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汉章句学与基于《春秋》学视角的许郑学术

许慎与郑玄在汉代经学史上占据重要的地位,对后世影响深远。近现代以来,随着学术的分野,通常文字学等小学归于中文,经学阐释则归哲学,许、郑二人之学由此分途。这种情况虽可说明学术研究的细化与深入,但对传统经学不无割裂性理解之虞。经学研究中历来对郑玄之说推崇备至,而对许慎之说较为忽视。跳出传统今古文之争的解释框架,以章句学的视角来看待两汉学术,同时将许郑学术置于两汉章句兴衰、经学兼通的大背景下讨论,在此基础上选取许郑《春秋》学作为切入点,略较其异,以明二人在经学“兼通”方面的不同特点。

政治与学术之间的汉代章句学

在汉代,章句学兼具政治和学术双重属性。作为政治活动,章句学的出现与儒术的兴起相伴,并得到了汉朝政府的大力支持,章句学的主体内容是儒家经典,主要作者是经师和博士;作为学术活动,章句学既包含文字训诂,也包括义理阐释,并由义理阐释而滋生出强烈的学术派性。汉代章句在风格上也几经变迁。在繁盛期,章句的义理诠释部分十分臃肿;到了后期,章句逐渐复归于简约的风格。章句风格的转变与今文经学向古文经学的转变有关。

论赋注批评及其章句学意义

赋注渊源于经学的传注传统,形成于晋代,发展于唐宋,极盛于明清,其中包括自注、他注、单注与汇注多种形式,其中以谢灵运自注《山居赋》(谢注)与六臣注《文选》"赋篇"(选注)为代表,奠定其基本内涵及方法。而作为一种批评形态,赋注又以其经义拟效、名物之类与宏博之象,自成特色,并与评点方式结合,从而形成日见完备的赋学批评之章句学体系。

章句学与两汉儒学风向

两汉作为经学的时代,对其经学的审视可从多个向度展开,解经文献作为经学中至关重要的组成部分,是经学发展中最具有能动性与时代性的方面。经学章句学与文章的章句有关联,却并不等同于文章章句学,章句是一种综合的注释体式,分章析句、依句敷衍、贯通全本,更加确立了经传的附着关系,而且将之前的解经方法会综于细密、贯通的经典注释中。章句是家法的文献基础,代表着儒学专门化的倾向,又被许多东汉儒生所反对,来力图破除官学门户之见及解经的繁琐弊病。章句学与两汉儒学的风向,有着紧密关系。

章句学的发展与得失论

章句学是治学从分章析句入手,通过句读、训诂、考据等手段以明经义和了解文章作法的一种学问。章句学是一个历史的范畴,也就是说,它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含义,其内涵是在不断发展的。它大体上经历了两汉、魏晋南北朝、宋、清几个阶段。

从“词”到“辞”:潘文国章句学思想的启示

本文以潘文国先生的字本位章句学原理为基础,首先指出"语素"和"字"性质不同,各自分别构成了印欧语的"词"和汉语的"词",分析了两种"词"的不同,认为在汉语里存在着"辞"而不是"词"这种语言实体;文章接着总结了潘文国先生关于"辞"概念的基本观点;最后分析这些观点给汉语研究带来的启示。

章句学与系统功能语言学的结合及其在翻译批评中的应用

系统功能语言学在翻译研究中的应用非常广泛,它为语篇分析提供了非常详细而实用的工具,但其在汉语中的应用,则有待提高。与此相比,倒是很多立足于汉语自身的研究却突出了汉语的特点和规律。本文试图将潘文国在汉语研究中提出的"章句学"同系统功能语言学进行结合,并简单探讨了其在翻译批评中的应用。

论章句与章句之学

该文探讨了章句的特征及其与传、说、故等注疏体裁的差别,章句与章句之学产生的时间,以及章句之学兴盛和衰落的原因。作者认为,章句作为一种注疏体裁,出现于春秋末期;而章句之学作为一门学术,则产生于西汉宣帝时期。章句之学在两汉时期兴盛一时,与实行文化专制与学术禁锢的皇帝的鼓励、支持有关,也与经学各派维持与扩充自身势力的需要有关。章句与师法、家法有密切关系,但并不等于师法、家法本身;章句也不是今文经学派所专有。章句之学后来渐至繁琐,遭到诟病,并最终走向衰落,原因不仅在于它是一种封闭的学术体系,而且在于它的注解方式对于阐发义理存在先天性缺陷。

赵岐《孟子注》:章句学的运用与突破

本文考察了赵岐《孟子注》的学术方法及思想理念。文章认为，赵岐在研究《孟子》时，首先对汉代经学的治学体例作了变动，其次又以人情作为阐释的基础。文章具体解析了《孟子注》的章句特点，并对人情的理论内涵作了辨析。

两汉经学与今文章句

汉代章句之学,关乎古今学术升降轨辙,至为重要。虽在涉及汉代学术的论著中多必提及,但至今未见有予详论者。故特甄集材料,条叙流别,总括原委,以为研究两汉经学史之一助。 1 康有为在《万木草堂口说·袁稿》中尝谓:“汉儒经术约有二派:一微言大义之学,一章句之学……盖是时二派已分道扬镳矣。”按康氏试图分汉代经术为微言大义之学及章句之学两派,似不审。汉代经学基本可分为今、古文两派,两派治学方法各有特点。故欲究汉代经学流派,不能不以今、古之分为基点,进而辨明两派各自的治学宗旨。此乃研究汉代经学流派的不二法门。康氏之言恰有昧于此。

从文学写作教学视域读《文心雕龙·章句》

《文心雕龙》全面展示了文学自觉时代的文学观和理论建树。全书共设五十篇,理论浑然而严整。其中,从《神思》《情采》《声律》《章句》到《总术》诸篇,是对文字美的规律和文学表现手段等方面的专题讨论,属于“剖情析采”的创作论部分,堪称全书最具价值的核心理论。《章句》篇是对汉魏以来的章句学进行空前的科学总结而形成的创作理论名篇,该篇不仅对经典的分章析句进行了深入的理论阐发,而且从创作的筘构与技巧、诺篇与布局中探求出行文的规范与准则;不仅阐明章句在形式上要前后呼应,而且强调章句在内容上应气脉贯通。

再论章句与章句之学

章句与章句之学是两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概念。善于阐发义理的章句体训诂著作的繁荣是章句之学发达的主要表现形式,但章句之学的衰落却与章句体没有必然的联系。章句之学的没落与其闭锁、今古文之争以及政治环境的改变有直接联系。

章句之学衰落原因新探

章句体训诂著作的繁荣是章句之学发达的主要表现形式,但章句之学的衰落却与章句体没有必然的联系。"义理"并非章句之学衰落的主要原因,章句之学的衰落与其封闭的治学特点、今古文之争的失利以及政治环境的改变有直接联系。

“章句”“章句之学”和“清议”“清谈”

介绍何为"章句""章句之学"和"清议""清谈",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在历史上有过什么作用。由此提出,我们在引用古语成语时应该尽量做到正确无误。

浅析朱熹《大学章句》

朱熹的《大学章句》将大学之道落实为"明明德"的内修外推过程,以"明明德"为根本,贯穿三纲领的始终。八条目与三纲领相对应,明明德也就是修身的内在表现。在实现止于至善的过程中,要按照八条目的近道顺序进行,即达到"明明德于天下"需要按照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顺序。

元明时期白话的转折与渐进——以《大学直解》《四书章句集注》《四书集注直解》(大学)词语比较为例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许衡《大学直解》、张居正《四书集注直解》都曾对《大学》进行过解读,因他们分处于南宋、元、明三个不同的朝代,通过对这三部书《大学》篇所用词语异文的比较,能够直观地反映汉语词汇的发展变化,特别是文白词语的替代与转换,并借以观察一定历史时期内文白转型的趋势。

汉代章句与《白虎通义》

从形式特征看 ,《白虎通义》与汉代章句不同 ,但二者之间又有渊源关系 ,且都以经和诠释作为构成要素 ;从内容特征看 ,二者相同 ,都重在义理阐述。这种异同关系表明 ,《白虎通义》不是一般的章句 ,而是特殊的章句———皇家章句。

成亦经术,败亦经术:西汉经学教育的价值转向

经术是西汉“独尊儒术”政策下的产物。因大一统政治格局的治理需要,西汉统治者亟需运用儒家理论来解决国体人事之难题,一批儒者与时俱进,通过策、奏疏、谏书等形式,发明经书义理,辨知政事之是非得失,以裁决时事,经术便应运而生。为求致用,西汉经术经历了从“缘饰儒术”到“霸王道杂之”的发展之路,并积淀成儒学素养与政事素质并举的人才观,有效地提升了儒学的社会地位,推动了西汉经学教育的发展,并内化为经学教育的价值导向。但经术的唯求功利所引发的经说歧见迭出,导致皇权对儒经解说的绝对掌控,博士分家而立又加剧了经说的纷争,章句之学由此兴起,给西汉经学教育发展带来了明显的负面效应。

宋学的发展和演变

宋学在对古代儒家经典的探索中，形成与汉学迟然不同的新思路、新方法和新学风，在其创始阶段（庆历新政前后），即表现出疑经等重大特色。它摆脱了汉儒以来章句之学的束缚，以通经致用为目的，重实际、讲实用、务实效，以期实现“内圣外王之道”的最高理想，从而创造了义理之学。不容忽视，宋学的建立与庆历新政有着本质的联系，而范仲淹则起着组织和带头作用。嘉、治平年间，宋学步入发展阶段，形成著名的四大学派，其中以王安石为首的荆公学派占据主导地位，而以二程、张载为首的洛、关理学派终北宋一代则处于形成时期。四派在激烈的政治斗争中，也表现出思想和学术上的重大分歧。南宋一朝，宋学发展到演变阶段，作为它的分支的理学兴盛起来，成为占主导地位的学派；同时与之对立的则有浙东事功派。由于理学把内心反省工夫放在首位，同现实生活脱节，日益走上空疏道路，因此隐伏了必然衰落的因素。宋学的形成、发展以及向理学的演变，无不与两宋以来社会经济、政治的发展变化息息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