竞争法治下平台数据共享的法理与实践——以开放平台协议及运行为考察对象

数据共享作为一种重要的数据流通与利用形态,影响着数据采集、深度开发及复次利用的效率,对未来数字经济的高质量可持续创新发展有着重大价值,但同时也可能引发诸多法律问题。以开发平台协议规制及运行为例,可以发现其作为数据共享的主要方案存在不少隐性障碍,易诱发各类反竞争风险,如不正当竞争、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抑制创新以及隐私服务降级等。为弥合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需要与现行法治供给不足间的鸿沟,应由私权模式延展至竞争法治,促进数据共享与数据保护间二元价值的动态平衡,构建以“激励开放与有效保护”相协同,融合政府、平台及第三方多元共治为核心的数据共享系统,发挥竞争法治对规范数据共享的支撑与规范作用。同时,在坚持包容审慎的前提下,依法对平台的数据保护与数据共享施行动态监管,搭建竞争法治下多元主体合作参与的“以数据保护夯实数据共享,以数据共享激励数据保护”的数据共享制度架构。

数字经济新业态的竞争法治调整及走向

数字经济在全球的飞速发展颠覆性地改变了人类经济社会的生产组织结构和日常生活行为模式,正以难以预见的速度和强度拥抱人类社会新时代的奇点式发展。数字经济从一种基于信息通讯技术和数字数据技术的新经济业态,逐渐成长为一种能够全方位塑造人类经济社会生产生活的新范式,在激励和创新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也使现行的法治实践方式方法暴露出诸多问题,其中由商业竞争行为和竞争模式改变引发的竞争法治问题尤为突出,从而给现有经济社会治理的法治体系带来了诸多挑战,在大数据对市场竞争的逆向激励风险下,必需设施原理之于互联网超级平台适用的可能性;互联网超级平台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导致隐私服务降级,消费者隐私保护的传统私法范式面临挑战;"算法黑箱"下算法共谋与算法歧视悄然引发的限制、排除竞争与损害消费者利益现象等不断涌现。故此,有必要围绕数字经济发展中基于数字科技创新和动态跨界竞争模式而不断出现的诸类新业态——大数据、超级平台、算法等的基本特征,从竞争法治的基本理念、范畴原则及规制方式等维度予以解读,构建促进和维持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科学路径,因应数字科技创新之于竞争法治的挑战。

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中的竞争法治变革

数字经济从一种源自信息通讯技术和数字数据技术的创新发展而生的新经济业态,生长为一种全方位颠覆式地塑造人类经济社会生产生活的新范式,引发了现有法律体系和法治实践的诸多问题。为此,有必要围绕数字经济发展中源于科技创新和竞争激励而不断出现的各类新经济业态,从竞争法治的基本理念及实践方式入手,构建维持和促进数字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的竞争法治之路,实现数字经济向信用经济的稳步迈进。

“双循环”与竞争法治的“内外兼修”

构建“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需要落实新发展理念,确立以发展为导向的“新发展法治”。与此相适应,竞争法治也要有助于促进发展,更好地体现其规制性、包容性和谦抑性。为此,既要从外部视角,关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外部因素对完善竞争法治的影响,也要从内部视角,重视竞争法治体系内部各个环节的优化和协调,尤其应遵循良法善治的要求,不断完善竞争立法,并保障其有效实施和普遍遵从。经由上述“内外双重维度”,充分融入效率与公平、自由与秩序、安全与发展等重要价值,实现竞争法治的“内外兼修”,更有助于促进“双循环”,实现相关的经济目标和法治目标,推进竞争法理论和制度的完善。

农产品市场竞争秩序的法律维护——以竞争法治文化建设为中心

在我国,基于传统的和合文化和计划经济体制遗留的影响,市场竞争的法治环境缺乏,主要表现为对市场竞争价值认知的不足和对竞争机制运行的破坏。为此,有必要以竞争法治文化为中心,整合竞争价值与竞争机制于一体,并结合"三农"现状,以农民竞争价值观提升和农业竞争监管完善为切入点,采取维护农产品市场竞争秩序的有效措施,切实提升农民的正当利益。

新时代中国平台经济竞争法治的实践进路

近年来,我国平台经济快速发展,在取得卓越成效的同时也出现了野蛮生长、损害群众利益的问题,对平台经济发展进行规范成为当务之急。竞争法治是规范平台经济并使其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新时代我国平台经济领域的竞争法治建设采取了立法完善、执法推进与协同监管相结合的实践进路。在规制平台企业的垄断和不正当竞争行为方面,相关立法机关和执法机关立足平台特点、对焦现实问题、着眼规制实效,从事前事中事后的角度发布了多项指南与规定,积极开展执法活动,完善法规制度、更新执法理念,同时注重执法工具的创新与柔性执法方式的运用。在规制行政垄断方面,为了防止和清理妨碍市场公平竞争的政策措施,逐步发展完善了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在协同监管方面,我国正在构建跨部门协作、行业自律、社会监督的多元共治模式,对竞争文化的宣传普及工作也已提上日程。

数据要素市场高质量发展的竞争法治推进

数据要素市场的高质量发展,需要良好的竞争秩序,以确保市场主体公平自由地展开市场竞争,推动数据高效流转与使用,进而提升数据作为新型生产要素的效率。目前我国数据要素市场的运行在企业(经营者)行为、市场结构和国家(政府)干预三个层面均存在问题,主要表现为企业新型不正当竞争和垄断行为冲击现有竞争秩序、区域数据交易平台林立易形成统一市场的区域分割、政府不当干预滋生行政性垄断风险等,不利于数据要素市场公平自由竞争秩序的形成。故此,文章建议通过完善针对企业新型不正当竞争和垄断行为的竞争规范、构建国内统一的数据要素交易市场、加强公平竞争审查和政府数据开放以防治行政性垄断,在统筹多方主体利益和平衡多元价值需求的基础上,科学合理地营造数据要素市场的竞争秩序,推进数据要素市场各主体间的有效竞争,为数据要素市场的高质量发展营造公平自由与安全高效的竞争法治环境。

基于经济要素流动与东北地方法治竞争

东北问题是伴随当代中国流动经济的形成和地方竞争的出现而产生的,集中体现为东北适应流动经济发展需要的制度和文化迟迟未能重建。或言之,伴随着流动经济成为当代中国经济的基本形态,地方之间的竞争已不再是国家政策的比拼,而是地方法治与营商环境的竞争,在此过程中东北显示出诸多滞缓和不适应。东北要实现振兴发展,就必须突出与流动经济相适应的地方法治建设,政府的管理和服务要在流动经济的基础上构筑一整套与之适应的治理与制度,应通过流动经济建设对东北社会小农经济和单位本位的人际关系加以改造,以打破官本位偏好,培育权利本位和法治意识。

地方法治建设竞争与购买人民调解服务

地方政府购买人民调解服务,不仅是纠纷化解机制不断健全和创新的一种形式,也表现了在绩效合法性观念的影响下,人民调解的复兴乃至政府购买人民调解服务是地方法治建设竞争的内容之一。

竞争中立:从竞争政策到竞争法治的进阶与实现

市场经济和法治国家建设的双重任务要求对属于政策性质的竞争中立的散乱现状进行系统化归整,以实现从竞争中立政策到竞争中立法律制度、再到竞争中立法治的进阶。在型构竞争中立的制度渊源上,应以宪法及其确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依据;在竞争中立法治的价值理念上,应体现和突出自由、机会平等、竞争秩序和效率的体系化。在竞争中立的实现路径上,将其作为治理模式、思维方式、至上法则和普遍实践的有机结合是可行之策。

论企业的法治竞争力

依法竞争是企业发展的必然趋势。目前,我国企业法制化程度不高,不规范竞争普遍,竞争力比较脆弱。文章意在强化企业的法律治理,构建法治竞争力,从而使企业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地方法治竞争:营商环境法治化的地方经验

随着要素市场化进程的不断加速,我国地方间的竞争已经由政策性让利、税费补贴等模式走向了以“规则型治理”为核心的法治竞争阶段。在竞争动力学理论和超大型国家治理现实需求的双重作用下,地方围绕着产权保护规则和市场规则在法治层面展开了一系列竞争。地方间持续进行的法治竞争优化了本地营商环境,提高了地方法治水平,也为国家层面营商环境的法治化提供了非常宝贵的地方经验借鉴,但同时也出现了地方利益至上、地方保护主义法治化等负面效应。鉴于此,可通过中央层面的纵向激励与约束规则、地方层面的“自我技术”以及市场主体层面的“用脚投票”三种机制之间的相互配合,发挥地方法治竞争的优势,降低其产生的负面效应。

论区域法治竞争视角下的地方立法协调

在全面依法治国和全面深化改革背景下,脱胎于区域经济社会一体化发展和治理实践的区域法治竞争,逐渐获得了法治与改革双重意义,成为地方法治竞争的一种有益升级.地方立法协调是区域法治建设与竞争的基本内容之一,具体包括根据立法的协调和关于立法的协调两种类型.从应然角度讲,地方立法协调应是区域法治竞争的首要衡量指标,但地方立法协调在实践中却遭遇了体制与实施尴尬.导致地方立法协调动力不足的原因可以从经济基础、文化观念和体制机制三个基本层面来分析,而动力的获取也主要来自这三个层面.各区域内的地方政府及立法者应该从提升区域法治竞争力的视角去看待地方立法协调,借助地方立法协调推动一种新型的法治市场——区域法治市场的形成.

助力共享经济发展的法治之维

共享经济是在"互联网+"行动计划实施与大力推进下得以快速发展的经济新业态,顺应了互联网时代的发展要求,优化了资源配置,提高了资源使用效率。与此同时,也引发了监管上的困难,主要表现为信息共享与信息安全之间可能引发的冲突,共享经济野蛮生长与合规竞争之间的平衡,以及共享经济引发的社会治理困难。为此,从共享经济的属性和特征入手,认为信息法治构成了共享经济发展的基础,竞争法治成为了共享经济发展的抓手,多元共治是保障共享经济健康发展的手段,以此回应共享经济发展中出现的各类问题。

选择性执法、非法治化竞争与系统性腐败

部分地方政府执法领域的腐败呈多发性、关联性特征,是我国腐败现象比较集中的领域。地方政府对执法权力的选择性运用引发了经济社会运行中的非法治化竞争,从而引发系统性腐败现象。非法治化竞争是指缺乏法治基础、参与竞争的各方利益得不到法治保障的竞争状态,具体表现为竞争规则不明晰或得不到严格遵守,发生冲突与争议时得不到公正有效的仲裁。系统性腐败是指除了腐败分子的个人主观原因,其所在系统的某些制度环境也成为诱发腐败的重要原因,具体表现为腐败的多发性、制度关联性及其固定模式。共赢、风险、保险、掠夺四种模式解释了系统性腐败的发生机制及其背后的制度原因,由此产生的非法治化竞争现象在宏观上表现为区域性市场分割与地方间的恶性竞争,微观上表现为执法腐败下企业的违法竞争与非制度化生存。

当代中国地方法治竞争的兴起:原因、意义及完善趋向

地方法治竞争的兴起,是当代中国法治发展的一个重要现象,也是解释当代中国法治发展何以较为成功的重要范式。当代中国地方法治竞争的兴起,源于"央地"经济分权、国家法治的引领和流动经济的压力。地方法治竞争兴起的意义重大:一方面地方法治竞争有利地推动了当代中国地方竞争的正向化激励;另一方面地方法治竞争也已成为中国法治发展模式中较具特色的部分。当代中国地方法治竞争的兴起虽然意义深远,但也需要在以下方面进一步加以完善:一是增强地方法治建设中法治价值的独立性;二是扩大地方法治建设的民主参与性;三是进一步推动经济要素流动以增强地方法治竞争的压力与活力;四是积极促进区域法治发展和区域法治竞争的形成以实现地方法治竞争的规模升级。

中国的地方法治建设竞争

产权保护是企业投资必须考虑的因素,是一种成本。为在招商引资竞争中胜出,各地所采取的策略不只包括改善交通、减免税赋、优惠地价、提供低价水电气等,还包括优化社会治安、提高政府工作效率、放松管制、改进法院司法等,要减少企业投资面临的综合成本,成为"投资洼地"。如此,中国的招商引资竞争确已呈现出法治建设竞争的迹象,而这种基于资本流动驱动的法治建设竞争有效约束了地方政府的掠夺行为,更是促成我国产权保护机制生成的关键因素。但由于与企业相比,地方民众的议价能力过弱,这也使得我国的地方法治建设是资本驱动的法治建设,民众的权益保护明显不够。

中国法治竞争的第二波

法治竞争是政府主动开展法治建设、争创更好法治环境的行为,由政府的招商引资所引发,在我国已经存在多年。营商环境建设掀起了中国第二波法治竞争,使得竞争规模从地方之间上升到国家之间,竞争内容从针对特殊主体的法治保障升级为针对所有市场主体的法治建设,竞争方式全面引入了指标治理,竞争的激烈程度远远超过了第一波法治竞争。第二波法治竞争主要发生于经济领域,在短时间内取得了显著成效,其他领域的法治建设可以借鉴其经验,开展实质法治的建设,采取国际指数评估、国内绩效评估、第三方评估互相结合的方式,充分发挥指标治理的功能。

中国法治竞争的第二波

营商环境建设,掀起了中国新一轮的法治竞争,这场竞争在规模、内容、方式等方面,均超越了招商引资导致的法治竞争;新一轮法治竞争,对于中国未来的法治建设有着深刻的启示。中国法治竞争第二波的兴起2008年以来,由于国内外大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中国经济迫切需要转型升级,经济发展动力要转换“旧动能”、创造“新动能”.

当代中国地方法治竞争的现状与动力

推动地方法治竞争展开的经济动力在于地方政府获得更多的财政支配权;地方法治竞争的政治动力源于政绩驱动,良好的地方法治环境和通过法治建设推动当地经济快速发展是地方主政官员政绩的重要体现;地方法治竞争的司法动力源于为了提高地方公平公正的司法环境;通过改善当地的生态环境,增强本地区的可持续发展活力,是地方法治竞争的环境动力。地方法治竞争从整体上优化了本地区的法治环境,提高了地方法治水平,但也会不可避免地带来诸多弊端。规范和有序地推进地方法治竞争,就必须客观冷静地分析各种动力因素,规范地方各级政府主要事权和财政支出权,淡化以GDP为主的干部选拔机制,加强地方政府内部权力的横向制约,强化地方民众对地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