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政策审计促进公平竞争的研究——基于企业竞争程度的视角

本文以2016—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从企业竞争程度的视角,研究公共政策审计对公平竞争的影响。结果表明,公共政策审计提高了发现问题地区企业的竞争程度。机制检验结果表明,公共政策审计有助于降低政府不当干预,营造竞争公平的市场环境从而提高企业竞争程度。进一步研究发现,公共政策审计对企业竞争程度的促进作用在竞争能力较弱企业中更显著;公共政策审计对区域限制类问题的揭示能够提高该地区企业的竞争程度;审计介入次数越多、问题描述越详细、问题影响范围越大,越有利于提高发现问题地区企业的竞争程度。

商业银行发展对银行业竞争程度的影响分析

商业银行发展至今,银行业的市场结构在不断变化,已经逐渐形成了多元化的市场结构,商业银行的竞争程度也在不断提升。一个良好的竞争环境,对商业银行的发展是至关重要的。因此,为研究商业银行的发展对银行业竞争程度的影响,本文选取PR模型测算所得的H统计量代表商业银行的竞争程度,研究银行集中度、银行数量和所有制结构对商业银行竞争程度的影响,选取了控制变量广义货币M2增速、不良贷款率和资本充足率来进一步研究银行业竞争程度的影响因素。研究表明,银行市场集中度将降低银行业竞争程度,银行机构数量显著促进了银行业竞争程度,银行所有制结构对银行业竞争程度没有显著影响作用。从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看,广义货币增速显著促进了银行业竞争程度,不良贷款率、资本充足率显著抑制银行业竞争程度。

高管薪酬粘性与战略差异度——基于内部控制与行业竞争程度调节分析

以2015—2020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基于高管薪酬粘性本质视角,探究了高管薪酬粘性与战略差异度之间的关系,并检验了内部控制与行业竞争程度的调节效应,以及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中介作用。研究结果表明:高管薪酬粘性抑制了战略差异度的提高;内部控制与行业竞争程度均缓解了高管薪酬粘性对战略差异度的抑制作用;企业风险承担水平是高管薪酬粘性与战略差异度之间的重要传导路径。研究结论将高管薪酬粘性经济后果的研究拓展到了公司战略领域,有助于全面认识高管薪酬粘性的影响机制和效应。

基于五力模型的行业竞争程度评价方法

行业竞争程度的评价能够帮助企业了解某一行业的总体竞争状况并制定有针对性的竞争策略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针对行业竞争程度的评价问题,提出了一个基于五力模型的群体评价方法。在该方法中,首先,构建基于五力模型的行业竞争程度的评价指标体系,其由五个维度及相应的评价指标构成,并考虑维度间和指标间的关联性;然后,运用二元语义表示模型处理和集结专家群体给出的具有语言短语形式的评价指标关联信息和针对行业的评价信息,并运用DEMATEL方法确定评价指标的权重;进一步地,运用二元语义算术平均算子进行行业竞争程度总体评价值的计算。最后,通过一个实例分析说明了本文提出方法的可行性以及潜在的应用价值。

营商环境对企业融资约束的影响--基于行业竞争程度和企业竞争地位的双重调节效应

基于2012—2020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实证检验营商环境对企业融资约束的影响并引入行业竞争程度和企业竞争地位的双重调节变量进行分析。研究表明,优化营商环境有助于缓解企业融资约束;行业竞争程度和企业竞争地位对营商环境与融资约束的关系具有负向调节效应;营商环境对企业融资约束的影响存在管理者能力和地区差异化影响。政府应深化“放管服”改革,持续推动营商环境建设,为企业营造良好的融资环境;企业也应紧跟国家政策,把握优化营商环境带来的发展机遇,同时建立竞争优势和人才引进制度,优化配置资源,走出融资困境。

论行业竞争程度的评估

企业价值和价值增长潜力受企业所处的行业竞争程度的影响。评估企业所处行业竞争程度主要考虑的因素有行业进入的难易程度、现有企业竞争状况、替代品的影响力度、买方压价能力和卖方提价能力等。

研发支出、竞争程度与我国区域创新能力研究——基于1998—2004年国内专利申请数量与R&D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通过国内三种专利的申请量来衡量技术创新能力,并分析我国各省区1998—2005年技术创新的情况。从统计数据可以看出,各省区专利申请量大多有良好增长态势,但专利申请与授权量中“外观设计”仍占绝大多数比重,“发明”占的数量比重最小,这一比重也在迅速提高。文章还聚焦于专利申请数量位居前茅的省区如北京、广东、上海、浙江等在发明的申请量上的变化情况,发现广东省发明专利申请量稳步上升,并逐步超越其他省市。通过对1998—2004年各省市综列数据(paneldata)进行计量分析,表明各地区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内部支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个数(作为竞争程度的衡量)对发明申请数都有正面影响,而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个数的影响非常显著,这为一些省份研发支出多而发明专利申请量较少提供了一种解释。

竞争程度、市场需求、资金约束与企业创新——基于安徽省企业R&D支出经验证据

基于安徽省2009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研发数据,运用回归分析方法研究影响企业创新的主要因素。结果表明:企业创新与市场需求呈显著的正向关系,与市场竞争程度呈U型曲线关系,同时受到资金约束强度的影响。

中国银行业市场竞争程度及其顺周期性--以勒纳指数为衡量指标的重新考察

准确判断中国银行业市场竞争程度及其特点,对于把握中国银行业改革方向以及金融安全问题有着重要意义。文章首次以勒纳指数为衡量指标,运用新实证产业组织理论对中国银行业1994-2006年市场竞争程度进行研究。结果表明:中国银行业在1994年到亚洲金融危机前处于高度竞争状态,危机后到入世前市场竞争程度下降,入世后市场竞争程度有显著加强。市场竞争程度存在明显的顺经济周期特点,中国应密切关注银行信贷竞争的顺周期性以确保宏观经济的稳定运行。

商业银行体系稳定性与竞争程度之测度研究

银行业的市场结构、竞争程度对银行的稳定性究竟起什么样的作用,是现今国际上讨论较多、但尚未达成一致意见的问题。运用相关数据对中国银行业情况进行实证分析,可得出集中的市场结构、和缓的竞争更有利于银行业稳定的结果。

竞争程度、市场规模与创新——一个基于联立方程模型的中国经验研究

根据联立方程模型对竞争程度、市场规模与创新之间的内在联系进行考察,结果表明:1)竞争程度和创新之间是相互促进的,导致这一结果的主要原因是竞争性市场中长期的自然选择效应;2)市场规模和创新之间也是相互促进的。市场规模对创新活动具有正的激励效应,企业创新活动的本质是一种需求(市场)导向型的创新,同时创新也是市场规模增加的主要原因之一;3)竞争程度对市场规模的影响是不确定的,而市场规模扩大能够促进竞争。本文的政策含义是:在中国特有的巨大市场规模和市场需求的条件下,加强竞争的产业政策可以促进企业持续地进行需求(市场)导向型创新。

保险市场竞争程度与市场结构的关系研究

本文运用H统计量研究我国财寿险市场的竞争程度,并进一步通过回归分析与相关分析研究竞争程度与市场结构的交互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1999—2006年间我国的财险市场可以判断为垄断竞争的市场结构,而同期我国寿险市场则属于寡头垄断的市场结构。2003年保险业费率市场化的改革对财险和寿险都有明显的影响,直接加剧了竞争程度。竞争度与财险市场公司数量正相关,与寿险市场公司数量负相关。竞争度与集中度的关系在财险业为负相关,而在寿险业根据采用不同的集中度指标的不同考察结果会有所不同。

中国银行业竞争程度的测度分析——基于PR模型和利率非市场化

采用拓展的PR模型和H统计量方法论证利率非市场化将导致对中国银行业市场竞争程度的高估。为了解决这一高估问题,利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将利率非市场化作为时间效应因素纳入回归模型,然后采用PR模型和H统计量等非结构主义方法实证测度中国银行业的市场竞争程度。测度结果显示:中国银行业整体上进入了垄断竞争状态,但竞争程度较低;银行之间竞争的重点仍然集中在传统存贷款业务上,金融产品的创新不足。

市场竞争程度、研发投入和中小科技企业创新产出一一基于风险投资调节的条件过程分析

中小科技企业的创新发展对于促进国家创新战略的实施至关重要。风险投资作为"高能资本",是提高中小科技企业创新产出和增加研发投入的重要手段。本文以2007-2019年中小板和创业板的科技企业作为样本,使用Hayes提出的"条件过程模型"替代传统的有调节的中介模型,基于风险投资的调节作用对市场竞争程度影响中小科技企业创新产出进行了条件过程分析。实证研究发现:市场竞争程度通过研发投入的中介作用对企业创新产出产生抑制作用,风险投资可以调节条件过程模型中的每一个路径来促进企业的创新产出。按地区和规模对样本进行分类研究发现,不同地区和不同规模的中小科技企业创新产出的外部因素市场竞争程度和内部因素研发投入及风险投资的影响机制是有区别的。研究结论为中小科技企业的决策、风险投资公司的投资以及国家相关政策的调整提供启示和借鉴。

过程创新和产品创新的市场竞争程度分析——基于我国工业企业的实证研究

文章首先利用多个指标估算了在我国工业的37个行业的过程创新和产品创新的水平,然后依据市场竞争程度把这些行业归为三类,从而分析竞争程度对过程创新和产品创新的影响,在此基础上,提出了适度竞争最有利于过程创新和产品创新的结论。

制造企业服务化转型价值效应研究——产业竞争程度的调节作用

以2011-2015年制造业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运用实证研究方法,检验了服务化程度对企业价值的影响,以及产业竞争程度对服务化程度与企业价值关系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服务化程度与企业价值之间呈倒U型关系。当服务化程度较低时,服务化转型会促进企业价值提升;服务化程度达到临界值(37%左右)后,服务化转型会降低企业价值。产业竞争程度对服务化程度与企业价值关系具有调节作用,当前产业竞争程度的提高会降低服务化转型价值效用,而潜在竞争威胁程度的提升会促进服务化转型价值效用。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抑制企业投资行为吗?——基于行业竞争程度和企业市场地位的视角

面对不确定的经济政策环境,企业的投资行为也更加谨慎,尤其是随着自然灾害和流行病的发生、国际多极化趋势和国内可持续发展的推进,中国未来政策的不确定性将更加突出,探究不确定的经济政策环境与企业行为之间的深层机理变得非常有意义。考虑行业竞争与市场地位的双重影响,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会负向影响企业的投资行为,尤其是实物资产的投资,伴随着行业外部和企业自身的影响,市场地位较低和行业竞争程度较低的企业更倾向于投资实物资产。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会通过冒险程度对企业的投资行为进行传导,结合不同的产权性质和地区的样本观察,发现两者之间的影响也显著不同。面对环境的不确定性,企业要从降低其经营成本、完善治理结构以及规范管理制度等方面着手,重视企业风险承担在政策传导、经济稳定等方面的积极作用。

竞争程度、市场需求波动与纵向一体化——来自中国农产品加工业的经验数据

市场结构和竞争程度对纵向一体化程度具有显著的负效应,资本结构和资本密集度对纵向一体化程度具有正向影响,市场需求波动对纵向一体化程度具有显著影响,而信息化技术水平对纵向一体化程度并没有显著影响。因此,农产品加工业市场竞争越激烈、市场需求波动越强,提升食品安全水平的动力就越强,进而对紧密型纵向一体化模式的要求就越强。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和消费者对食品安全要求的提高,越来越多的农产品企业将会选择一体化的农产品供应链结构,一体化的农产品供应链组织模式将成为我国农产品加工企业的演进趋势。

银行竞争程度对其稳定性的影响研究——来自FDIC公布的美国4631家银行的经验证据

在金融供给侧改革的背景下,研究如何减少银行间的无序竞争,增加有效供给以及保障银行体系稳定,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首先系统分析了银行面临的竞争程度对稳定性的影响机制,然后选取2002—2017年间美国4631家银行的平衡面板数据为样本,采用固定效应二阶段最小二乘法,检验了银行竞争程度对稳定性的影响。研究表明:第一,银行竞争程度主要通过特许经营权价值、信贷成本和经营行为三种途径影响银行稳定性,银行竞争程度与其稳定性之间呈"倒U型"关系,且拐点处Lerner指数位于0.35左右;第二,美国银行业在观测期内一直存在过度竞争现象,但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这种现象有所缓和,且行业稳定性逐步提高。鉴此,本文认为,金融监管部门和商业银行应考虑竞争程度对稳定性的非线性影响,并制定差异化的监管政策和经营策略,以促使银行个体在不同的竞争环境中更好地控制风险,提高自身的稳定性。

提高银行业竞争程度是实现利率市场化的必要条件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产品市场改革取得了显著的成绩,目前已基本到位,然而要素市场的改革却严重滞后,长期实行的要素价格管制在有力推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也导致了中国经济的严重扭曲。因此,要素市场改革成为当前与未来改革的重点和难点,其核心则是实现要素价格的市场化。十八届三中全会对要素市场改革也表现出了高度的重视,提出要"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是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基础"。本组专题论文即是围绕要素市场改革的重点和难点这一核心议题展开,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的陈彦斌教授在其创办并主持的"经济体制改革论坛"第3期中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充分的讨论,内容主要涉及国企改革、金融改革、户籍改革、劳动力市场和土地改革等要素市场改革的各个方面。其中陈彦斌的《要素市场改革和国企改革同步才能将要素市场改革落到实处》一文指出要素市场改革对中国经济确实存在冲击,对国有企业的冲击尤为明显,而要素市场改革和国企改革同时推进可以最大限度地降低改革负红利;丁守海的《中国劳动力市场的变革趋势与方向》一文指出我国劳动力市场存在着城乡之间的二元分割和城市内部的二元分割,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问题的焦点已集中至城市内部的二元分割,而要实现城市劳动力市场一体化需要系统的推进各项改革;宋扬的《新型城镇化背景下户籍制度改革的难点与思路分析》一文指出制约户籍改革制度的主要原因在于地方政府缺乏改革的动力及巨额的改革成本,公共福利的均等化是目前户籍改革的核心;郭豫媚的《提高银行业竞争程度是实现利率市场化的必要条件》一文指出中国银行业竞争程度低严重阻碍了利率市场化的进程,只有构建竞争性的利率市场,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市场利率化;陈小亮的《解决土地问题的关键是落实农民土地使用权》一文指出农村土地问题的症结是土地产权不明晰,但解决土地问题的关键并非界定土地的所有权,而是要确保土地使用权真正落实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