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险可能世界:百年符号诗学概论

符号诗学,是以符号学方法建构的文学理论,是关于可能世界的诗学。近百年来,主要由形式论、结构论、模式论和解释论符号诗学构成,大致走过了一条从"符形学"到"符义学"、"符用学",再到试图将"三者整合",深入文化隐蔽机制,全面走向文化符号诗学的道路。

符号形式的创造与符号诗学

卡西尔的符号诗学在他的符号形式哲学基础之上把文学界定为符号形式的创造。首先,"文学是符号形式的创造"这一界定是坚持和发展了康德、歌德等德国古典美学的文学艺术思想的必然结晶。其次,"文学是符号形式的创造"这一界定是超越了启蒙现代性而转向审美现代性的一个成果。再次,"文学是符号形式的创造"这一结论是在符号形式创造活动的基础上统一感性与理性、质料与形式、情感表现与符号形式、主观与客观、再现与表现的理论成果。这样就使得符号诗学的文学思想回归到"文学本身",进一步完成德国古典美学对启蒙主义美学的辩证统一,反对了西方传统形而上学的实体本体论、二元对立的思维方法,促进了德国和西方文学思想走向现代。但是,由于卡西尔的符号诗学从根本上忽视了物质生产、精神生产和话语生产相统一的,以物质生产为中心的社会实践,因此仍然是历史唯心主义的,也不可能真正达到文学思想在社会实践中的现实统一。

论埃科的清单符号诗学

清单,不仅出现在日常生活中,也出现在文学作品中。埃科作为一名“清单爱好者”,经常在自己的小说中留下清单,并著书研究清单。在埃科看来,清单独具诗学魅力,而非单纯的实用之物。文学作品中的清单是一种独特的诗学结构,它开辟了作者与读者双向互动的编码游戏空间,充分体现出有序与无序、有限与无限、规则与随机之间的艺术张力。清单在埃科的小说创作和符号学研究之间架设起一道桥梁,成为其兼具平衡性、整体性和开放性的符号诗学主张的重要喻体,他对清单的兴趣本质上是对这一符号诗学理念的追求。

索绪尔局限与朗格难题——论符号诗学推进的几个关键问题

卡西尔-朗格的＂文化符号论＂,是符号学发展的四种模式之一。（1）朗格在《情感与形式》（1953）、《艺术问题》（1957）两部论著中提出的经典命题＂艺术,是人类情感的符号形式的创造＂,（2）影响深远。悖论的是,卡西尔-朗格符号学模式却后继乏人。据说是＂缺少‘可操作性’＂。

符号的意指与交流——论安贝托·艾柯符号诗学的文化逻辑学构想

意大利当代学者安贝托·艾柯的符号诗学吸收了索绪尔和皮尔斯为代表的欧美两大符号学派思想,将符号学理论与文化理论相结合,以文化符号学视角审视符号的通讯和意指模式,为文化差异的存在与个性的创造寻求在场的逻辑系统规则,以此揭示文化发展的内在机制。艾柯符号诗学的文化逻辑学构想将符号学研究从语言符号学理论外推至非语言的其他文化系统,为透视当今文化现象开辟了新视角,同时也为文化符号诗学的发展提供了有益启示。

“人是符号的动物”：符号诗学与西方美学传统

卡西尔的符号诗学是以他的符号形式哲学及其"人是符号的动物"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它对于西方哲学和美学既是一个划时代的成果,也是西方哲学和美学发展的必然结果。首先,"人是符号的动物"这一结论是"回到康德"而又"超越康德"的一个成就。其次,"人是符号的动物"这一结论是坚持和发展西方人文科学传统的必然结晶。再次,"人是符号的动物"这一结论是反思和批判西方传统形而上学的哲学和美学而转向现代关系性和功能性哲学和美学的一个成果。这样就使得符号诗学的文学思想回归到人文科学的本位,促进了德国和西方文学思想走向现代。但是,由于卡西尔的符号形式哲学根本上忽视了物质生产、精神生产和话语生产相统一的、以物质生产为中心的社会实践,因此仍然是历史唯心主义的。

民族志诗学符号在苗族婚嫁歌英译本中的应用

民族志诗学(Ethnopoetics)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美国重要的民俗学理论之一,该理论致力于消除书写传统对口头传统的偏见、探究口头文学的翻译和书面转写。在转写过程中,为了再现口头艺术的表演性,民族志诗学家丹尼斯·特德洛克(Dennis Tedlock)创立了一套庞大的符号体系,标记了北美祖尼印第安人(Zuni)口头诗歌的停顿、声音大小、音调高低等演唱特点。此次研究将尝试运用其符号来标记苗族婚嫁歌的英译本,以再现苗族婚嫁歌的表演风貌,展现苗族口头艺术的魅力。

从文学性角度为苏轼“以议论为诗”辩护——以《百步洪》为例

符号-结构诗学认为虚构造型是文学手法最基本的文学性。本文用符号-结构诗学方法考察苏轼《百步洪》文本,探讨苏诗以怎样的文学手法类型以及文学手法组合形成"以议论为诗"的深层结构,从文学性角度为其辩护。

符号—结构推演性方法是否是一种可能——就文学研究方法与孙绍振教授商榷

针对20世纪文论对文本解读的低效、无效,孙绍振撰文呼吁文学研究回到文学文本,并认为文论危机就方法论而言主要在于学术规范的普遍性与文学特殊性之间的矛盾,以及演绎法牺牲特殊性概括普遍性的问题。本文赞同孙文回归文学文本的呼吁,但认为没有必要否定学术规范普遍性及演绎法本身。孙文的否定,说明学界存在对学术规范普遍性及演绎法认识的盲点。为此本文简单追溯文学研究的归纳法与演绎法,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符号—结构推演性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