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壁画中的杖具——笞杖、球杖考

本文结合敦煌文献和相关图像史料,对敦煌壁画中的笞杖和球杖图像进行了考证,认为:一、古代笞杖作为一种刑具,其长度和粗细具有严格的规定,汉唐时期的刑法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而且当时学堂的师生以及画工等老百姓都有较强的法律意识;二、敦煌壁画中球杖图像的形状、长短等具体形象特征,均与史料记载吻合;球杖之柄是人之手臂的延伸,而弯曲的杖头是人之手掌的仿制品。

中国古代笞杖刑罚的历史分析

中国古代的笞杖刑罚体现着严刑峻罚的思想,从历史文化传统的角度分析,法家文化的"重刑"主义、君主专制主义,儒家文化的"礼治"思想、"三纲五常"以及秦汉以来的文化专制主义流毒都对笞杖刑罚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从世俗民心的角度分析,家法族规、学府规训等民间笞杖责罚则对笞杖上升为刑罚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笞杖下的权力意识、变态心理则更是促使了笞杖刑罚的根本扭曲。

从笞杖刑的废除看现代法治文明

笞杖刑作为中国古代封建社会五刑的一部分,由最初的鞭扑之刑不入五刑,到西汉文帝废肉刑定笞刑,及至东汉出现杖刑,隋朝笞杖刑正式确立再到清末修律废除杖刑,经历了漫长的发展演变过程。以鞭、扑、笞、杖、脊杖、杀威棒、廷杖、裸杖等不同形态存在于各历史时期的笞杖刑,在反映社会现实的古典文学作品中都能找到它的影子。从反映时代现实的文学作品中透视笞杖刑的历史发展过程,不仅会加深人们对这些古代酷刑形象化、生动化的理解和认识,对现代文明法治也会有一定的启示。在人类要求进步、文明的现代法治社会中,作为古代封建专制时期刑罚报复主义下的产物,笞杖刑必然会被彻底消除。

清季笞杖改罚金的刑制改革及其困境

笞杖为清律“五刑”制度中最轻的刑罚,律例虽有规定,实施却颇为随意,实际成为问案官员灵活处置细故案件的工具,同时亦难免任意高下之弊。义和团事变以后新政推行,朝野多认为笞杖损毁身体,不合西法潮流,废之有助收回治外法权。1905年修律大臣首先奏请笞杖改罚金,其他身体刑亦陆续废止。清廷明快允准之后,引起罚金较难实施、分配大起纷争等系列难题。特别在上海租界,清廷本欲借此向外人展示修律成效,但中外谈判结果,公堂只能处置监禁五年以下之案件,笞杖改罚金又使刑罚威慑力大减,引发租界治安恶化,公堂、工部局、领事团和华人舆论群起质疑。种种困境彰显新章旨在与西法接规,注重外交,却未能就实施条件通盘考虑,新旧法制的过渡陷于进退失据的境地。

窦娥屈招不仅仅因为孝顺

《窦娥冤》中,张驴儿诬陷窦娥害死了自己的父亲,并买通太守桃杌对窦娥严刑拷打,以迫使窦娥屈招。起初,窦娥死不屈服、拒不认罪。太守无奈,欲拷打窦娥的婆婆。孝顺的窦娥为了婆婆免受皮肉之苦,只得屈招。窦娥的这一举动历来被看做是她善良孝顺的最有力的证明。这当然是毫无疑问的,但窦娥屈招还有一个原因,即不堪羞辱,不堪婆婆也被羞辱。从剧本中得知,窦娥最先接受的是杖刑。＂人是贱虫,不打不招。

中国古代的廷杖

顾名思义,廷杖就是在朝堂之上对大臣施行杖刑处罚,它是中国封建社会中,专制君主为维护其至高无上的地位,肆意从精神和肉体上戳辱士大夫的一种酷刑。廷杖不载于封建国家的法典正刑,但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却为众多的专制君主所采用,对封建社会的政治、文化、法律生活,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一、廷杖之事肇始于东汉廷杖,是杖刑的一种。杖刑,三代以上称教刑,惟学校典礼诸事用之。《说文》'杖,持也'。凡可持之物,皆称杖,笞杖之杖亦可手持,故得以袭其名。自汉文帝除肉刑,劓及斩左趾者并改为笞,笞为死刑之次,较城旦等刑为重,'幸而不死,不可为人',故景帝时再定箠令:'箠长五尺。

法中求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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