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竺可桢日记》来看一位大学校长的禁烟理念

当今学术界对竺可桢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教育学、地理学以及气象学等领域,鲜有学者将其抗战时期在贵州的禁烟思想作为单独的研究对象。为此,作者以《竺可桢日记》为文本进行研究,通过对相关资料的整理、分析与解读,来为读者呈现一位大学校长鲜有的禁烟理念。

一位大学校长的理念与情操——《竺可桢日记》阅读札记

阅读《竺可桢日记》,我们可以看到,在竺可桢身上所体现出来的一位大学校长的家国情怀,他的追求真理、培育英才、转移风气、报效国家的办学理念,他的克己奉公、清正廉洁、襟怀广阔、平易近人的道德情操,不仅是中国教育史上的一份弥足珍贵的遗产,更是21世纪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的征途中,我们亟待认真发掘、充分利用的宝贵的本土资源。这些基于一所大学的发展所体现出来的理念和情操,折射的是现代大学在中国这块土地上成长、发展所应遵循的基本规律和她的主持者必须具备的基本素质,对于正在致力于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中国高等教育而言,可以给我们提供诸多方面的启示和借鉴。

“只问是非、不计利害”——从《竺可桢日记》看一位大学校长的精神境界

作为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一所国立大学,囿于当时的政治生态、社会生态和学术生态,浙江大学的崛起特别是抗战期间的迅速发展,固然与主持校政者高瞻远瞩的世界眼光、深厚的传统文化积淀、对大学使命的正确认知和先进的教育理念有关,但更为重要原因的是竺可桢在纷繁复杂的政治生态中坚持的"只问是非、不计利害"的做人处事原则和精神境界。竺可桢在坚持自己办学理念的前提下,协调好政治与学术的关系,积极而有效地化解政治因素的负面影响,充分调动和利用政治资源,为实现理想和抱负服务。从一定意义上讲,正是这种精神境界引导浙江大学跨越发展进程中的各种困难。

评《竺可桢全集》有关竺可桢日记遭遇“两次大的劫难”之说

2005—2011年,上海教育科技出版社《竺可桢全集》第6卷至第21卷出版,此即新版竺可桢日记。新版日记约1 000万字,不仅“力求保存文稿历史原貌”,而且将“现存的竺可桢日记”“全部入编”,其价值不容置疑。该书《关于竺可桢日记》一文,分别从藏本简况、日记内容与文本结构以及竺可桢日记的史学价值等方面对其进行了全面深入的介绍。

从“雪中送炭”到“架设桥梁”——竺可桢20世纪40年代日记中的李约瑟

主要依据新近公开的竺可桢日记中的第一手资料,对20世纪40年代竺可桢与李约瑟之间的互动关系作一初步探讨.文献考证表明:自1930年,竺可桢开始长期关注"中国科学何以不发达",即"中国为什么不能产生实验科学"问题;在40年代的竺可桢日记里,详细记录了竺可桢与李约瑟会面的时间等情形;李约瑟在来抗战时期中国"雪中送炭"之前即已经大致形成"李约瑟难题"的雏形,竺可桢等一批中国学者对"中国何以无科学"问题的争论促使了"李约瑟难题"的成形;50年代初,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撰写计划,实际上推动了竺可桢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着手建立中国科学史研究专门机构的构想.

竺可桢为何十次请辞浙大校长

竺可桢写日记或始于1913年人学哈佛之时,但遗憾的是,他1936年前的日记先失于火灾,后失于战争,均已不存。今天我们能读到的竺可桢日记为其于1936年1月1日至1974年2月6日(他去世前一天)之间所写,日记时间连贯、叙事清晰、内容细致丰沛,是史学界公认的“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名人日记”之一。

从《“曹操”函谢郭沫若院长》说起

1958年,郭沫若向党交心,坚决跟党走。他写了101首百花齐放小诗,昐望像海棠花一样,奏响学术文化繁荣的春天交响乐。1959年他以"替曹操翻案"为突破口,推动学术界文艺界百家争鸣的开展,引起了广泛的争论,收到很好的效果。

竺可桢的日记

竺可桢,字藕舫,1890年生,1974年去世。中国现代气象学的奠基人,著名的科学家、教育家,曾任浙江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副院长,身后留下令人叹为观止的个人日记。竺可桢日记内容极为丰富,大至国际局势、政党主义,小至民生市情、个人交往,在其笔下均表现得生动多彩,堪称了解中国20世纪经济社会的一部大型参考书,值得深入挖掘和探究。

貴州省圖書館藏文瀾閣《四庫全書》檔案輯考

貴州省圖書館藏有抗戰時期文瀾閣《四庫全書》檔案多種,主要包括當時省立圖書館向省教廳匯報護書情形的電文,省教廳呈報教育部的電函,教育部發給省教廳命其保存文瀾閣庫書的訓令、指令、密令等。1939年7月,貴州省立圖書館對秘藏《四庫全書》的地母洞進行較大規模的補修和改建。這項工程關乎文瀾閣庫書的安全,黔省圖、黔教廳、教育部、浙江大學、國立中央圖書館籌備處等機構之間相互聯動,彼此配合,各方重視程度非同一般。藍端禄、張志韓、陳立夫、竺可楨、蔣復璁等人履行各自職責,守護庫書安全。夏定域、王駕吾、楊漁卿等直接從事護書工作的人員,亦對此付出諸多努力。現將貴州省圖書館藏1939年8月至12月期間24則保護文瀾閣《四庫全書》檔案進行識讀、考釋,以期爲研究抗戰時期文瀾閣庫書的保護工作提供參考。

抗战后期竺可桢佚札一通

抗战后期,时任浙江大学校长的竺可桢先生写过一通信札给夏定域,已出版的《竺可桢全集》(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以下简称《全集》,不再标注版本)未见收录。该函可与《竺可桢日记》中的部分内容相对照,既可为《全集》略做添补,亦有助于我们了解当时学校经营所面临的情况,复能窥见竺可桢先生严谨有度的处事风格。先将函中文字整理如下。

梅光迪的最后十年

梅光迪和胡适虽曾是留学美国时的同窗、挚友,却终因性格、观点的不同而几至分道扬镳。梅光迪常批评胡适,文学史上梅氏可以留名,概亦因其曾与吴宓、胡先骕等人创办《学衡》杂志反对新文化运动、反对胡适。不幸的是,梅光迪遂因守旧的面目而被定于一尊。

民国时期浙医与浙大的两次合并尝试(四)

(二)合并与升格:抗战胜利后的第二次合并尝试抗战全面爆发后,在浙江大学西迁办学过程中,竺可桢校长开始思考筹建医学院的事情。一方面,他通过对美国陆军在不同时期战争中死亡人数的分析,发现美军死于炮火的人数与死于病疫的人数相比,“实较少甚多。故知识即为能力”(见《竺可桢日记》第二册,1943年12月25日,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723页,以下不再标注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