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重拙大”词学思想溯源——端木埰《宋词赏心录》探论

关于晚清影响一时的“重拙大”词学思想 ,学术界多从王鹏运、况周颐溯其源流。其实 ,端木编选的《宋词赏心录》及相其相关评点 ,已经蕴含了“重拙大”的词学理念。端木及其《宋词赏心录》不仅影响了王鹏运、况周颐有关“重拙大”的词学理论 ,而且对此后的词学选本如朱祖谋的《宋词三百首》亦产生了影响 ,在晚清浙西与常州两派的交融中具有独特价值和意义 。

端木埰与晚清词学

清代词学久成杆格的浙西词派与常州词派在近代能走向合流,既是词学发展的必然,也与一二关键人物的倡导有关。端木埰即堪称清代词学向近代转型的一个相当重要的过渡人物。他在创作方面兼师王沂孙与姜夔,旁涉苏轼,理论上远承张惠言和周济学说,近接金伟君、祁寯藻、周之琦及其尊人的词学观念,以“浙”济“常”,以自己的创作、批点和选本,有力拓展了常州词派的理论格局,对“晚清四大家”产生了直接而深远的影响,并由此而奠定了晚清词学的基本发展方向。

端木埰行年考

端木埰在晚清词坛的宗师地位为学界公认,但关于他的行迹、交游与著述等基本情况却知者寥寥。以其《有不为斋集》与《碧瀣词》为主要依据,广泛勾稽相关史料,可为端木埰平生事宜整理出一个清晰的眉目,并可为其约半数词作进行确切编年。

端木埰与临桂词人的交往及影响

端木埰是晚清词坛承上启下的关键人物之一,勾稽端木埰的词学作品,可以发现端木埰与临桂词派的奠基者王鹏运早在觅句堂时期就已有词学往来,此后更通过薇省时期的唱和在词学活动、词学创作与理论各方面影响了临桂词学的形成与理论建构。端木埰并不专力为词,他对况周颐早年的绮忏词风表示过不满,然而况周颐并未全部采纳,这也是况周颐不同于端木埰并有所发展之处。

端木埰行年补考

端木埰为清季词坛大家,其家世生平学人已有充分的研究,但尚存诸多问题。利用第一手资料,对此作补充考证,廓清了有关其行踪、任官、卒年的错误认识。

端木埰卒年补正

端木埰为清季金陵词坛大家，其一生行迹关涉金陵和京师词坛甚大。关于端木埰的卒年，学界说法不一。朱德慈《端木埰生卒年岁考辨》（博士论文电子稿）有详细辨析，此处不再赘述。

清代金陵学人传略(二)——端木埰传

清朝光绪初年的一个秋夜,在京师,一位容貌清古、长身鹤立的老者,伏案吟诵着屈原的诗句:“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忽然,他拍案而起,感叹道:“咽咽楚吟,岂独千古诗人之祖,抑亦百世贞士之泪也.”.这位老者,就是学者、词人和书法家端木埰.

论端木埰《碧瀣词》对王沂孙词的接受

端木埰是晚清著名词人,其《碧瀣词》主要师法于王沂孙词。这与王沂孙词的特点、常州词派对王沂孙词的倡导、端木埰的词学思想及二人所处时代背景的相似性有关。《碧瀣词》对王沂孙词的接受既有传承,又有新变。前者体现于词调的选用、咏物词的追摹、对“秋声”的表现和对音律的注重,后者表现为善于翻案出新、寄托变隐为显及词作内涵的扩充与词风的拓展。《碧瀣词》对王沂孙词的效仿,极大地影响了王鹏运、况周颐、朱祖谋等人对王沂孙词的接受。

端木埰编辑创作经历对当前编辑出版工作的启发

古词发源于唐代,极盛于宋代,晚清时期涌现出一批对文坛贡献卓越的文学大家,其中最为著名的词学大家便是端木埰。端木埰对词学发展的贡献不仅仅在于其出众的词学创作,还有他作为编纂者对宋词的整理和编选,其在个人偏好和词学观念的基础上编选与整理的宋代词作,对后世的影响也颇为深厚,他对"词史"的续写,深刻地影响了中国词学的研究和发展。本文以端木埰编辑的《宋词十九首》为基础展开研究,探讨其编辑思想和创作方式的契合;同时也对其所在年代词学的传承和发展进行深入分析,并结合当下传统文化复兴的时机,指出其编辑创作的现实意义。

端木埰的词学思想及其在晚清词坛的地位

端木埰是晚清著名的词人、词学家。其词学思想继承了常州词派的理论,重比兴寄托,主张从学习南宋王沂孙词入门,对张惠言以穿凿附会解词的方法加以纠正,重视词律在填词中的作用。端木埰是王鹏运、朱祖谋、况周颐的词学导师,对四大家的词学思想影响甚大。端木埰是常州词派至晚清四大家之间的重要津梁。

论端木埰诗歌的学问化倾向

作为清季词坛祖灯,历来学界多关注端木埰之词而鲜有提及其诗。然而,端木埰之诗虽不如词,但其价值地位亦不容忽视。他曾长期师从清代中后期诗坛领袖祁寯藻,后又与曾国藩交游,受二人宗宋诗风影响,诗亦多取径宋人,大量运用典故、好议论,或以诗评诗、或借诗阐述治学方法,呈现出鲜明的学问化倾向。

王拯非王鹏运词师

清季四大词人之首的王鹏运(自号半塘老人)约在光绪五年(一八七九)开始学词,其学词导师为在京同乡好友龙继栋和同在内阁的词坛耆宿端木采。学界长期以来有观点认为,半塘是在其前辈亲戚王拯和同官端木埰指导下走上词坛的。其实此论有失偏颇,王拯指导半塘学词可能性很小。下文拟就半塘与王拯的关系和半塘是否曾向王拯学词作一考辨。半塘之父王必达(字质夫)曾应进士试落第离京,王拯作《赠王质夫南归叙》云:‘吾宗质夫赋鹿鸣来京师,就余同居一年,两试于礼部,……且质夫与余姓同望,生同方,今又聘余姊氏息,为肺腑戚。’则王拯已明言与王必达只是同姓同里关系,而非同族。当时王必达已与王拯外甥女刘氏(半塘之母)订婚;后来王必达续娶刘氏,又因同姓关系,故按辈分呼王拯为叔。明确说来,王拯是半塘之母的舅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