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韬的西学与中学翻译身份、认知与实践

王韬的成长与翻译紧密相关。自王韬在上海松江墨海书馆工作至逃居香港二十余年间,他与麦都思、艾约瑟、伟烈力亚、理雅各及张宗良等合作翻译了宗教学、历史学、天文学、物理学等多种著作。这一期间显示出王韬对翻译认知的转变,而相对稳定的是他“笔受者”和“笔著者”的身份。除在佐译《圣经》中发挥了较大的主体性外,王韬在《华英通商事略》等著作中大多遵循“西人口译、中人笔受”的翻译模式,这一模式其实也是当时各大译书机构的主要工作方式。傅兰雅、马建忠、梁启超等认识到,这种合译模式使得译本无法准确还原本来面目,有损西学的传播。“口译+笔受/著”模式对科技翻译发挥过重要作用,而在社科翻译中效果并不理想,但对如今诸如法律翻译等仍有借鉴意义。无论如何,作为“笔受者”和“笔著者”的王韬在中西交流中获得了领先于时代的理解,从而成长为跨越时代的大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