符号生态学:符号域中的不同自然

本文提出了"符号生态学"的术语,试图对生物符号学和生态符号学进行清楚的区分,以证明建立生态符号学这一子学科的必要性。本文对人与自然功能圈的关系进行了论述,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多重自然"的概念,由此建立了生态符号学研究的基础,并进一步讨论了人对待自然的不同方式以及符号的可持续性,试图为生态符号学研究找到与人类文化研究相结合的方向。

语言的符号生态与自然生态

语言生态的相关研究可以归为语言的符号生态和语言的自然生态两大传统。相关成果与传统形式语言学相比,在研究重点上更胜一筹。生态语言学家需要超越传统生态语言学作为语言学分支的理念束缚,致力于建立统一的生态语言科学;更需要超越传统文化二元论,秉承自然化的语言观。这样生态语言学才有可能成为连接人文学科和自然学科的重要纽带。

当代中国意识形态符号生态的构成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意识形态领域形成了独特的符号生态。以“天道人伦”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符号是我国意识形态的符号土壤,形成了我国意识形态的传统符号元素;以马克思主义为核心的红色文化符号是我国意识形态符号的进化形态,成为我国主导意识形态的符号基因;但是,在这一过程中以资本逻辑为核心的西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符号的入侵,给我国意识形态符号生态系统带来影响。因此,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符号在符号生态中的主导地位,主导我国意识形态符号生态的发展。

生态符号学视域下高校生态外语教学路径探析

从生态符号学视角出发,明晰高校生态外语教学内涵,并基于内部与外部两个维度提出以生态为导向的高校生态外语教学路径。在外部维度,该路径关注外语课堂生态场的创设;在内部维度,该路径聚焦局部生态反馈循环的实现。最终达到对高校外语课堂生态关系网的建立与维护,旨在实现教育目标和生态目标的有机结合,引导外语教学走向更具有生态文化内涵的学科发展道路,为推进可持续发展的外语教育实践提供新的思路与启示。

符号学肉身化:生态符号学中的身体物质性问题

生态符号学关注身体在环境与文学中的意义生成,重新阐释了符号学的肉身化问题。在内符号过程中,生态符号学真正意义上在身体的上下居间还原中重新界定了“符号自我”。身体在外部环境中同样发挥重要作用,经“非语言建模”使得物质实现符号化。处于“自然文本”系统中的身体连结语言内外的世界,且经语言的调停与过滤呈现非在场的符号张力。生态符号学所阐释的身体物质性极具结构主义,是生物符号学与文化符号学杂糅化的结果。

《庄子·齐物论》中的自然-文化符号关系——基于“以明”概念的符号分析

庄子反复言明,“以明”是他对人类如何经验自然、认识自然与文化符号关系问题的主要观点。庄子解构了人与自然的二元关系,“以明”意指人类主体性降落而归到自然与文化符号的中枢之处。身体连接内世界与外世界,庄子以为,通过身体“虚静”“心斋”“丧我”等方式建立自然与文化之间的符号关系,身体经由“物化”可通“明”境。“以明”也存在于指物的语言符号过程中,但人类永远无法通过语言抵达,只有在指物符号过程中努力展现“物自体”的秩序,才能不断接近“以明”,这个过程也展现了自然与文化之间的连续性。本文从中西对话的视角分析“以明”,认为“以明”并非一种形而上学观,其中蕴含了自然-文化的复杂关系,体现出生态符号学思想。

符号生态与话语旨趣:一种后现代政治哲学视阈

后现代思潮的多重激荡、交互,使以拜物教和技术崇拜为特征的意识形态由清晰趋于消解、凌乱。以纯粹符号生活为标志的生产消费镜像演绎赤裸裸的交换关系,零碎化、去中心化的符号话语占据着后现代生活的叙事舞台,符号化与去符号化共同演绎着一种全新的符号生态景观。我们必须在高扬马克思主义的宏大叙事风格和总体性思考方法的同时,关注社会结构的差异性诉求,以期实现社会生活的话语重述与理论建构,消解虚无主义和工具主义的阴霾,澄明现代政治哲学的人文话语。

自然与文化的对立统一——谈生态符号学研究的理论核心

自19世纪中叶生态学研究获得巨大发展后,生态危机的概念不仅影响到归属自然科学的生物学、动物学和植物学等学科的研究,也通过隐喻的概念,延伸到人类学、文学、符号学、语言学、社会学、教育学等学科。本文重点介绍生态学与符号学的结合(生态符号学或符号生态学)的简要过程,不同理论和学派的侧重点,包括塔尔图——莫斯科学派,Sebeok的动物符号学模式,Nth的宇宙整体观,Uexkul的客观环境论,Kull的主体人类生态学,Deely的生物中心主义,Hoffmeyer的文化、内部自然和外部自然的三维观。作者认为,生态符号学研究的理论核心实际上是从自然与文化的对立统一关系的视角,探讨符号的起源、作用和演变。

人的主体维度：符号学对生态中心主义的超越

生态中心主义作为对人类中心主义的反思和超越,是生态思想的重要理论分支。它将生态圈视为整体,强调生命体之间的关联和平等,并将整体的发展视为最高利益所在,这既有进步性,又有严重的局限性。符号学认为,生命体作为周围世界的主体,它们之间的关系并非是等级性、阶序性的,而是平等的。人类在构建自身意义世界的过程中,必须考虑其他生命体的权力和福祉,而不能将主体性视为自我中心的理据。它将生态危机和符号危机纳入全球化的过程中来进行审视,并指出,人作为符号学动物,是唯一能在全球化带来的符号同质化进程中,转换性地思考自我与他者关系的生物,因此,只有人能够对其他生命体负起终极的伦理责任。人类在主体性和他者性之间的转换能力,使得他们能够反思自身的文化符号建构对于生命意义世界和生态网络的影响,在考虑自身发展权益的同时倾听、理解和关爱其他生命,造就生态的和谐与符号过程的健康。

性政治:成长中的生态符号——解读毕飞宇的《玉米》

正如劳伦斯通过<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中康妮之口所说:"我现在明白了,男人们为什么那么狂妄."以女性的意识来传达男性的信息类似,毕飞宇在小说<玉米>中通过玉米之口:"不管什么样的,只有一条,手里要有权,要不然我宁可不嫁!"传达出女性的意识中对男性的权力的依附与追崇,形成性与政治完整结合的叙事框架.

生态符号学:一门子学科的兴起

自1990年代后期起,生态符号学在不到20年间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初步建立了自己的理论体系。生态符号学建立之后,其主要分支文化生态符号学(cultural semiotics)发展迅速,并衍生出不同的发展向度。在当今生态符号学的研究中,塔尔图的生态符号学家走在前列,而他们在这一领域的研究,事实上是对塔尔图—莫斯科学派的文化符号学模式和核心概念的深化,具有学科上的延续性。

风景的符号学研究——从索绪尔符号学到生态符号学

本文概括了在符号学领域和一般的风景研究领域中对风景进行符号学研究的不同方法,描述了研究风景中的符号过程的不同进路。从索绪尔符号学传统开始,符号学将风景视为语言文本的类比,然后转向了更为自然的、现象学的进路以及超越了人类中心定义的、对风景的生态符号学观点。本文特别关注了塔尔图-莫斯科学派的文化符号学对于风景研究的发展潜力,以及由生态符号学发展所带来的对风景进行动态的、对话性的、整体的定义的可能。

地方性:生态符号学的一个基础概念

本文立足于小型文化体系,提出了微观生态符号学的一个基本概念——地方性,将其作为考察地方文化和生态系统的一个基础单位。由于符号活动的语境性和生命与环境之间密不可分的意义关系,地方性作为生态符号学研究的一个可能起点,具有足够的理论支撑和高度的可操作性。并且,这种强调符号主体的地方性、语境性的概念,为解构自然与文化的二元对立将起到重要作用。

生态符号学:理论、历史与方法

生态符号学是关于有机体及其环境之间符号性相互关系的研究,它不仅与生物学、生态学有着直接的理论依托关系,而且深刻地嵌入了历史上人类及其环境之间的诸种关系模式。作者认为,通过皮尔斯、乌克斯库尔以及西比奥克等人在理论符号学和生态符号活动方面的推动,生态符号学已经在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上,成为针对有机体-环境互动的一种系统性符号学研究方法。

地区生态文化符号体系建设研究——以甘肃省为例

符号作为一种象征物、一种载体,代表着文化的外在表征,也承载着文化的历史、内涵、价值等内在理念。任何一种文化都是由其特有的符号或符号系统所阐释的。地区生态文化的建设,需要认真分析地区生态文化符号的价值及其构成要素,建构其独特的生态符号和符号系统,从而实现地区自然、经济、社会系统的持续、稳定、健康发展。

河南茶文化旅游的生态符号探析

当前,随着我国广大居民生活水平的日益提升,人们对精神文化方面的需求与日俱增。这种需求主要呈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精神文化上,二是旅游享受上。而这两者可以相辅相威,因为文化是旅游的核心和灵魂,以茶文化为基础的旅游业,涵盖了历史、文化、生态、绿色等诸多内涵,所以广受市场好评。本文以河南为研究案例,从茶文化旅游的意义、河南地理区位、社会环境、历史文化等角度探析了河南茶文化旅游的生态符号。

自然文学中的自然之“象”--一种生态符号学阅读

从生态符号学研究自然文学,可以发现其自然描写的意义不只是资料功能性的展示,还是借助语词的概念化来构成即刻性的语境。文本内的可视性描写使得其视觉叙事产生了强烈的即刻性表意,符号域中“象”的多种可能性变体进而促成了一种现象之知。自然描写的述行性在传达其生态旨向的同时,还通过追溯“自然”的原初性意义,反思了自然描写中存在与生成之间的同构关系。

自然文学中符号的生态性——梭罗《瓦尔登湖》的生态符号学批评

梭罗的《瓦尔登湖》是美国自然文学较早期的经典作品,它通过对比自然与社会文化之间的关系,深刻反思了当时的社会问题。该文以生态符号学为理论基础对这部作品进行再审视,发掘出了梭罗关于生态的一些认识论思考,如,自然并不是一种纯粹的、审美性存在,而是以其符号内置的伦理属性展示了一种理想的生态价值;人作为认知主体,重视“技术”之于生活的意义,却忽略了“谋生”“工具”等关系模式以符号吞噬现实的方式所造成的认识障碍;人与自然共同构成的功能圈中,意义关联的物质化遮蔽了原本潜存的递归性认识模式。

基于纳西族隔断技法的生态文化符号研究

在中国古代的文化史与设计史中,隔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尤其是在园林建造中,古人园林营造讲究“隔而未隔,界而未界”。世界范围内爆发的疫情,让人们对于人与人、人与物、人与空间的交流尺度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从纳西族壁画、彩绘、书画、史料、文物几个方面入手,探究其内在的文化艺术形式,提炼生态符号,并且结合纳西族的隔断技法将传统的隔断设计理念融入现代社会之中,强化人们对民族文化与礼教的认识。

生态符号学视域下苗族图案的地方转向———以贵州台江县地苗族图案为例

20 世纪 90 年代后期,生态符号学初步建立并完善了自身的理论体系。 文章试图以生态符号学中的主要分支文化生态符号学为媒介,探索贵州台江县地区苗族图案的地方转向。 换言之,通过对“关系”的追踪,理解一个文化过程或社会实践方式。 还原或重构人与自然、人与人、身与心的关系,透析图案背后的文化传承与现实需求协商后的书写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