诉讼代理抑或诉讼代替——清代抱告制度的表达与实践

虽然近代学者多将抱告制度理解为中国古代的诉讼代理制度,但从制度设计上而言,两种制度是不同历史和制度环境下的产物,差异十分巨大,抱告为诉讼代替制度。需要指出的是,制度的表达和制度的实践并不相同,在司法实践运作中,抱告制度也会呈现出诉讼代理的特性。讼师能够通过以抱告的身份参与到诉讼中来,这使得表达意义上的诉讼代替制度成为事实上的诉讼代理制度,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抱告与诉讼代理在司法实践中呈现出一致性。同时,以往对于讼师的研究认为讼师仅仅是居于幕后的人物,现在发现讼师是有可能在公堂上出现的,而抱告正是为讼师上堂提供了一条"暗渡陈仓"之策,这也是一个重要的发现。

论罗马私法和中国官僚法的诉讼结构

诉讼结构决定法的形式甚至内容,这一深层结构可以直接追溯到文化中的权力关系、正义观念和信仰。不同的信仰背景的文化会造成迥然不同的诉讼结构。罗马法的诉讼结构是以神示(oracle)正义信仰为基础的"竞技型诉讼",中立的第三方被认为是"神示的受托者",因此判决(法)乃是神示正义。中国传统的诉讼结构则与神示信仰无关,对政治权力全能全知的信仰导致了一种极端政治化的诉讼结构:代表皇权的"州县"听讼决狱,诉讼者从一开始就被置于权力关系之中,对政治秩序的极端关切使得"父母官"与"人犯"处于天然的对立之中,"口供主义"使得刑讯逼供变成诉讼结构中不可或缺的结构性要素。由此形成了一种"反权利"的结构,司法正义和基本人权形成不可调和的尖锐对立。

清代“情理”听讼的文化意蕴——兼评滋贺秀三的中西诉讼观

明清官府审理民间纠纷案件,通常是情、理、法并用而以情理为主,国家的制定法往往只具有参考的意义,并非判决的依据。此种号称"听讼"的司法诉讼模式与西方司法审判的"一断于法"大相径庭,因而成为热议的话题。日本著名中国法制史学者滋贺秀三曾经撰文阐释其根由,以为中国传统的听讼模式与西方的"竞技型诉讼"相较,过于随意而失于"确定性"。此论一出,旋即在海内外法学界产生巨大反响并引发了广泛的争论。从中国文化立场出发,传统听讼模式旨在调整伦常关系,这是其确定性之所在,财产利益仅居于次要和附带性地位,此与西方"竞技型诉讼"重在调整财产关系而轻忽人伦者迥然有别。只有跳出"西方中心论"的视角,才能认识到中国传统诉讼体制和理念的合理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