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福建的溺女之风与童养婚俗

本文选辑和摘录清代福建溺女之风的历史记录和育婴堂“条规”或“规条”一类历史文件。认为,“严禁溺女”、“董行育婴”和“劝抚苗媳”是清代官方遏制溺女之风的主要措施;“童养”和“育婴”相配套,曾经是救济女婴的“因风成俗,随地制宜之一法”,清代官方“法令不禁,听从民便”;然而,当童养婚俗参与维护女婴的生存权时,预先(而不待其年届婚龄)剥夺了女婴的婚姻自主权,童养婚俗亦是侵犯女权的陋俗。

清代童养婚盛行之法社会学探因

清代盛行的童养婚是一种别具特色的婚俗文化,也是一种社会生活方式。娶小媳妇是无奈也是一种明智,折射出了先人的理性和睿智。童养婚深深根植于传统社会,它是论财的婚姻观和社会男女比例严重失衡的产物,在为中下阶层提供便捷、低成本婚嫁的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减轻了溺婴现象,从而得到官方的认可。童养婚的盛行也源于古人对婚姻和女性本身的深刻认识:婚姻的最大意义是传后;女子本不属于娘家人。

武当山民歌中的童养婚现象浅析

在《武当山吕家河村民歌集》辑录的众多生活歌和情歌中,《小丈夫》、《十八岁姐嫁三岁郎》、《尿床王》、《尿床袋》《、我跟姐儿门对门》等几首民歌共同折射出民间流行的童养婚现象。本文就其中蕴涵的社会现象及其流行于武当山地区的原因进行了探讨。

清童养婚现象探析——以江浙地区为例

童养婚是中国传统社会一种特殊的婚姻形态,起源于宋,至明清而盛行。贫穷是其泛滥的主要因素,男女双方家庭将之作为应对婚姻成本高昂的一种手段;而家长制权威和官府对于"民间习惯"的放任,也是其得以长期存在的重要因素。就清代而言,童养婚表现为"现成媳妇""插花"等多种形式。童养婚在婚姻契约订定上的特殊性,常引发诸如悔婚、经济纠纷等问题,童养媳在婆家地位的低下也常使她们面临被婆婆虐待、易被拐卖、嫁卖等危险。

门当户对与童养入赘——明清婚姻民俗（一）

俗话说“男大当婚，女大当嫁”，男女在行成年礼之后，就取得了婚姻的资格。有了婚姻资格，人们就可以通过社会文化规定之下的文化选择来促成婚姻关系的建立。在传统社会，正态的婚姻模式是通过明媒正娶的方式建立的从夫居的婚姻关系。

从元杂剧看元代婚姻习俗

有元一代为我国历史长河中民族融合的重要时期,因此,形成许多独特的社会民俗文化。元杂剧作为元重要的艺术形式之一,作为意识形态的产物,必然会在有意无意中反映出来。而婚姻作为民俗的重要组合部分,有着“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庙,下以继后世”的功能,在人类文明长河中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文章拟从文学和文化结合的角度探索元杂剧中的元代婚姻民俗。

边缘资料、边缘问题、前沿观点与推动学术进步——评汪毅夫著《闽台妇女史研究》

以边缘资料进行边缘问题研究是汪毅夫先生治学的一贯风格。早在上世纪90年代初,汪毅夫先生就曾先后出版了《台湾近代文学丛稿》、《台湾社会与文化》、《台湾近代诗人在福建》等当今已成热门,而在当时却十分冷门的著作。所以,孙绍振先生在其《中国文化与闽台社会》一书的序言中说"毅夫做学问的精神和方法是冷门风格",即以冷辟的新材料从事冷门学术领域的研究。这种学术探索的冷门精神与冷门风格,在其新近出版的《闽台妇女史研究》一书中有着更充分的展现,主要表现在:

《窦娥冤》的民俗解析

《窦娥冤》对悲剧文学的贡献是不可替代的,本文试图从民俗的视角,对悲剧进行解析。童养婚、接脚婚、高利贷、鬼魂信仰等习俗是构成窦娥悲剧命运的外部原因,深深扎根在窦娥心中的妇德"守节尽孝"的传统道德观念,最终把窦娥推向了毁灭。

从《小二黑结婚》看赵树理小说的语言艺术

赵树理小说的语言,识字的人能看懂,不识字的人能听懂,是大众化的模范。这点已被公认,然而作为文学语言的艺术成就,有的人则不肯给予充分肯定。这是不公正的。作为文学语言,离开塑造人物,大众化、通俗化就没有多大意义。只有当它杰出地完成了塑造人物形象和表现深广的社会内容的任务,才能称得上是艺术的语言。本文仅就这个角度,并以《小二黑结婚》为例,谈谈自己的感受。

《全唐诗》并无“杨布燮”其人

《云南民族学院学报》一九八九年一期《云南古代诗歌概述》一文有两处提到南诏诗《思乡作》是“杨布燮”所写,该文既认为“此诗的作者……目前尚无定论”,又说“《全唐诗》署为杨布燮所作”(着重号乃引者所加)查一九七九年中华书局版《全唐诗》,有关此诗的记载只有两处:一为二十二册8962页,在段义宗名下,题为《思乡》的佚句是“

漫谈中国婚姻史

中国婚姻史经历了杂乱婚、血缘婚、伙伴婚、对偶婚、专偶婚五个发展阶段。中国的婚俗先后有掠夺婚、服役婚、买卖婚、表亲婚、交换婚、转房婚、招养婚、招养夫婚、典妻婚、童养婚、指腹婚、嫁殇婚、阿注婚、试验婚、自愿婚共十五种型类。

本应成为历史陈迹的现实——浙南山区“订小亲”现象的调查与思考

订小亲,即尚未成年的青少年甚至是未谙世理的儿童被父母作主早早就订立了婚约,原本是我国漫长的封建社会里包办、买卖婚姻制度的一种形式。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新思想的传播,使这一封建陋习受到了极大的冲击和荡涤,但它并未随着封建制度的推翻而销声匿迹。据笔者调查,在浙江的一些地区,至今还程度不同地存在着这种情况。尤其是在地处偏僻、经济不发达和文化教育落后的浙南山区,这一观象更为严重。例如泰顺县章坑乡砾头村只有132户人家,540口人,其中15岁以下少年儿童210人。

情深义重钻石婚

今年是我与老伴结婚60周年,我们的婚姻是父母包办的。新中国成立前,她的母亲去世没有棺材,央人来我家求借。年过半百的父母见她家实在可怜,就将自用的棺材借了一口给她家。她父亲念我家救急之情,要将女儿许配给我。当时我不到8岁,父母怕以后家贫、年老找不到儿媳妇,就满口答应了。我年龄稍大后,听说此女孩不爱讲话,又不识字,就向父母提出退婚。父母非但不依,反而要我结“童养婚”。

远去的母亲

母亲生于1919年。值此她诞辰100周年之际,作此短文,缅怀母亲。母亲的重年是极其悲苦的,3岁死去母亲后,父亲却丢下她和比她大3岁的哥哥“刮野鬼”去了,从此杳无音讯。母亲和哥哥流离失所相依为命,被迫投奔远房亲戚糊口,因而她一生也不知道自己的生月。13岁童养给姓路的一家,终因身小力薄完成不了繁重的家务而被逐出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