在此基础上的推理严密化了间接购买人诉权的理论基础,但也提示了次优竞争法实施模式的基础。欧盟和德国法最近的政策经验提示,符合最优竞争法实施的激励间接购买人诉讼的政策在实体规则和程序规则上均面临诸多有力批评,且转向激励政策存在理论和制度门槛。此外,竞争法治的推进也有不亚于理论深化和制度设计的重要性。因此,尽管激励政策是可欲的目标,但应当保守且审慎地转向该政策。对潜在的政策选择及中国法背景的综合分析表明应由次优竞争法实施稳健地过渡到最优竞争法实施,即在一段时间内采取保守的原则性的直接购买人诉权集中政策,推进理论、经验、制度与竞争法治的发展,逐步转向激励间接购买人诉讼的竞争法实施政策。

《反垄断法》修订背景下设立竞争法庭的理据和进路

在《反垄断法》修订即将完成和切实加强反垄断司法背景下,通过探索设立竞争法庭,加强和优化司法机关的竞争法律司法职能,推进竞争案件审判体系和审判能力现代化,是新时代司法体制改革的题中应有之义。新时代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推动数字经济快速发展极大地增加了竞争案件的复杂性、专业性以及知识性,既导致竞争执法体制存在诸多依靠自身难以解决的弊端,也决定了现行知识产权审判和民事审判格局难以涵盖所有竞争案件和有效满足司法审判实践需求,设立竞争法庭实现专业审判势在必然。在建构竞争法庭的具体路径上,遵循渐进改革实施“竞争合议庭-试点竞争法庭-全面推广竞争法庭”三步走战略;明确竞争法庭的受案范围,实行“三审合一”模式;实现竞争法庭多元化技术化专业化人员配置;构建国家诉讼与私人诉讼并行的双重诉讼启动机制;厘清反垄断委员会、反垄断执法机构、竞争上诉法庭与竞争法庭的关系,构建起灵活、高效、科学的竞争法联合实施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