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笔受”译员的编译策略及文化心态探赜

晚清翻译高潮中,江南制造局翻译馆应时所需,先后延聘63位中西译员,编译出版了大量有裨实用的自然科学及应用科学类书籍。馆内“笔受”译员积极尝试本土化译书策略译介西书,淬厉传统,采补异邦。他们有着深沉的爱国情怀、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通过译介西书,为缓解中西学间的紧张与隔阂、畅通西学传播路径作出了贡献。同时,受旧有价值体系等因素的影响,他们又表现出明显的文化优越感,充满趋新与守旧、选择与删汰的困惑与焦虑,存在强烈的纠结心态。

佛教写经群体及书风考释——以佛典汉译为观照视角

佛教写经以佛典汉译为发轫,依托于佛法东传而发展壮大。写经与佛典汉译一体两面,从佛典汉译角度对写经活动进行考察发现,初期佛教写经群体单一,早期写经依托于统治者,中期依赖于译场信众和笔受,后期官业写经的出现,打开写经的新局面。以佛典汉译的视角观照佛教写经,更能完整地看待写经发展的流变过程。

王韬的西学与中学翻译身份、认知与实践

王韬的成长与翻译紧密相关。自王韬在上海松江墨海书馆工作至逃居香港二十余年间,他与麦都思、艾约瑟、伟烈力亚、理雅各及张宗良等合作翻译了宗教学、历史学、天文学、物理学等多种著作。这一期间显示出王韬对翻译认知的转变,而相对稳定的是他“笔受者”和“笔著者”的身份。除在佐译《圣经》中发挥了较大的主体性外,王韬在《华英通商事略》等著作中大多遵循“西人口译、中人笔受”的翻译模式,这一模式其实也是当时各大译书机构的主要工作方式。傅兰雅、马建忠、梁启超等认识到,这种合译模式使得译本无法准确还原本来面目,有损西学的传播。“口译+笔受/著”模式对科技翻译发挥过重要作用,而在社科翻译中效果并不理想,但对如今诸如法律翻译等仍有借鉴意义。无论如何,作为“笔受者”和“笔著者”的王韬在中西交流中获得了领先于时代的理解,从而成长为跨越时代的大人物。

合译:佛经翻译的一大特色

合译(co-translation),顾名思义,是由两人或两人以上合作进行翻译的一种群体行为。在我国翻译史上,合译这种方式似可上溯到公元前十一世纪。宋代《册府元龟·外臣部》曾有这样的记载: 周公居摄六年,制作礼乐,天下 和平。交趾之南,有越裳国以三象胥重 译而献白雉,曰:“道路遥远,山川阻 深,音使不通,故重译而朝。

菩提流志主译《不空羂索》咒语声母对音比较研究

《不空羂索咒心经》和《不空羂索神变真言经》都是唐代经师菩提流志主译,但译经音系却明显不同,前者声母与玄奘、义净的对音规律相近,表现出洛阳音规律,而后者与不空对音特点相近,反映出长安音特色。前者在洛阳译出,后者在长安附近译出。音系特点或决定于笔受。

中土佛经翻译的主要方式

阐述了佛经翻译方式所经历的从口述笔受到建立译场的嬗变过程。

一部有关南海交通史的资料书—《海录》

研究清代南海交通史,《海录》是一部很有价值的资料书。相传此书是由谢清高口述而由杨炳南笔受的,流传的版本有《海外番夷录》本、《海山仙馆丛书》本、《舟车所至》本、《小方壶斋舆地丛钞本和吕调阳、谢云龙的重刻本,别有嘉应杨氏的原刻本,则流传甚少。诸本中多载有杨炳南的序文。

朝鲜入学僧与唐代的佛经翻译

朝鲜入学僧与唐代的佛经翻译陈景富陕西省社科院历史所梁启超先生曾这样说过：“佛教为外来之学，其命在翻译，自然之数也。”①一部中国佛教发展史，从某种程度上说也就是一部佛典翻译的历史。佛典的翻译决定着中国佛教发展的进程，而中国佛教的发展又为佛典翻译提出新的...

元魏译经考略

元魏时期(包括北魏、西魏和东魏三代),由于北方地区的相对统一,统治阶级的大力支持,佛教得到了很大的发展。

影响早期汉译佛典的因素

早期中土译经所译佛典大多没有写本的传习,而是由当时外国来华沙门牢记于心口诵而出的。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早期汉译佛典的高峰期,彼时,一些大的译场出现,翻译组织逐渐完善,一次佛经翻译工作的开展,往往需要口诵佛典底本的持诵者、负责语言转换的传译者、将汉译佛典书写成文的笔受三方各司其职、共同配合来完成,这三者便是影响早期汉译佛典的重要因素。

近代“笔受”译员群体探析——以江南制造局翻译馆为中心的考察

江南制造局翻译馆先后有36名中国译者担任"笔受"工作。作为最早系统接触并译介西书的知识分子,他们主要来自江浙地区,大多是没有功名的普通士人,教育背景新旧相间。他们不仅积极译书,而且致力于译书规则和专业名词的创设等工作。"笔受"译者的科学素质、坚定的译书信念及忘我的工作保证了译书事业的顺利开展,为推动近代中国的西学东渐及近代化运动发挥了积极作用。

晚清“笔受”译员群体的职业走向

作为晚清西书中译的重要力量,江南制造局翻译馆的"笔受"译员在离馆后,积极投身近代文教事业、政界或其他领域,不仅对中国文教近代化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更应和了中国由洋务自强、维新变法至辛亥革命的近代变革全过程。其职业走向显示,晚清大变局的时代背景为其职业选择提供导向,爱国情怀是其动力源泉,译书经历为助力铺垫,知识结构系重要基础,传统主流价值观则使他们存在强烈的纠结心态。而"笔受"译员群体的职业走向亦体现出近代知识分子在晚清中西冲突、新旧更替中的抉择与纠结,以及他们在近代中国政治、社会转型中的积极探索。

筆受對漢譯佛經語言面貌的影響初探——以鳩摩羅什譯經被動式爲考察基點

筆受是佛經翻譯團隊的重要成員,直接影響漢譯佛經的語言面貌.後秦鳩摩羅什主譯的《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小品般若波羅蜜經》兩部佛經,筆受不同,語言風格也不同.以被動式爲例,《摩訶般若波羅蜜經》被動式的運用,竭力靠攏漢語習慣,靈活多變,具有時代特色,《小品般若波羅蜜經》則受原典影響更爲明顯,較爲單調拘泥,相對保守.專人譯經語言研究的深入拓展,應該而且必須考慮筆受這個重要的因素.

佛教写经人物身份群体考

佛教写经是依托于佛法东传而产生的一种全社会文化活动.写经人员由初始的单一笔受身份转变为官方组织写经、僧人自写、民众信仰而抄经、拥书自给为职业等多种不同形式并存的庞大写经群体,由此衍生出『写经体』这一书法艺术风格.本文重在考察从初始写经到『写经体』的出现,写经人身份、信仰、书法风格、译经环境等诸多问题的发展流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