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逵《竹林七贤论》探微

戴逵的《竹林七贤论》两卷是研究"竹林七贤"的一部专门著述,其中不仅保留了大量关于"竹林七贤"的原始文献,也对"竹林七贤"的精神实质加以准确的揭示和评价,具有极为重要的研究价值。但学界对此书一直未予应有的关注。综合戴逵《竹林七贤论》与孙盛《魏氏春秋》关于"竹林七贤"的著述情况来看,《竹林七贤论》应是最早的关于"竹林七贤"的专门著述,其文献价值及研究价值均应高于《魏氏春秋》。由于《竹林七贤论》的缺佚情况较为严重,该书全貌已无由观览。但从现存佚文的细致论析中,仍然可以看出戴逵对"竹林七贤"精神实质的精当评价。戴逵评价嵇、阮诸贤时不仅以事实为依据,力求可信,而且对七贤有褒有贬,公正客观,特别是能透过表象,把握精神实质。这些应是戴逵《竹林七贤论》具有重要事实依据和思想深刻性的重要体现,由此也确立了戴逵及其《竹林七贤论》不容忽视的学术地位和价值。戴逵还曾指出竹林之放达是"有疾而颦",这不仅是阮籍、嵇康辞世百年之后的相知之言,也是最早准确而深刻地揭示出魏晋风度精神实质的不易之论。

《名士传》、《竹林七贤论》考论

袁宏的《名士传》和戴逵的《竹林七贤论》,在传写人物、塑造形象方面,不仅大量利用了体现名士风度的资料,并承用品评人物中重视精神的时风,努力展示人物个性、表现精神,传神写照,从而塑造出了一群个性鲜明、形象突出的名士。《名士传》与《竹林七贤论》体现了传记文学人物传写的新方向,同时,它们成功的人物传写也为后起的传奇小说的人物形象塑造积累了经验。

《竹林七贤论》残句辑注——兼论《竹林七贤论》的文献价值

竹林七贤是魏末晋初的七位名士.东晋初年孙盛著《魏氏春秋》,称谯郡嵇康“与陈留阮籍、河内山涛、河南向秀、籍兄子咸、琅邪王戎、沛人刘伶相与友善,游于竹林,号为七贤”.较早将竹林七贤事迹撮集成专书的,有东晋戴逵所著《竹林七贤论》.戴逵字安道,谯国人,少博学,善属文,能鼓琴,工书画,性不乐当世,常以琴书自娱,多次拒绝朝廷征辟,事见《晋书》本传.《隋书·经籍志》著录有“《竹林七贤论》二卷,晋太子中庶子戴逵撰”.该书《旧唐书·经籍志》和《新唐书·艺文志》

“以形解意”:南北朝画像砖中的高士图案内涵解读——以《竹林七贤与荣启期画像砖》为例

目的: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战乱最频繁、政治最不稳定的朝代之一,这一时期政治动荡、社会离乱、战火频仍、疫疾流行、死亡枕藉,但仍诞生了极其动人的艺术篇章。这一时期清谈玄学盛行,士大夫阶层十分活跃,不仅取得了突出的学术成就,其音乐、绘画和书法艺术等也对后世产生了巨大影响。画像砖是这一历史时期特殊的艺术载体,镌刻在砖石上的线条与浮雕记录着当时的生产生活、宗教信仰、灵魂寄托。高士图案是这一时期特殊的文化产物。文章旨在分析南北朝画像砖中高士图案蕴含的艺术内涵及其历史文化意义,以窥探南北朝的时代画像。方法:文章以《竹林七贤与荣启期画像砖》为例,对作品中出现的高士图案进行分析,运用中国传统古典美学中“形”与“意”辩证关系的理论,探讨图案所表达的思想、情感及文化意蕴。结果:通过深入分析高士图案,揭示南北朝时期清谈玄学盛行、士大夫思想活跃的历史背景下,高士图案作为特殊文化产物的重要地位。同时,也展示了画像砖作为艺术载体,在记录时代风貌和人文精神方面的独特价值。结论:南北朝时期的高士图案蕴含丰富的文化内涵和时代精神,反映了当时社会政治动荡、思想活跃的特点。深入解读这些图案不仅有助于理解古代文化的发展演变,也为当代人重新审视历史提供了重要参考。

再论南朝“竹林七贤”与荣启期砖画的内涵

在至今考古发掘所能见到的“竹林七贤”与荣启期的五幅砖画中,宫山大墓的砖画称得上是最准确、最生动的一幅。从构图布局上看,除了所反映的神仙道教思想外,就是在七贤画中展示对俗世生活的一种向往或精神理想。这有其时代背景,主要有三个方面:南朝士族制度下对儒雅、文化的无限倾赏,儒学的衰落、玄谈的兴盛以及隐逸之风的泛滥等。宋、齐、梁三朝,也是对七贤已排除杂音、高度认可的时期。无疑,帝陵的绘图迎合了这些时代风尚。也正是这种社会土壤,一直在推动着这种砖画的出现,甚且因其制作繁复、技术要求高,又能以一种宏大、结构纷繁的场面来彰显帝王显赫、张扬的气势,而一度作为帝陵的标配,在逝后的世界中一再传衍,也由此开启了一个新的墓葬壁画传统。

竹林七贤对于魏晋神仙道教文化的诗性阐释及其贡献

竹林七贤对于魏晋神仙道教文化内涵诸如神仙概念、神仙本质、神仙逻辑、致仙之法、神仙与现实欲望之关系所进行的诗性阐释,直接孕育和开启了葛洪一代神仙理论的诸多思想内涵和观念体系,折射了"天下多故"背景下知识分子矛盾痛苦的时代心理,是对于人类生存欲望既符合现实要求又追求理想境界的合理反映,一方面体现了诗性艺术对于生命价值的张扬与企盼,另一方面揭示了神仙道教的全部内核都必须以反映生命关怀为根本的价值取向。

竹林七贤若干问题考辨

:以阮籍、嵇康为代表的竹林七贤 ,生当魏晋易代之际 ,经历了较常人更多的人生坎坷和磨难。他们以其不同凡俗的道德文章和社会文化行为 ,有力地影响着两晋文风、世风和士风。但是 ,有关他们的一些史实 ,如七贤指的是哪七个人 ,竹林当作何解 ,竹林之游的起迄时间等 ,都有一些不同看法。本文梳理史实 ,详为考证 。

论异型文化之合成品:“竹林七贤”的意蕴与背景

本文在陈寅恪先生观占的基础上，对魏晋文化史中的"竹林七贤"问题重新予以阐释。"竹林七贤"并非有组织的在竹林之下肆意酣畅的名士群体，换言之，这一名目并非客观存在，而是后人意念虚构的产物．其实际的创造者是在东晋时代深具影响力的名士谢安。就其内蕴而言，它是由天竺佛家文化和我国传统文化的某些基因合成的，其产生与晋人的审美观念、心灵意识以及当时的社会历史背景均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竹林七贤”名号之流传与东晋中前期政局

"竹林七贤"之名号,自史学大家陈寅恪提出是东晋士人比附佛教内典而成,并非历史事实后,在学术界引起了广泛的争议和讨论。本文仔细爬梳了有关史料,指出最早记载"竹林七贤"名号的是出自西晋末期、至迟是两晋之交时期的《魏纪》。而其在流传过程中引发的种种争议,与东晋初期琅琊王氏、颍川庾氏、陈郡谢氏三大家族的矛盾密切相关。

关于“竹林七贤”寓居地的思考

魏晋时期的"竹林七贤"所活动的地区,有文献记载在今河南的辉县和汲县一带,然而,更多的文献记载却是"竹林七贤""游于竹林"以及嵇康"寓居河内之山阳",而且将"竹林"与"河内之山阳"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经考证,关于"竹林七贤"的寓居地问题,本文认为"竹林七贤"的"竹林"在"河内之山阳",其寓居地在"河内之山阳"一带,即今河南焦作一带,主要活动于河南修武县东北五十里的百家岩。

魏晋玄学与“竹林七贤”赋作

玄学的出现，是对神学的否定，也是一种思想的解放。玄学所倡导的累日清谈、不务实事、一任自然、纵欲无度、全身远害，则是其致命弱点。“竹林七贤”的赋作是玄学思想的具体化。对玄学、对“竹林七贤”的评价，要一分为二。

谈“树”的文化功能——顾恺之《洛神赋》与砖画《竹林七贤》中“树”的比较

从文化功能学而论顾恺之《洛神赋》中的“树”具有审美的情感表达功能,而砖画《竹林七贤》中的“树”具有祭祀的崇拜功能,二者处于不同的文化功能系统。魏晋南北朝时期绘画中“树”的文化功能的扩展是文人士大夫追求自我价值实现和生命意义的结果。

竹林七贤与魏晋玄学思潮

竹林玄学是魏晋玄学的一个重要阶段。竹林七贤以“越名教而任自然”为基本倾向,但在对名教与自然关系的体任上又有所差别。他们通过各自的玄学实践,将庄子的人生哲学演绎为更具有人间性和示范性的生活模式和人格模式,也由此确立了自己在文化史上无可替代的地位。

竹林七贤与魏晋玄学

魏晋玄学是一种产生于特殊时代背景下的文化思潮。它以被称为"三玄"的《老子》《庄子》和《周易》为宗,以有无、言意、才性、自然与名教等为主要辩题,以发言玄远为标志,以清谈为主要表现形式。在魏晋玄学的发展与勃兴过程中,竹林七贤以他们的创作、言论和行为形象而生动地诠释了魏晋玄学的精髓和意蕴。由于他们的积极参与和刻意张扬,以及他们在当时社会的广泛影响,魏晋玄学不仅表现得极富声色,而且对后世的思想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

博物馆互动游戏型文创探析——以南京博物院“竹林七贤”日历设计为例

博物馆文创是参观的延续和深化,融娱乐体验与文化教育于一体的博物馆文创形式越来越受欢迎。为了进一步拓展博物馆文创产品的创新形式,以南京博物院经典藏品《竹林七贤与荣启期》画像砖为原型,进行“竹林七贤”主题互动日历设计研究。该设计将动手拼装游戏和线上互动APP相结合,探索了博物馆文化、教育和游戏相融合的文创设计方法。结论是博物馆文创产品的价值增值在于体验性环节的设计,将游戏化、互动性因素注入文创设计中,有利于深入挖掘博物馆资源,促进文化的传播。

(南朝)画像砖《竹林七贤与荣启期》何以无竹?

竹为中国独特的文化意象。但令人困惑不解的是,以"竹林七贤"为主题的(南朝)画像砖《竹林七贤与荣启期》上竟不画竹林,通过考证,发现魏晋时"七贤"并不偏爱竹子。而是于晋宋时期,儒、道、释三教合流,才创造出中国的竹文化,由此,可以管窥中国文化创新的一段重要篇章。

论六朝“竹林七贤”图绘模式及意涵的转变

"竹林七贤"这一文化意象在西晋时期被确立后,就以哲学和文学等形式影响着整个中国士人精神的建构。东晋时期,这一文化意象进入到绘画领域,有关"竹林七贤"的各种文本构成一种互文性,成为了《竹林七贤图》创作的文本依据,开拓了这一题材的初始图绘模式。这一模式随着时间的流转和使用空间的转换被不断吸收、改写、扩展,进而生成《竹林七贤与荣启期》砖画、屏风画等图绘模式,它们也由最初的"历史人物肖像画"转而成为类型化的"高士图",最后与丧葬观念、礼制融合,逐渐被神仙化,具有升仙的意涵。

百家岩碑刻中的竹林七贤

从百家岩碑刻涉及的与竹林七贤相关的遗物或遗迹来看,主要集中于嵇康淬剑池、刘伶醒酒台、孙登啸台、竹林、嵇康锻灶处、王烈泉等遗址方面,与竹林七贤有一定关联的汉献帝避暑台、明月泉、七贤乡等遗迹或遗物也屡屡出现。这些遗址虽为历代文献所记载,但一些碑刻内容无论是地方文献还是其它文献却从未著录过,为竹林七贤研究的第一手资料。

论“竹林”概念与《竹林七贤图》的历史演变

“竹林七贤”因“游于竹林”而得名,且时人对“竹林”的理解重点在“林”而非“竹”,“竹林”的所指被模糊化。同时期相关记载侧重对“七贤”性情、行为、举止的描述。南朝时期,受“寄乐竹林”风尚的影响,“竹林”更被抽象为士人自由、超迈人格和隐逸精神的符号表征。《竹林七贤》题材作品中的“无竹”现象一直延续到《高逸图》中。随着“竹林”被认为是七贤的雅集之所,“竹林精神”被视觉化为“竹子林”。元代之后的《竹林七贤图》也打破东晋模式,“竹子”形象被纳入画面并被不断强化,使这一题材由历史人物群像画演变为指向宽泛的文人雅集图。中国不同时期的画家借此题材表达隐逸之志和雅集理想,完成“竹林精神”在不同情境下的历史转化,实现古代士人价值观念的传递和拓展。

政治与诗:朝鲜燕山君时期的“竹林七贤”

朝鲜燕山君四年,士林派遭到勋旧派的疯狂打击,史称"戊午士祸"。其中,以南孝温为首的"竹林七贤",作为诗人兼处士群体的代表,亦被殃及。他们学术上重诗而轻道,政治上重隐而轻仕,既不满士林派中性理学家的弃诗之论,亦不满勋旧派的宗宋之说,后世朝鲜诗坛从宗宋到学唐的转变,由此开始萌芽。南孝温的《师友名行录》和《秋江冷话》具有互文关系,藉此为中心,追溯历史,正可探寻文学深处的政治隐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