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钱玄同日记看章门弟子与五四新文化运动

从钱玄同日记来看,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之前,“海归”何燮侯和胡仁源主政的北京大学就有意引进留日的章太炎弟子,来挤压桐城派“老朽”。钱玄同与“假章门弟子”沈尹默成为《新青年》同仁,是主编陈独秀主动联络的结果。五四新文化运动中钱玄同不少激进的主张,其思想资源来自鲁迅、周作人等章门弟子,甚至还可以远溯到留日时期所阅读到的巴黎《新世纪》杂志。

试析章门弟子的内部分化

在章门弟子内部,曾发生了一些严重分化。其中,黄侃、汪东、吴承仕等人与其他同门的矛盾,主要是因为思想分歧、个性冲突以及籍贯不同引起的;而鲁迅与钱玄同的分道扬镳,则是由于他们后期思想的差异和人脉关系的纠葛所造成。尽管如此,他们相互之间的评价仍未远离学术的轨道,他们的同门情谊也并未完全泯灭。今天看来,在他们身上所体现出来的这种客观公允、不以人废言的精神显然值得后人景仰。

早期章门弟子与晚清国粹思潮

20世纪初,早期章门弟子接受了章太炎所倡导的国粹思潮影响,针对人们"醉心欧化"的倾向予以了严厉批判,并"以保存国粹为职志",缘是呈现出一种浓厚的国粹主义色彩。但历史地看来,他们之所以主张"光复旧物",主要是从排满的需要和对民族危机的独特思考出发;他们之所以反对"欧化",是基于他们对20世纪初中国社会文化思潮变动趋势的深刻体认。与此同时,他们还提出"取今复古,别立新宗"的文化思想,这不仅在当时是先进的,而且对我们当今的文化建设也仍然不失其启示意义。

章门弟子与国语运动

在章太炎的熏陶下,章门弟子大多擅长小学研究,而且他们还运用这种深厚学养,积极投入到国语运动中去。他们首先通过在读音统一会上的联名提案,使章太炎发明的注音字母成为民国建立后颁布的第一套注音方案。此后,他们还积极主持编订《国音常用字汇》和各种国语教科书,促使国语运动与文学革命相结合,从而进一步推动了国语运动的发展。

《“章门弟子”缪篆哲学思想研究》序

时下"国学大师"高帽子满天飞,一些严肃学者避之唯恐不及,如季羡林先生一再请辞此称号,因以印度学见长的他,自认实在不宜名之"国学大师"。这既是季先生的谦德,也是切合实际的评断。"国学"自有其界域,不可滥用,"大师"之名更不应该随便赋予。但国学大师固然为世之珍稀,近代以降还是有的,如王国维、陈寅恪、刘师培、钱锺书皆是,与其并列而立的另一高峰,则是章太炎。太炎先生学问博大精深,在多方面皆有原创性贡献,而关于老子道家之研究,也自成一格,建树独到。近代评老子道家,略有两派,一以"道法自然"为其主旨,乃贯通天地神人之至理;一以阴谋论视之,谓其是乱世道、坏人心之邪术。

章门弟子与五四思想革命

在五四新文化派中,章门弟子较早地就意识到思想革命的重要性,从而将奋斗目标及时转向了伦理道德领域,为新文化运动的深入发展指明了道路。他们继承了章太炎的批判精神,大胆地“覆孔孟,铲伦常”,严厉抨击了孔子及其学说,在很大程度上俗化孔子的圣人形象,并将所谓“六经”予以历史化,由是彻底打破了对孔教的迷信,冲决了封建纲常的网罗,极大促进了国人的思想解放,为五四新文化运动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章门弟子与近代个性解放思潮

在章太炎“依自不依他”之说的深刻影响下,鲁迅等章门弟子早在20世纪初就提出了“任个人而排众数”的个性解放主张。时至五四新文化运动,他们更是积极倡导个人自由,充分张扬了“新文化运动是人的运动”这一宗旨。今天看来,他们对个人自由的呼吁无疑是一种值得肯定的历史观,反映了他们对封建专制的深入批判和对社会进步的美好憧憬。而随着新文化运动的深入发展,章门弟子对个人主义的认识也不断趋于深化。

“章门弟子”考

章门弟子是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上一个庞大的知识群体,这个群体在中国近代语言学、文学、哲学、史学、文字学、医学、佛学等方面都作出了开拓性的贡献,因而在学界备受瞩目。尽管学界对章门弟子这一知识群落从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都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但是仍然存在着诸多不足。如目前学界对章门弟子的研究集中在鲁迅、周作人、朱希祖、钱玄同、黄侃、吴承仕等一些知名学者,对其他领域的大量弟子关注较少.

章门弟子与“古史辨派”

长期以来,顾颉刚倡导的疑古思潮在近代史学界的影响被过分夸大。事实上,至少在"古史辨运动"的策源地——北大研究所国学门,占据主流地位的章门弟子便对之表现出一种十分错综复杂的态度,大多并不曾积极支持"疑古"。究其缘由,这其中既存在学术观点的分歧,又参杂有章太炎的影响以及国学门中微妙的人脉纠葛。

民国时期浙江学派影响中国学术形态的黄金十年(1914—1924)——以章太炎及相关章门弟子为中心

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之间,1914年左右,中国学术曾经发生过一次重要的学风转变。北京各国立院校,尤其是近代学术思想的重镇北京大学,以章太炎学术为首的'浙江学派'兴起,取代安徽桐城派。而后该学派主导了中国学术的核心地带长达十年之久,至1924年后逐渐衰落。本文以'浙江学派'的核心班底——章太炎东京讲学时期收授的弟子入手,解读在'西学东渐'大潮下,浙江学派影响中国学术形态的各方面情况。

试论鲁迅早年学术思想与章太炎影响

近代中国革命是大批知识分子涌跃参加的社会运动。因此,学术思想成为整个近代思想的一个组成部分,与其他思想部门互相渗透、互为参照。在鲁迅早年思想体系中,学术思想占据着特殊的位置,并为以后的学术实践奠定了基础。要准确说明鲁迅早年学术思想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不能不赖助于背景研究,而著名学问家的影响又是整个思想背景的一部分。本文无力亦无意进行背景或影响的全面探讨,仅只考察章太炎的学术理论与实践对青年鲁迅的影响,以大致勾画出鲁迅学术思想的最初发展轨迹。

章太炎学问的境界与限度

近代学术史上,章太炎的学问广博艰深,门下弟子成名者甚多,其地位鲜有能出其右者。但是论到具体的方面和程度,却几乎都已经被超越。古文经学不及刘师培,音韵训诂被黄侃突过,佛学则并非所长。诸子学虽然精进,却不宜用佛学、哲学的观念解读。医学尤其是纸上谈兵。受鲁迅评价的影响,章太炎研究长期头重脚轻,清季革命浓墨重彩,民国时期以后则认为拉车向后。其实章太炎回到中国的观念看中国的学术政治,民国时期论政立意未必不好,学问更是大为纯熟,应当深入研究,以求前后平衡。

学精功伟:章太炎国学演讲会与国魂塑造

国学大师章太炎先生从1906年至1936年,先后在东京、上海、北京和苏州等地举办国学讲习会,以较为通俗的语言向社会各界宣传国学,激励种性,增进爱国热肠。章太炎的国学演讲以经学为基础,对经学的基本问题作了较为全面的阐述;以小学为主要内容,尤其强调研究小学的意义和方法;章太炎对诸子学的演讲有着强烈的政治理想,其目的是要在近代历史条件下重新认识诸子的是非和文化价值;同时,章太炎在演讲中十分强调文学与社会发展之间的密切联系,希望从文学的创作中找到时代盛衰的因素。章太炎国学讲习会对国学做了一番彻底的总检讨,赋予国学以新内涵,期望重塑中国之魂,给国人以强烈的爱国情怀和文化自信,并培养了一大批国学专门人才。

师门内外:论章门弟子的合作与矛盾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这场声势浩大的运动中,关于文学观念、文学建构甚至文学创作的论争构成了“热闹”的一面,而现今学界往往将关注的目光投向对立阵营之间发生的论争,他们用进化论的观念来看待论战双方的观点,按照是否符合现代性的标准来评判其对错、善恶、好坏。

对五四新文学发生及源流的再认识

本文认为，直接促成“五四”新文学发生的主要有三种成分。其中，承续并发展章太炎学术思想并较早进入北京大学的章门弟子的文学观构成新文学发生的“内源性”成分；相对于此，陈独秀和胡适的文学观作为两种不同因素，构成新文学发生的“外源性介入”成分；此外，最早进入北京大学的严复（包括林纾）的思想及文学观，作为一种不可或缺的成分。

“章门弟子”缪篆著述与交游考略

《鲁迅日记》（1926年11月17日）中记：＂下午校中教职员照相毕,开恳亲会,终至林玉霖妄语,缪子才痛斥。＂《鲁迅全集》注释谓：＂是日恳亲会上学生指导长林玉霖说：校长对教职员的体贴真如父母一样。这话遭到哲学系教授缪子才的痛斥。＂（《鲁迅全集》第1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646~647页）这一掌故,学林多有援用者,其中提到的林玉霖是林语堂的二哥,但＂痛斥＂他的缪子才其人,有关资料较为少见。

王国维与民国大学之关系——以王国维与北京大学的离合关系为考察中心

大师与大学的关系自来是研究民国学术史的重要内容。蔡元培自1916年末长北京大学之后,鉴于"罗王学派"的国际影响力和学术上的标志性意义,一意邀请王国维加盟北大,先后六次或以函件邀请、或派专人面请、或请他人劝请,而王国维则经历了从坚辞到勉强受聘的过程。因为北大当时的至尊地位、学生的驯良可教以及在古物学等领域丰富的学术资源等,使得王国维愿意与其保持一线之关系。但北大的民国政府背景、过于强烈的政治色彩、以白话诗文为核心的新文化运动及错综复杂的学派纷争,又使得王国维努力与其保持着疏离的姿态,并最终因为北京大学考古学会的一则《保存大宫山古迹宣言》,而宣称与北大决裂。但王国维对于政治色彩淡薄、学术流派单一的仓圣明智大学与清华学校,则有着明显的认同,王国维与北大及其他大学的离合因缘,同时也承载着罗振玉的思想和情绪。考察王国维与民国大学的关系,对于从一个侧面展现出民国年间政治与学术的纠葛、新旧文化的矛盾以及学术流派的分野等,具有重要的学术史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