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论指导下的童话翻译策略——以《快乐王子》的两个中译本为例

文章以英国作家奥斯卡·王尔德的代表作《快乐王子》为例,通过运用目的论三法则,对巴金以及苏福忠、张敏的译文,从如何实现翻译目的、语内连贯和语际连贯三个方面进行了对比分析,从而总结了目的论在童话翻译中的指导意义以及在这一理论指导下的具体童话翻译策略,以期为目的论和童话翻译研究注入新的活力。

“最佳关联域视角”下的童话翻译——以《安徒生童话全集》中译本误读为例

针对安徒生童话的中文译本进行比较,并且第一次在关联理论和关联翻译理论的基础上尝试性地提出"最佳关联域"这一概念,同时阐释译者翻译思维推理过程的三个主要阶段。对安徒生童话的中译本而要从文化方面进行研究。同时还探讨安徒生童话译本在中国的误读及其产生的原因。

童话翻译的审美再现研究——以朱纯深汉译《夜莺与玫瑰》为例

文学作品创作之初就被赋予一定的美学价值,翻译文学作品自然也离不开美学。本研究以刘宓庆翻译美学理论为支撑,选取朱纯深最新译作《夜莺与玫瑰》中的童话为研究对象,从语音、词语和句式三个层面来探讨朱纯深对原作的审美再现。通过对朱译本中典型例证的分析,来验证翻译美学应用于英汉童话翻译的可操作性,为童话的翻译实践和研究提供一定的参考和借鉴。

童话翻译对译者的特殊要求

童话是儿童文学的重要体裁。童话翻译属于文学翻译的一种,但因为其体裁和译文读者的特殊性,又具有不同于一般文学翻译的特点,对译者的各方面都有特殊的要求。

接受理论指导下的童话翻译——The Wind in the Willow译本中的词汇处理研究

接受理论为童话翻译提供了新的理论支撑。接受理论以读者为中心,以读者接受为目标,强调译者在翻译的过程中要充分考虑儿童读者的期待视野,实现译文与儿童读者期待视野的融合。仅以The Wind in the Willow《柳林风声》中译本为例,主要从叠音词、语气词和拟声词三种词汇的处理上探讨接受理论在儿童文学翻译中的应用。

美学观照下的童话隐喻与转喻翻译

文学作品的翻译既要传递原作信息,还需表述文学作品特有的审美特质和审美信息,童话作品的读者主体为儿童,其阅读水平及审美角度决定了翻译的方向,转喻与隐喻作为人类认知的两大基本认知方式,是有创造性的翻译手段,能够有效地体现童话原作的生动活泼的想象、童趣与美感。

民国时期童话翻译中的文类问题——以《白雪公主》在民国时期的翻译为例

虽然中国古代存在类似童话的作品,但作为一种文类的中国童话则是在民国时期童话翻译的影响之下,与中国传统文类逐渐融合形成的,与西方童话有所差别。以《白雪公主》在民国时期的翻译为例,"五四"运动前的译者偏好使用文言文,用传统的俳谐、传奇等文章体式来翻译童话《白雪公主》,而"五四"运动后的译者受新文化运动以及"儿童本位"思想的影响,采用更加直白的白话文以尽量贴合原著的形式来翻译。然而,不论是采用传统文类还是贴合原著的翻译,中国传统的"文以载道"思想都被加到了童话的翻译之中,造成了中国童话文类在形成之时就有着注重教育性的"成人气",也使得作为一种文类的中国童话与西方童话区分开来。

从“自然母”开始——鲁迅童话翻译的生态批评解读

鲁迅的童话翻译为中国现代意义的儿童文学的形成作出了重要贡献。与此同时,现代生态批评理论为我们研究鲁迅文学翻译提供了全新的、有效的理论视角。本文从生态批评视阈出发,从"更洪亮的听得自然母的言辞"、"留心于生物界现象"、"以新的眼睛和新的耳朵,来观察动物,植物和人类的世界"等三个阶段重新审视了鲁迅的童话翻译,以期获得对这位译作等身的文学大师译介活动的全新认知。

接受理论视域下王尔德童话翻译研究

奥斯卡·王尔德(Oscar Wilde)在世界文坛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他的作品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所传达的美学思想,从某种程度上说,他的童话作品都是他的思想与唯美主义风格的完美结合。如何在童话作品的翻译过程中既能适应读者的期待视野,又尽可能还原其原作的审美体验是翻译王尔德童话的难点所在。文章从接受理论角度分析王尔德童话在汉译过程中词汇、句子和修辞的特点,以探索接受理论在童话翻译中指导性作用。

鲁迅翻译中的未来意识——充满社会责任感的儿童文学翻译

鲁迅以幼者为本位的伦理观,体现着他的社会责任感。他不仅要立"个人",还要立"儿童",这是他的信念,也是他的追求。鲁迅对儿童文学的译介就源于他的"立儿童"的价值追求。鲁迅是儿童文学翻译的主将,还是儿童文学翻译的倡导者和引领者,从关心中国的孩子、关心中国的未来方面,彰显着他的"立人"思想。

“社会制约”视角下清末民初《睡美人》的在华译介

在社会翻译学领域,“社会制约”指的是译者在将原文本引入接受场域时所面临的限制因素,翻译文本是译介主体根据具体的文本地位和个人立场与社会制约互动后的产物。本研究以“社会制约”为视角,选取清末民初法国童话《睡美人》在我国的两个译本(1917年孙毓修译本与1929年戴望舒译本),分析了不同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制约对译介行为可能产生的影响,并结合译者的个人立场,剖析了具体翻译决策的动机,旨在探究“社会制约”作为社会翻译学方法论工具的可行性,以及它在构建儿童文学翻译史方面的适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