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的突显与经学态度之弊:章学诚“六经皆史”说重估

在后经学时代重估章学诚“六经皆史”说的意义,可以看出事的突显与经学态度之弊。“六经皆史”说强调“言—事—道”三元二重结构。六经之载道,乃是通过明述事的方式显示道。依照经学态度,“言—事—道”三元二重结构中居间的“事”失落了,只剩下言与道,二者之间也被误解为明述关系。如此,言蜕变、异化为离事之“空言”。事变,道亦变,故道不备于六经。经学态度误将关于道的默会知识当作明述知识,误将“语意”(话语意义)化约为“语义”(语句意义)。把握“语意”需要作为默会能力的“神解”和作为学习之方的“效法”。经学态度之误,不仅在于不足以发明六经所载之道,而且还误在通过六经把握恒久之至道的雄心。作为历史撰述的言实际上也是事之一种。历史撰述在双重意义上做事:通过观念层面的“作”达到现实层面的“作”。

重访章学诚及其弟子史致光

作为章学诚的弟子,史致光是一位长期被学界忽视的人物。他曾于乾隆五十二年考中状元,之后位极云贵总督、左都御史。史致光政治命运的改变,是章学诚教育理念在实践领域结出的硕果。重访章学诚与史致光的学术交往、人生轨迹与历史回响,可以管窥在章氏学问不为时人理解的时代,章学诚通过与史致光的交流互动,传递自己的学术主张,诸如他史学研究的进展、学术创见的提出、对学术风气的评骘、与乾嘉诸老的学术交锋等,形成了乾嘉历史考证学之外的一股学术潜流。虽然史致光在章学诚的学林网络中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但是他因学优则仕,未能继承发扬章氏的学问,以至百年之后鲜为人知;而章学诚的学术识见作为暗流,在后世则大放异彩。

程千帆对章学诚学术思想之发挥及其典范意义

程千帆自称平生服膺章实斋之说,不仅继承并发展了章学诚《校雠通义》,创作出具有新境界的《校雠广义》,将校雠目录学发展到新境界,而且在以选本形式而成的文学理论著作《文论十笺》中选入《文史通义》五篇文章。就论述的深度和重视度而言,程千帆无疑是阐发章学诚文论思想的第一功臣。程千帆对章学诚所谓“专家独断”之学不仅有深入理解,而且继承和发扬了章学诚的这种为学精神与学术方法,并将其成功运用于自己的学术研究。以此为起点,程千帆综合中西文论,将考据与批评结合,建立了一种文献学与文艺学完美融合的两点论文学研究方法。古典文学大家程千帆的学术历程作为典型案例,充分表明章学诚学术对现代中国的古典文学学术有深刻影响,在继承、发扬并创新前人学术精神方面,为学术界树立了典范。

章学诚思想研究典范之作——评陈其泰教授解读《文史通义》

陈其泰教授解读《文史通义》一书系统阐发了章学诚重构经史关系和发展史书编纂体例的贡献,阐释了章学诚对“道”的探索、重经世贯通的学风和独特的教育思想,对于建设史学理论领域自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有重要意义,为章学诚思想研究的典范之作。

天授者何?章学诚的神秘体验与性情论阐发

章学诚的个人回忆中有一段神秘的“天授”经历,在这一神秘体验的背后隐藏的是章学诚对性情论的重视。透过这一富有神秘色彩的“天授”经历,性情的重要性被提升至天授于人的高度。性情是每个学者内在的直观性的体现,应自由发挥而非被世俗世风所裹挟。在极度重视客观实证主义的乾嘉考据学时代,如何达到学、性、情三者的和谐统一,不为纯智识主义压制而丧失个人主体性的发挥,避免学者沦为纯粹考据的机器,成为章学诚反思的重点。性情论对于今日反思绝对的客观实证主义,重拾史学的人文性提供了一定的借鉴。

章学诚文章写作教育观论略

章学诚在长期的教学实践中积累了宝贵的写作教育经验。他以史学家的宽广视野考察作文教学,提出了一些独到观点,主要有:文史并重、迎机善导的初学入门观;倡论文德、积养学问的主体建构观;言之有物、有补于世的文章美学观;注重整体、先后有序的文体训练观。虽说章学诚主要是针对八股文写作教学而言,但放在今天看,其贯通文史、博综诸学的写作教育主张仍具有深刻的普遍意义和很强的现实针对性、指导性。

冲突下的暗合:论阮元与章学诚的学术交集

阮元与章学诚虽然学术风格迥异,亦无直接学术联系,但却不乏学术交集,主要表现为:阮元不仅阅读甚至选刻过《文史通义》,将其作为《国史儒林传稿》的重要史源,而且对清代浙东史学颇为关注,为浙东学人依次立传,与章学诚晚年撰写《浙东学术》的举动正相映照。在史学观念上,阮元提出必须借助历史文本分析的方法,从中体察史家之“命意”,亦与章氏“史意”说相发明。凡此种种暗合,根本上源于二人经史观的契合,尤其是对史学经世价值的高度重视。章学诚强调“六经皆史”,以史统经,阮元亦以史学为一切学问致用之前提,这一相似的史学情结及其所暗含的强烈的现实主义的学术情怀,是阮元与清中叶其他有识学者理解和接受《文史通义》的重要前提,他们构成了《文史通义》最早的阅读群体。不过,阮元对理学思维的排斥,又决定了他对《文史通义》和浙东史学的认知是有限的,甚至是割裂的,他所感兴趣的主要是后者“重史”的观念和“经世”的旨趣,以及部分具体的历史编纂学主张和史传作品,至于章氏那套最为核心的主于逻辑推演和理论建构的偏形而上的“独断之学”,则较为排斥。这一思想局限,是乾嘉时期普遍重材料而轻理论的学风流弊的缩影,也是章学诚生前难以跻身主流学界的主要障碍。

从《书教》看章学诚的历史编纂思想

章学诚在《文史通义·书教》中集中阐发了自己关于历史编撰学的重要见解。通过对《尚书》“疏通知远”意义的阐释,将古今史籍分为“撰述”与“记注”两大类别,从而在学术源流上分析了史书体裁的发展演变和长短得失,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创建新史体的见解。这些观点对近代以来的通史撰述产生过很大影响,在今天仍然具有宝贵的学术价值和理论价值。

走近真实的章学诚——陈其泰先生《文史通义选读》书后

陈其泰先生近来选读的《文史通义》,是继叶瑛先生校注本之后又一部成体系的经典导读之作,其特点主要有三:一是以“章氏遗书本”为底本,选篇精当,在版本和篇目上突破了以往注本多囿于“大梁本”的局限,且名为选读,实则所论远超篇目所及,体现出对章氏学术体系的贯通性思考。二是以历史、纵贯的眼光审视章氏的思想,将其学术主张严格置于乾嘉学术史和古代史学史的双重背景下加以考察,对于章氏思想的生成和意义作深刻揭示。三是从方法论的高度总结章氏治学经验,对于章氏勇于立言的精神、强烈的现实关怀和突出的辩证思维等,作了深刻阐释。此三项,不唯有助于深化对章学诚思想及其时代的认识,对于加强史学史和思想史的研究亦有重要的范式意义。

章学诚档案学思想之我见

本文通过对章学诚生活的时代背景的阐述,以及章学诚档案学术思想的几个重要方面的论述,分析了章学诚档案学思想的特点,以期为当今档案学和档案工作的发展提供一些思想和理论的参考。

性情·风气·识裁:章学诚论朱陆异同

朱陆异同是理学史上一大公案,与前贤不同,章学诚认为,朱陆异同根源于“沉潜”与“高明”两种性情之差异,而朱陆后学陷入争讼,乃是囿于“循环衰盛,互为其端”的风习而不自知,只有拥有证之于事与理的“独断于一心”的识裁能力,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朱陆之争。章学诚的朱陆异同论超越了宋明理学的论学藩篱,以性情、风气、识裁的观念,打开了朱陆异同的智识主义论域。

论章学诚对宋明理学与乾嘉考据学的批评

理学作为宋元明清四朝的官方意识形态,章学诚能以较为客观的辩证观点视之。一方面对理学末流大加挞伐,认为其外轻经济事功,内轻学问文章,空言天性义理,严重脱离社会现实;另一方面对通经服古的程朱之学持肯定态度,指出宋儒的“躬行实践”,仍是值得后人效仿和借鉴的正确方法。考据学为乾嘉学术之主流,章氏指出考据学的弊病在于注重征实,而忽视对义理的掘发,未能真正领会古人删修考订的用意和治学的要领。为此,章学诚倡言“六经皆史”说,强调经世致用,这既是对理学空谈性命义理的猛烈抨击,也是对考据学严重脱离人事的有力针砭。

“易象通于比兴”:章学诚比兴诠释的学术史意义

章学诚的比兴诠释植根于特定的时代与学术背景,针对比兴之公共性及其象喻传统的失落而发。“易象通于比兴”命题的标举,正在于揭示比兴在官师合一、文道合一的时代作为公共符号的深层文化原型,以及作为兴情传统与象喻传统的历史根源。章氏一方面积极肯定比兴的兴情传统及其价值,另一方面又力图重振比兴即象取义、联类比推的象喻传统,其目的并非求证比兴作为文学特质的审美自律属性,而在于重建比兴的公共符号性质,回归文道合一的理想之境。此一主张,内在地寄寓着学问之道指向当前治道人心、关怀社会、介入现实的精神旨趣。

章学诚的《史记》观——以陈其泰重新解读《文史通义》为中心

章学诚关于《史记》的评论散见于《文史通义》各篇,乍看不成体系,实际最能抓住《史记》的撰述宗旨和精神,评价也甚为恰切,与同时期考证学家的学术取向迥异其趣。陈其泰重新解读《文史通义》,透过表象看到本质,揭示出章学诚《史记》观的三大核心问题:准确把握《史记》的宗旨和成就;驳斥无识者加在司马迁身上的诬妄之词;中肯指出纪传体的重大缺陷及改革方向。这些新的解读,让章学诚和司马迁之间的学术关联清晰地呈现出来。

“《易》之象”与“《诗》之比兴”异同——章学诚与钱锺书的对话

“《易》之象”与“《诗》之比兴”是中国古代文论中的两个重要概念,它们同中有异,异中有同。在《文史通义》和《管锥编》中,章学诚与钱锺书辨析了它们在思维表达上的相通以及目的、作用等方面的差异。结合章学诚与钱锺书的学术研究范式来考察其关于“《易》之象”与“《诗》之比兴”关系的论述,则章学诚以史家之意贯通六经,“《易》之象”与“《诗》之比兴”归究于史意;钱锺书以文人之心打通四部,“《易》之象”与“《诗》之比兴”区别于文心。

殊途同归:对训诂与义理的双重超越——章学诚与戴震阐释学思想探微

中国阐释学的建构,可从传统中寻到滋养。训诂与义理,是中国儒家阐释传统中两条清晰的路径,千百年来此消彼长,亦有辩证统一。到了集大成之清朝,戴震与章学诚看似针锋相对,其实两人都致力于超越训诂与义理二元对立的阐释模式。章学诚以校雠为方法,建构以史学为中心的阐释思想;戴震以考证为手段,致力于明晰义理。二人在考证之风盛行的乾嘉时期,一隐一显,一者不掩锋芒,直书己意;一者以考证为掩饰,有志闻道,可谓是殊途同归。

《(乾隆)天门县志》与章学诚方志编辑思想的发端

《(乾隆)天门县志》虽未直接署名“章学诚纂”,但是章学诚曾深度参与并将自己早期的方志编辑思想融入其中。《修志十议》中的观点在《天门县志》编纂过程中得到了实践;《方志立三书议》的思想也从编纂《天门县志》的实践经验中萌发。因此,《天门县志》既是章学诚学术生涯的起点,也是其方志编辑思想的重要源头。

章学诚思想中经史意蕴新探

在乾嘉学术的发展历程中,章学诚以其对史的孜孜探求和思索,呈现出鲜明的学术个性。通过结撰《文史通义》《校雠通义》等,他以史为枢纽,建构起一套对历史的贯通性认识,并对经史关系、经史与道的关系等提出新见解。在章学诚看来,史乃由专人掌管记载国家制度因革损益实迹,并体现先王之道的载体;经史子集四部之分,是后人对学术源流的误解,而论其根源,四者实为一体,或者说史可包含经子集,即史贯四部。章学诚之所以另辟治学门径,以史学为志业,固然想借此辨章学术、考镜源流,著述成一家之言,纠时代学术风气之偏弊,但更为重要的是,他认为史与道密切相关,治史的旨归在于彰明先圣、周孔之道。此一思想取向,表明他在治学门径上与同时代学者存在差异。不过,章学诚的由史明道,与戴震、钱大昕等学人的通经明道,亦有相通之处。正是他们的共同努力,才促成了乾嘉学术与乾嘉学派的定型,并将清初以来“以经学济理学之穷”之学术思潮推向新的境地。

冲破传统还是封建的枷锁——从《文史通义》部分篇目浅析章学诚妇女观

在章学诚所著的《文史通义》中,《妇学》篇、《<妇学>篇书后》篇与《永清县志列女列传序例》篇都体现出他的妇女观念,他能够突破长久以来封建社会对妇女的狭隘偏见,破除对妇女能力、才华和地位的贬低,展现出一定的进步性。但同时,由于其时代背景以及其经学背景,即受程朱理学等的影响较大,仍旧表现出明显的局限性。这种矛盾使章学诚的妇女观呈现出复杂不一,进步性与局限性并存的特点。

章学诚的史学批评理论及其借鉴意义

章学诚的史学批评理论内容丰富,从经世致用的史学批评目的论,到注重史义,到区分文史关系,形成一个比较完整的史学批评体系。他还提出史学编纂的基本要义和原则,强调史学家修养和正确开展史学批评的方法,在300年前,能有这样的关于史学批评的完善意见,应该说是很不容易的,是中国史学批评史上的重要成就和高峰。回顾和反思这些理论,对于我们当下史学理论和史学批评的研究是有启示和借鉴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