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五代童子科与儿童教育

唐五代童子科与汉魏南北朝时期的“童子郎”、“童子奉车郎”、“童子”等名号有着直接的渊源关系。唐代童子科是唐科举制度下的一个小科目 ,其面向的对象为十二岁以下的儿童。童子由诸道荐举或乡贡 ,礼部主持考试 ,有时皇帝亦亲自召见、策问。童子登第者一般都授官 ,由于其年纪尚轻 ,一般都会参加制举或吏部科目选 ,以加快晋升速度。五代童子科基本上沿袭了唐朝旧制 ,但在童子年龄、荐送和乡贡、考试内容及入仕等方面都作了一定的调整。唐五代童子科举的产生和发展与唐朝历代皇帝、大臣重视儿童教育紧密相关。唐五代社会教育体制的变迁与完善 ,为儿童教育提供了良好的教育环境。

宋代童子科考述

古代童子科的考试模式形成于宋代,考察宋代童子科的科目归属、沿革、选人以及影响等问题,将 有助于我们加深对古代童子科的认识。

童子科考试在唐宋时期的发展与变化

童子科是古代科举制度的组成部分,自唐朝正式设立后,神童的培养与选拔就受到广泛的关注与重视。唐宋时期是童子科制度发展与完善的阶段,在考试等方面均出现了变化。

唐代童子科举特点刍议

唐代童子科举作为科举制中的一个子科目,是唐朝政府为推行崇圣尊儒政策针对少年儿童设置的一种考试,属于"岁举之常选"的科目。它自唐朝设置以来经历了一个由创立、发展到完善的过程,并且以宋朝为临界点,唐五代的童子科属于常科,之后的童子科则成为一种临时设置的考试科目。唐朝虽然规定童子科为常科,但在具体实行过程中与制举有很大的相似性。

唐宋时期童子科及第者入仕情况考

童子科是古代科举制度的一个组成部分,自唐朝设立童子科后,神童的培养与选拔及入仕就受到广泛的关注和重视。唐宋时期是童子科制度发展和完善的阶段,不同时期通过童子科考试的儿童在待选和入仕等方面有变化。

简析唐代童子科

童子科,是中国古代科举制度常科科目下的一个子科目,唐朝时正式设立,与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童子郎""童子奉车郎""童子"等名号有直接渊源,其产生和发展与统治者的政策密切相关,是统治者为选拔人才,巩固其统治地位而设立的,中间虽数次被暂停整顿,但大部分时间还是正常运行。迄今,对科举制度的研究大有人在,而对唐代童子科的研究,不为专家学者重视,但童子科的设立不论是对唐代还是其后历朝历代乃至当今的启蒙教育都具有重要的影响。

唐代童子科设置时间考述

童子科是针对少年儿童设置的一种考试项目,是科举考试中的一个子科目。它的设置意义非凡,但对于其确立时间,历来颇有争议,说法不一。对唐代童子科的设置时间进行考述,有助于我们加深对唐代童子科以至于科举制度的了解。

宋代童子科新论

宋代童子科由于发展出对登科者赐秘阁读书、免文解两种主要安置方式,较好地解决了童子科长期存在的“速成”与“善养”之矛盾,因此由之前的频繁废兴而至南宋趋于稳定。宋以下则分化成两条路线,一方面向上发展成神童荐举;另一方面则与进士科“考下庶童”这一洪流相结合,向下汇聚成明清科举起点童子试。

关于宋代童子科的几个问题

本文着重考察当前宋代童子科研究中尚待澄清的几个问题,即起始时间、年龄标准、合格童子日后发展情况和童子科在宋代社会的影响。本文认为:宋代童举登科者日后的发展呈多元化,其中不乏有影响的人物,故关于宋代童子科“不显”的看法有失公允;宋代童子科与童蒙教育相互促进,其“无常格”的特点便于国家调控。总体上看,宋代童子科虽非显科,但它在发挥国家文治政策导向、养育人才方面的成效还是较为明显的,应予以肯定。

贾黄中举童子科时间及相关问题考

宋章汝愚《山堂考索后集》认为贾黄中举童子科在宋初。汪圣铎据《宋史·贾黄中传》指出贾黄中举童子科在五代,但未考证具体时间。清徐松撰《登科记考》将贾黄中举童子科的时间系于后晋开运三年(946)。据《宋太宗实录》、《先公谈录》、《五代史补》、《玉壶清话》、《隆平集》等史料可知,贾黄中与李昉同为王仁裕门生,王仁裕知贡举记录仅见于乾祐元年,再辅以其他史料,综合可推知贾黄中举童子科在后汉乾祐元年(948)。

宋元道教黄箓斋中的童子科

童子科,又称“童子法”,是晚唐以降随着黄箓斋的兴起而产生的一种仪式性法术。不过,童子科并未形成一套独立、完整的仪式流程,而是附属于发奏、召摄、破狱、炼度等重要仪式场合中,并采用焚符、诵咒、宣牒等方式召摄童子降坛或显形,责令其领受指示、履行使命,前往特定机构或场所完成某项任务。“童子”是童子科的主角,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有察命童子、监魂童子、引魂童子、四季童子、五方灵童、泰玄真一本际童子、善恶童子、赍简童子、合符童子等。童子科是以童子附体降神法术在南方地区的广泛传播为前提的,更得益于东华派、天心派等新兴道派的推动,并借助宋元道教黄箓斋的普及而迅速流行开来。但因其先天带有强烈的草根性特征,童子科也遭到了一些传统守旧派高道的批评与抵制。

中国古代“早慧”儿童历史记录及家庭教育思潮的变化

中国古代“早慧”儿童的历史记录经历了周期变化。东汉至宋代的近千年间,面向低龄儿童的人才选拔断续存在,关于“早慧”儿童的记载较为丰富。其中东汉受到儒家思想影响,“早慧”儿童的记录更关注学习能力;南北朝时期,儒家思想不再是主流,对“早慧”儿童的记录偏重社会能力方面;南宋后期到清代的近千年间,科举考试渐渐取消了专门面向低龄儿童的考试,关于“早慧”儿童的记载较少,“早慧”不再被主流社会提倡。在这个过程中,“聪明伶俐”这一教育目标被“老成持重”取代,“早慧”儿童作为一种教育文化现象逐渐消失。从历史的经验来看,教育得当的“早慧”儿童有成功的经验,但比例很小,而针对“早慧”儿童的辨别、选拔培养是一个难题,若操作不当,不仅会毁了儿童的童年生活,也是社会发展的重大损失。

“幼儿园究竟应该教些什么”讨论之十三: 超前识字:文化根源与危害性

“幼儿园究竟应该教些什么”讨论之十三：超前识字：文化根源与危害性刘晓东超前识字这种观念历史上早已有之，而且目前仍然大有市场。这种观念立根的基础是错误的，挖掘出这种错误的根基，有益于祛除识字越早越好，越多越好的错误观念。一、超前识字观念的文化根源１文...

再论宋代武举

文章对宋代武举中的几个问题做了考索,认为其设置背景有现实与需要的矛盾,也有文武分途的思想基础;应试者可以自荐,但还是有一定的身份限制,且需要荐举与保结,并非绝对公平。此外,还对武举绝伦科和童子科进行了考证。

杨炯事迹三考

"初唐四杰"之一的杨炯,由于其文集散佚严重,史传简略,故生平事迹留下许多空白。当前学术界认为杨炯举神童科在宋高宗显庆四年(659),时年十岁;事实上,应该在永徽六年(655),时年六岁。《梓州惠义寺重阁铭》的作年,有学者认为在武则天垂拱四年(688);考之文本,应作于天授二年(691)。杨炯出任盈川令的时间及卒年,文献没有记载,学界一般认为当在武则天如意元年(692),死时约四十四、四十五岁;考之本集,应在"万岁登封"元年(696),约卒于圣历元年(698),享年四十九岁左右。

宋代童试漫话

宋代童试漫话黄启昌中国古代童试渊源甚早，汉代时，专以太史对学童进行考试测验，凡诵书９０００字以上的童子录为史官，试六经成绩突出的授以尚书御史、史书令等职。还规定，以孝廉试经者拜为郎，而年幼才俊者拜童子郎。唐代实行科举制度，专设童子科，规定１０岁以下的...

试论西夏的文化教育

试论西夏的文化教育李雯西夏民族，即党项羌族，早在７世纪时，就与中原汉文化发生了密切的联系。１１世纪初，在汉族文化的影响下，仿照汉字创制了自己的文字。而且以今宁夏为中心，建立了封建割据地方政权──西夏，先后与宋、辽和金抗衡２００年。在此期间，产生、发展...

从唐代童子试反映出的唐代社会风貌

唐代童子科的产生与发展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反映出唐代的社会风貌,童子科的施行能够反映出唐代时期士族家庭对儿童早期教育的重视。唐代时期的妇女地位有所提升,使得女性在家庭教育中也承担了一定的角色,这体现了唐代时期的家庭教育情况,也可以从中窥见唐代对于儿童教育的相关政策。唐代统治者对文德政治的构建在一定程度上也需要依托童子举来进行,童子科也是维护封建统治的有效的政治手段。

《宋代登科总录》与宋代科举政策变化研究

受宋代宗室政策影响,首批大规模登第宗子出现在南宋高宗朝绍兴年间,主要集中于太祖、太宗的第六、七代孙。宗子登第的人数、甲第、举数逐渐上升,至南宋时形成专门从事举业的宗子族群,并出现三代连续登第的宗室科举家族。由于应试人群的特殊性与科目开设的临时性,童子科登科者的资料并不集中,较为零散。《宋代登科总录》所收丰富全面的登科人传记资料与数据,使宋代童子科的开停频率、各朝人数变化、地域分布、登科者待遇、入仕情况变化等得以清晰呈现。日本、美国及中国的宋代科举研究大致有四种取向:科举制度相关内容的研究,宋代社会史、文化史的研究,科举相关史料的研究,科举人物传记史料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