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世章嘉呼图克图与蒙藏委员会的矛盾探析

七世章嘉呼图克图与南京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不仅有互相合作的一面,也产生了许多矛盾。双方的矛盾主要体现于四个方面:第一,蒙藏委员会质疑七世章嘉呼图克图为内蒙古藏传佛教领袖;第二,蒙藏委员会欲撤销传统上由章嘉呼图克图管辖的北平喇嘛事务处;第三,蒙藏委员会拒绝七世章嘉呼图克图派宗教代表参加蒙古会议,并否决其提案;第四,蒙藏委员会参事吴鹤龄与七世章嘉呼图克图的政见分歧。七世章嘉呼图克图与蒙藏委员会冲突的本质是宗教与政治的博弈:前者欲保留宗教权力,而后者却努力贯彻“政教分离”原则,反对以七世章嘉呼图克图为首的宗教势力对政治的干预。与民国北洋政府时期类似,这也是中央政府治理蒙藏地区策略转变的典型体现,即由清代中前期的羁縻笼络政策向近代“政教分离”转变。

清王朝对章嘉呼图克图的管理

对章嘉呼图克图的管理是清王朝整个藏传佛教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清朝统治者对章嘉活佛系统的管理既有尊宠与重用的内容,又有要求与惩戒的规定,充分体现了恩威并施、刚柔相济的策略。章嘉呼图克图能够在清代发挥佐治安民、扬善抑恶的重要作用,与清王朝对该活佛系统的成功管理密不可分。

试论清朝扶植章嘉呼图克图系统的原因

文章在认真整理、仔细辨析相关资料的基础上,就清政府扶植章嘉呼图克图系统的原因进行了分析,认为既有加强对蒙古地区的统治、对藏传佛教贯彻"众建以分其势"政策的政治、历史和宗教背景的因素,又与二世章嘉呼图克图道行至高、才能卓越密切相关。

历辈章嘉呼图克图与达赖喇嘛的师徒关系

历史上,藏传佛教格鲁派"四圣"之中,前藏甘丹颇章的达赖喇嘛与后藏喇章坚参吞波的班禅额尔德尼两大政教领袖历辈互为师徒较广为人知。事实上,历辈达赖喇嘛与国师章嘉呼图克图之间也拥有互为师徒的关系。根据相关记载,历辈达赖喇嘛与章嘉呼图克图之间的师徒关系始于五世达赖喇嘛认证一世章嘉为其上师帕邦喀巴·班觉伦珠的转世。此后,彼此曾持续在对方灵童之寻访、认证、坐床、授戒、学经、选任摄政……等重要事件中扮演重要角色。直到清末,六世章嘉呼图克图圆寂后,嵩祝寺僧人还远道赴藏请示灵童转世事宜。两位大师关系之密切,及其对藏传佛教世界政教事务的影响,并不亚于达赖与班禅。

章嘉呼图克图与五台山佛教

中国是一个幅员广大的多民族的国家。就其宗教而言,喇嘛教和回教就平分了中国的西北部。仅就喇嘛教育,就分布于西藏、青海、内蒙、外蒙等地。因此,正确对待宗教信仰,就是关系到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的大事。清高宗乾隆皇帝说: 本朝之维持黄教,原因众蒙古素所皈依,用示尊崇,为从宜从俗之计。(《卫藏通志》卷五) 盖中外黄教总司以此二人,各部蒙古一心归之,兴黄教,即所以安众蒙古。所系非小。故不可不保护之。(《高宗纯皇帝御制喇嘛说》)

章嘉呼图克图研究现状评析

历史上,藏传佛教对蒙古地区产生过深远的影响。其中,章嘉呼图克图作为“世掌蒙古”的宗教人物,对蒙古地区影响较深。关于章嘉呼图克图的研究,目前相关著作和研究论文数量偏少,仍存在研究写作空间。研究章嘉呼图克图,是基于对历史走向的继续探研,具有历史延续性。同时,也对服务现实和解决问题能有所启示。

清代第三世章嘉呼图克图的历史功绩研究

我国作为一个历史悠久的统一多民族国家,各民族长期以来交往交流交融,汇聚成了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共同书写了源远流长的中华民族历史,共同缔造了辉煌灿烂的中华民族文化。清雍正、乾隆时期,国师章嘉·若贝多吉(1717-1786)在清朝统治者的支持下,凭借自己的智慧才能,忠实履行清朝中央边疆治理的政策方略,努力践行辅政安邦、饶益众生的历史使命,为促进清代汉、藏、满、蒙等各民族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清代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巩固作出了杰出贡献。

民国时期第七世章嘉呼图克图在内蒙古的宣化活动述略

20世纪30年代,藏传佛教四大活佛系统之一的第七世章嘉呼图克图罗桑贝旦丹贝仲美,在抗日救亡运动的历史背景下,以"蒙旗宣化使"的身份,受命赴内蒙古地区进行"宣化",以阻止德王等人发动的内蒙古"高度自治"运动。章嘉呼图克图的宣化活动对宣传国民政府的对蒙政策,强化蒙古族民众的国家认同,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维护国家和中华民族的统一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论三世章嘉呼图克图的文化贡献

作为清朝最杰出的藏传佛教高僧,三世章嘉呼图克图不仅在政治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而且在佛教文化建设和传播方面也做出了多方面的贡献:撰写大量的佛学著作,主持翻译佛教典籍,创制满文经咒新字,指导佛教造像,主持修建寺院等等。

为中国统一而奔走的蒙古传教士——章嘉呼图克图

在现代化进程原则中往往把宗教势力从国家权利分开,这一做法至今为止一直是研究宗教与民族主义之间错综复杂关系的障碍。宗教民族主义成为一种不可命名的事物,因为按Benedict Anderson流派的现代理论家所提出的理论性定义,民族主义属于一种非宗教性行为范畴,但是宗教一旦掌控了民族主义的走向,它就经常被排除在范畴之外,被定性为非西方的和非理性的,或者只是简单地被认为成近代化进程中不成熟的封建残余。

章嘉国师与五台山

章嘉国师,即三世章嘉呼图克图,名业西丹毕蓉梅,亦名若必多吉,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正月十五日生于甘肃凉州西莲花寺附近的一个牧民家庭.康熙五十八年(1719年),经理藩院奏准,被认定为二世章嘉的转世灵童。次年,迎请至青海佑宁寺坐床,成为三世章嘉呼图克图。雍正元年(1723年),青海发生了罗卜藏丹津之乱。时三世章嘉在乱军中,雍正皇帝恐其受害,“谕令延请至京。岳将军年羹尧遵命,派人护送北行,清帝躬自慰问。帝信佛法,与前辈章嘉尤结深缘,一见如故。龙目潸然”(《第二世土观语自在法海传》)。遂命三世章嘉跟随驻京掌印喇嘛静修禅师二世土佛活佛学习经典,“三妙俱备,稍学即成”(《穹庐集),第397页)。时雍正皇帝还令他与爱新觉罗·弘历一起读书。

清代五台山汉藏混合样式寺院的成立——以镇海寺为例

通过历史资料,解读明清代五台山镇海寺中章嘉呼图克图灵塔的建立。揭示了一座汉藏混合样式寺院的形成过程。通过清代乾隆年间镇海寺的发展,揭示五台山地区汉传佛教和藏传佛教相互融合以及相互影响的实态。并认为这样的局面是由宗教的权威与世俗的权力相互作用推动形成的。镇海寺中一组塔院的成立真实地反映了清帝国的宗教政策和皇帝的意志。保留寺院中主要汉传佛教建筑物,在别院中建立藏传佛教灵塔形成塔院是汉藏混合样式寺院的新形式。

《清文翻译全藏经》编纂时间考辨

《满文大藏经》原题《清文翻译全藏经》,是乾隆年间继《四库全书》之后的又一项文化巨著。全藏由大乘《大般若部》《大宝积部》《大集部》《华严部》《大般涅槃部》和小乘《阿含部》及《大乘律部》构成,共计三千六百七十六卷,装潢一百零八函。乾隆五十五年翻译完成后,刊印十二部,收贮武英殿、雍和宫、布达拉宫等处。学界关于满文《大藏经》已有研究,多集中于版本、收贮情况等方面。关于编纂时间问题,前辈学者虽有探讨,尚存有考辩空间。本文依据《清宫内务府奏销档》等满汉文献,提出全藏经始纂于乾隆三十九年的观点。

五台山寺庙览胜(一)

镇海寺镇海寺位于五台县台怀镇南5公里处,清水河西侧的一座小山岭上。台山公路从寺前山脚下通过。站在公路畔西望,可见丛山峻岭上岚气飘绕,满坡树林碧波生辉。在大自然的锦绣屏障中,突兀伸出一条小山脊,犹如大陆半岛,其间长满挺拔高耸的劲松,又显得碧翠凝重。透过松林,寺庙的红墙白塔似现非现,神秘变幻。

康熙捏制土族“哈浪烧麦”的故事

传说清朝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农历七月的一天早晨,互助威远镇小庄村"里院家"(祁氏五方门)老阿爹天麻麻亮就起了床。

名垂史册的土族历史名人

土族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有着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勤劳勇敢,开拓奋进,民风淳朴,他们对中华民族的繁荣兴旺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在历史的长河中,土族中涌现了无数仁人志士,他们名垂史册的功绩,既是中华民族的骄傲,也是值得我们永远铭记的。目光远大的土族先民。

论藏传佛教章嘉活佛系统的社会功能

作为清朝、民国时期重要的藏传佛教活佛系统,章嘉呼图克图负责北京、内蒙古、青海等地的藏传佛教事务。它忠实履行中央政府治理边疆地区的政策和方略,在政治、文化等方面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深入剖析章嘉呼图克图活佛系统这一个案,有助于我们进一步理解藏传佛教的社会功能。

历世章嘉活佛与藏传佛教的联系

章嘉活佛是清代藏传佛教四大活佛(达赖、班禅、哲布尊丹巴和章嘉呼图克图)中最重要的活佛转世系统之一。正如乾隆皇帝在《御制喇嘛说》碑文中所说:“我朝惟康熙年间,只封一章嘉国师,相袭至今。”从康熙皇帝开始,历世章嘉活怫在清朝宫廷中占有非常突出的地位,他们不仅勤阐经典,宏扬佛法,蒙福众生,而且在朝廷与西藏和蒙古的联系中发挥过重大的作用。为便于了解历世章嘉活佛的生平及其对祖国的贡献,笔者根据藏、汉文史籍的记载,在此作一简略介绍,不妥之处,冀望赐正。第一世章嘉活佛,名扎巴沃色(gragspa vod zer),于明万历六年(1578)诞生在青海省互助县红崖子沟张家村。幼年即能勤习经典。

延伸阅读:把雨花阁放进展厅

在“祥开万象——故宫与西藏文物联展”策展过程中,一直在琢磨午门正殿的展陈内容。午门有三个展厅,其中正殿展厅是整个展线的中心,一个体现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主题展览,正殷该展示什么呢?按理说,正殿应展示西藏宗教界重要人物在维系西藏地方与中央的关系中所起的作用和中央的治藏政策,如与松赞干布、八思巴、达赖喇嘛、斑禅额尔德尼、唐太宗、忽必烈、永乐帝、乾隆帝、章嘉呼图克图等重要人物相关的历史事件、政策及文物,这未尝不可,但容易落入形成以西藏地方为中心的发展史中,失去故宫的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