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古佛教经学中的章疏传统

中国佛教经学中的章疏传统,包括义章和义疏两类文体。两者是中古时期僧众解释佛经的两种基本模式:义章通释经典大义与核心名相;义疏则“依文释义”。两者一经一纬,共同构成中国佛教经学诠释学的两个基本维度。这一传统在隋唐时代逐渐定型,并与“论”形成严格区分:不能将章疏归入印度佛教“经律论”三藏中的“论藏”一类,也不能将之归入中国传统文体中的论著一类。这一时期,僧众以义章与义疏共同解释同一经典,如《成实论》《摄大乘论》《杂心论》等,是章疏传统的重要表现。对义章的界定,当以义疏为标准,义章是义疏发展到一定阶段的结果,具体而言,义章是将义疏的解释方法,应用于事数名相、经典大义等解释的产物。

《辨学章疏》

1616年,南京礼部侍郎沈漼连上三道奏疏,攻击天主教,罗织了传教士三项罪责：第一,变乱历法,这项指控,其实就是针对传教士进入钦天监修历一事说的,他指出,传教士依照的是远夷的历法,变乱了中国自尧舜以来就坚持的正朔;第二,传教士及中国教徒,不敬祖宗,只敬天主,破坏中国伦常,是不忠不孝的表现;第三,传教士用小恩小惠,广收＂贪愚之徒＂。

“事天之学”如何“补益王化”?——从《辩学章疏》透视徐光启的基督教信仰

徐光启所著《辩学章疏》是研究徐氏思想的重要文献,从此文我们深入到他的内心世界分析其宗教信仰以及中国传统儒学的色彩,如徐的基督世界往往与复古思绪和原始儒学相结合等,另外徐氏的大胆社会试验的构想亦体现了创新精神。无论怎样,深谙基督教义的徐文定公首先是一位基督徒,而其内心中的儒学因素不应被认为与其宗教信仰相龃龉。

论苏轼公文的创作特色及现实意义——以《乞将台谏官章疏降付有司根治札子》为例

苏轼是宋代重要的文臣,其公文不仅在创作风格上自成一家,还有一定的现实意义。《乞将台谏官章疏降付有司根治札子》就是其公文的代表作之一。本文就以该篇公文为例,从写作背景、思想内容、创作特色、现实意义4个方面对苏轼公文的创作进行简要探讨。

“文字”的意义——论宋哲宗亲政时期的修史、编类章疏与看详诉理文字

北宋哲宗亲政时期,有三件引人注目的政治事件:重修元祐《神宗实录》、编类元祐臣僚章疏、对元祐看详诉理所之旧案重加审定。这些事件一以贯之的主题,是对之前元祐时代留下的不同类型"文字"的处理。而"文字"的背后,是士大夫的议论、思想、立场。在北宋中后期,士大夫群体的议论和相关的"文字",是其成长、参与政事的体现,也代表了一种北宋立国以来日积月累形成的政治文化传统。因此,哲宗亲政以来针对士大夫"文字"的政治整顿,抓住了士大夫的要害所在,既达成了时人党同伐异的政治目的,更重塑了整个士大夫群体的面貌,深刻改变了北宋的士大夫政治传统。

古代贴黄、引黄制度的发展

贴黄、引黄制度始于唐代.所谓贴黄,也称押黄.唐制规定,秘书人员在拟制敕书时,有写错或谬误之处,须在错处贴上黄纸,在黄纸上改正.这是唐朝首创的一项公文纠误制度.

徐光启的新视野

在明末清初发生的中西文化碰撞与交汇中,涌现了一批具有新的眼光与新的视野的中国学者,徐光启就是其中之卓著者。他作为一个科学家和中国“圣教”的“开教柱石”,向来为后世学人所重,但作为一个开一代学风与文风之先河的学者,却久被学界所疏。因此,本文试就徐光启文章中所运用的新词汇入手,对其新视野作一初步探讨,以助于我们对其人其作的再认识。

略论时事小说的思想特征

时事小说是中国章回小说发展到明末清初,从历史演义中衍化出来的一个创作支流。它直接取材于现实生活,“动关政务,事系章疏”①,反映明朝末年发生的重大政治事件,在当时以及后来都产生过重要的影响。总的说来,明朝末年的政治局势反映在时事小说里,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1)魏忠贤事迹及客魏阉祸,(2)辽东事件;(3)李自成事迹及农民起义;(4)东南人民的抗清斗争。时事小说的作者们抱看“

时事小说兴起原因探

我国明末清初,文坛上出现了《警世阴阳梦》、《辽海丹忠录》、《梼杌闲评》等一批反映时事的章回小说。这些作品直接取材于现实生活,“动关政务,事系章疏”,迅速反映明朝末年发生的重大政治事件,其取材原则、创作思想及方法在中国小说史上都别具一格,而浓厚的政论色彩和极强的时效性更是中国古典章回小说中所仅见的。这批小说,目前尚有十余种流存于世,今人统称为“时事小说”。

破坏档案的奸臣贼子秦桧

秦桧为掩盖其降金丑史,利用宰相之权,肆意篡改档案,焚毁书籍,破坏历史文化财富。据《宋史·奸臣传·秦桧》记载,秦桧命其子秦熺,以秘书少监领国史的身份,清理自建炎元年至绍兴十二年的档案五百十九卷“自桧再相,凡前罢相以来诏书章疏,稍及桧者,率更易焚弃”,致“日历时政,亡失已多,是后记录,皆熺笔,无复有公是非也”(《二十五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出版,第6729页)。绍兴十五年(1145年),宋高宗加恩秦桧及妻妇子孙,秦桧更得意忘形,下令禁私史,又对高宗说“私史害正道”,将司马伋所言非曾祖司马光之史书和李光家所藏万卷书,全部焚烧。绍兴二十三年(1143年)“桧请下台州,于谢伋家取綦崈礼所受御笔缴进。

档案的厄运

我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国家,然而历代丰富的档案资源保存下来的却是极少的一部分。这是为什么?著名历史学家徐中舒教授有过中肯的论述。徐老说:我国是文化古国,从历史上看,历代对史书的编修都比较重视,而且还规定了一些为编修史书而汇集档案的制度,但在史书编过之后对档案反而重视不够。这一方面有认识上的原因,认为书修成了档案就没有用了;另外也还有政治上的原因,统治者修成的实录往往与档案上的记载不完全一致,为了防止日后这个矛盾被人发觉,所以在实录修成之后都要烧毁档案。

漠矿录(二)

卷四奏议驱金匪,勘矿路,开厂工,章疏荦荦,此其大较也。顾矿以实边,言之审矣。任事者劳心焦思,方欲以计利而不专言利,兢兢焉夙夜图之。乃事机多变,遂来罄所有以实军储之策。夫罄之,诚是也。若置轮,若凿道,若垦政,仍垂章疏之空言。闵世之君子,所以抚然而起,与前后奏议,都凡二十余,可覆核也。

宗教中国化的历史经验 以徐光启信仰天主教为例

徐光启是明末著名的思想家、科学家,同时也是中国第一代的天主教徒。由于他是当时入教的最高官员,并在南京教案中竭力护教,所以被天主教称为“三柱石”（其余为李之藻、杨廷筠）之一。对于上述事实,学术界一般是公认的,没有多少歧义。不过对徐光启信仰的真诚性问题,却有不同的理解。民国时期就有学者指出：徐光启“从事西教,思窥其象数之学，以救汉宋以来空言论学之失”。

票拟制度与明代政治

明制,外廷臣工章疏经通政使司呈内廷交皇帝阅览后,发至文渊阁,由内阁大学士以皇帝名义拟作批答草稿,用小票墨书贴于奏疏面进呈皇帝,称为票拟,亦称拟票、票旨、条旨、调旨。皇帝如同意内阁草拟,即亲自或交司礼太监以朱笔照批于章疏下发,称为批红。如不同意,则发还内阁重拟,称为改票。或有章疏呈皇帝后不发内阁,不作处理,称为留中。票拟成制,大抵在英宗正统初。

杨昌华和他的“三十六法”

作为一名营教导员,一个普普通通的基层思想政治工作者,杨昌华似乎并没有显现出什么奇特的才干,他的可贵在于,在做好一般工作的同时,能够跳出日常事务的圈子,对自己的实践做一番更深层次的思考。他撰写的《思想政治工作三十六法》,便是他长期思考,深入总结、辛勤劳动的结晶。作为一名从普通士兵成长起来的思想政治工作者,著书立说,杨昌华比别人付出了更多的心血。他现在有两个大专文凭,一个是党政干部基础自学毕业,

金陵刻经处成立120周年纪念祝辞

粤自双林息影,金容掩辉,越七百岁而大乘经教流布中夏,朝野倾心,士庶归诚,名德辈出,贤哲相继,求法译经之隆,创教开宗之盛,云腾波涌,振古无伦。七百岁中,蔚为华夏文化之一巨流,译籍充栋,撰述如林,且于历算、医药、诗词、音乐、书画、雕塑等学艺,亦复穷微臻妙,增胜造极,流风所被,海外幕学,盛唐释宗,远敷遐邦,传习奉行,类世日广。惜武宗毁法,经籍荡然,义学荒芜,传灯无继,章疏不讲,论典尘封,虽千载之中(845～1866),龙象间出,而萧条掩抑,知音寂寥。清末石埭杨仁山居士独能发勤勇心,

王安石新学的训诂学审视

王安石是北宋时代的改革家。公元1067年宋神宗赵顼即位,他是一位颇有抱负的皇帝,有感于国家外串紧迫,内政积弊,想改革现状,富国强兵,以挽救北宋日益明颢的颓败之势。在这样一种政治背景下,他启用王安石为宰相,推行一系列变法措施,其中包括了封官制、兵役、赋税、科举等制度的改革。这是一场很有气魄胆识的改革运动,在中国封建社会发展史上也具有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