驻村第一书记制度的政策演进研究——基于政策文本分析

驻村第一书记制度是党领导农村工作制度的创新,在新时代解决农村发展现实问题发挥了重要作用。研究驻村第一书记制度的政策发展演进和特征,可为制度优化和政策完善提供科学参考,对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具有重要意义。聚焦驻村第一书记制度的政策演进,运用文本分析法,对2015—2023年中央到地方出台的94份驻村第一书记有关政策文件进行系统量化分析。通过政策文本分析发现:一是驻村第一书记制度运行政策经历了初步形成期(2015—2016年)、调整优化期(2017—2020年),以及深化发展期(2021年以来)三个阶段。二是四类型政策工具使用频率整体呈现“趋弱—趋强—趋稳定”的变动态势,表现出不同的类型特征。三是在不同政策阶段政策聚焦点受阶段性政策目标、任务要求等影响,呈现演进特征。根据分析从提升政策目标针对性、增强政策工具均衡性、提高政策执行有效性等方面提出政策优化相关建议。

驻村第一书记制度的发展历程与基本经验

驻村第一书记制度最早起源于2001年的安徽省,随后浙江、江苏、河南、广西等地方跟进探索,2015年升格为全国性的制度。选派驻村第一书记,推动了农村发展和精准脱贫,加强了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密切了党群关系,提升了乡村治理水平,也培养锻炼了大量优秀年轻干部。选派驻村第一书记制度经历了地方性探索创新(2001年至2014年)、精准扶贫(2015年至2020年)、乡村振兴(2021年至今)三个阶段。驻村第一书记制度发展的经验主要有:坚持党的领导,坚持精准选派,以激发乡村内生力量为主,注重调动驻村第一书记积极性。

继承、创新与发展:驻村第一书记制度变迁的基本路径与理论逻辑

驻村第一书记制度是中国共产党农村工作的重要制度创新,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继承、创新与发展是驻村第一书记制度变迁的基本路径。新中国成立后不同时期的驻村工作队制度成为驻村第一书记制度的思想与实践来源;在地方党委、政府创建驻村第一书记制度并成功实践后,精准扶贫时期中共中央把该制度上升为国家顶层制度设计,并在全国推广;在推进乡村振兴过程中,中共中央把该制度作为农村治理的一项长效机制,并完善了基本制度内容。驻村第一书记制度变迁的背后是科学理论的指导。其中,制度供给与制度需求有效对接是该制度产生与发展的根本动力,共同富裕理论是该制度不断完善的内驱力量,党的群众路线理论是该制度顺利实施的根本工作路线,党政目标一致性是该制度成功的根本保障。这些理论既体现出中国共产党的本质属性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又体现出人类社会治理在遵循继承、发展与创新规律方面的普适特征。

从结构断裂到“双轨一体”:第一书记制度下的乡村治理变迁——基于鲁西北D村驻村帮扶的个案研究

第一书记制度是乡村振兴背景下国家主动介入农村以推进治理有效的创新机制。基于"国家一村级党组织一乡村社会"的分析框架和"结构一过程"的分析策略可以发现,鲁西北D村的驻村帮扶工作既嵌入在政社关联链条断裂的前置背景中,又呈现为一个从外来书记进场到村级党建强化再到乡村社会整合的延展过程。一方面,通过释放驻村干部的自主能动性,第一书记制度成为基层治理体制的重要补充,不仅将国家权力人格化地导入一线治理场景之中,也构造了双轨治理结构的协同并行;另一方面,通过发掘乡村社会的内生动能,第一书记制度还形塑出党建对乡村治理的引领,不仅使简约治理以新的样态复归落位,也构建出双轨的一体融通与相辅相成,从根本上呼应了国家与村社二元合一的本土治理逻辑。

第一书记制度实践的差异化类型及其形塑机制

第一书记制度是我国扶贫领域的一项制度探索和创新,其在基层治理实践中呈现出复杂性和多样化的特征。第一书记制度的进村,在村庄层面实现国家治理和基层自治的对接,形成了具有差异化的治理结构和实践样态。村庄调研发现,第一书记制度与村庄社会的互动存在三种关系模式:包办替代型、合作辅助型和被动疏离型。这一实践差异由村庄的资源基础与治理能力、地方政府的村庄定位与资源匹配以及第一书记的个人资源网络与职业追求三方面形塑而成。第一书记制度在实践中产生了精准性和可持续性问题,优化第一书记制度绩效应从组织体系再造和资源精准对接两方面展开,以推动村庄内生脱贫潜能和自主发展能力的提升。

夯实党在农村的执政基础 全面推进农村小康建设——湘阴县实施村党支部第一书记制度的调查

中共湘阴县委从2002年12月以来,在全县418个村普遍实施村党支部第一书记制度,此举对提高党在农村的执政能力,夯实党在农村的执政基础,推进农村的全面小康建设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收到了十分明显的成效。其具体做法是:夯实党在农村执政的思想基础,为农村小康建设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夯实党在农村的组织基础,为农村小康建设提供组织保证;夯实党在农村执政的经济基础,突出农村小康建设的中心任务;夯实党在农村执政的稳定基础,为农村小康建设营造良好环境;夯实党执政的素质基础,为农村小康建设提供人才保障。

近年来关于转型中的驻村第一书记制度的研究综述

驻村第一书记制度是解决中国三农问题的一项重要举措,这一举措为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摆脱绝对贫困作出了突出贡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消除绝对贫困并非终点,实现共产主义社会才是最终奋斗目标。因而。第一书记制度在乡村振兴的新背景下如何转型、如何长效化具有重要的研究意义。通过梳理驻村第一书记制度的理论观点、实践现状、当代价值的研究成果,进一步提出自己的反思与展望。

“第一书记”制度赋能乡村振兴优化路径探析

2020年我国赢得脱贫攻坚战的胜利,全面进入到乡村振兴阶段,在这一过程中,“第一书记”制度在基层党建、乡村经济发展以及乡风文明建设方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在实践过程中,仍然存在“第一书记”技能与实际需求不匹配,被帮扶地区间存在“马太效应”,“外来力量”与村书记的冲突以及“形式主义”不作为等问题。分析其成因主要体现在精准选派机制不严谨、培训不到位、资源配置不均、“双轨治理”蕴藏权力博弈、考核机制不合理等方面。提出为优化“第一书记”制度,更好地助力乡村振兴,要完善精准选派机制、加强培训教育、提升资源配置合理性、挖掘内生资源、明确权力边界、推动合作型治理、推进考核机制合理化等建议。

这支队伍为何不能撤:第一书记制度的逻辑理路与优化对策

决战决胜脱贫攻坚任务完成后,要继续选派驻村第一书记。第一书记这支队伍之所以不能撤,关键在于第一书记作为国家顶层制度设计,契合了乡村治理需求。促进农村组织建设是第一书记制度设计的直接目标,实现农村减贫和推动农民增收是第一书记制度设计的重要任务,提升乡村社会治理水平是第一书记制度设计的长远指向。当前,第一书记制度在实践中还存在一定困境,如制度设计导致的"图利"取向、乡村发展内生动力的消解、应然与实然角色的冲突以及考核机制的缺陷等。继续选派第一书记,需要进一步优化第一书记制度设计,即应提升第一书记制度设计的整体性、培育乡村发展的内生动力、推进第一书记角色融合、优化第一书记考核机制等。

“第一书记”制度与少数民族地区贫困治理的有效性研究--基于贵州省麻江县的案例分析

扶贫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更重要的是一个制度问题,尤其是对农村来说,贫困是一个治理制度的问题。为此,本文基于奥斯特罗姆的自主治理理论,构建精准扶贫背景下少数民族地区贫困治理机制的分析框架,从新制度供给、可信承诺和相互监督3个方面阐释了乡村治理的难题,并进一步以贵州省麻江县干桥村扶贫"第一书记"为案例,应用上述框架分析了其改变贫困村庄乡村治理机制的内在逻辑。研究发现,贫困村庄在"第一书记"的帮扶下发生了基层组织运行规范化、村民参与意识增强、传统产业发展壮大的改变。当前精准扶贫实践中,应重视村庄内部自主治理、多主体合作治理,同时引导村庄发展特色产业,引导村民参与产业发展,增强"造血"功能,确保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能长期稳定脱贫。

国家在场与村民自治:扶贫第一书记制度的实践逻辑

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中的重要环节。本文基于国家与社会关系理论,运用个案研究法和过程一事件法,选取江西省赣村作为田野调查点,以扶贫第一书记政策分析国家力量与村民自治的互动关系,探索乡村治理模式。研究发现,第一书记肩负政治任务,携带大量的国家资源,以国家身份嵌入乡村场域,形塑乡村结构和发展秩序。总体来看,村庄治理主体实现了再造,作为治理载体的自组织被培育,村庄的治理形态由一元治理到协同共治,村民自治的功能得以重构。第一书记以行政力量嵌入乡村社会,是国家以"外力"推动乡村社会内部问题解决的一种积极探索。

个体与制度:第一书记嵌入乡村治理体系的实践分析

驻村第一书记制度自2015年后成为农村加强基层组织建设和脱贫攻坚的重要抓手。第一书记从浅层上看可通过资源反哺增强农村资源供给,扭转农村分配不足和分配不均的状况;而从深层看,第一书记制度具有克服现有科层制治理不足、优化乡村治理结构的作用。本文基于对第一书记的实践分析,总结和提炼出第一书记制度的运作模式、制度特征及治理成效,指出第一书记制度最大的特点是非科层性、灵活性与资源联动性,它体现了党的综合治理与科层治理的双重治理特质。但第一书记制度亦存在制度性悖论,第一书记制度带有一定程度的运动式治理特征,其社会嵌入性亦与个体的资源禀赋、行动策略相关,实践效果因人因地而异。尽管如此,第一书记制度显示出与常规治理不同的治理效力,契合新时期乡村治理体系建设的内外资源互动指向和新时代党的农村工作的群众路线要求,第一书记制度所承载的治理内涵值得深入研究。

治理视域下“第一书记”扶贫制度的实践机制与完善路径——基于赣南G村的田野调查

“第一书记”制度是传统时期干部下乡制度的延续。在扶贫阶段,主要从资源的视角对“第一书记”制度展开研究,在治理转型的背景下,从治理的视角重新定位和阐释“第一书记”制度的实践逻辑有其必要性和现实性。治理视角强调“第一书记”制度作为一套新的治理体系,发挥资源输入、组织培育、制度引入和文化建设等多元治理功能,其实践逻辑表现为角色定位清晰化、功能发挥多元化、职责边界有限化。“第一书记”制度应该从顶层设计、基层组织和村庄社会这三个层面来完善。为进一步激励制度活力“第一书记”制度与基层治理现代化之间有着内在衔接性,表现在其与转型社会的契合性和与治理现代化的亲和性两方面。由此,“第一书记”制度和第一书记可以作为国家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的制度载体和治理抓手,在国家治理和乡村治理转型中发挥重要作用。

从矛盾分析法的角度看“第一书记”制度

“第一书记”制度是党和国家为打赢脱贫攻坚战和实现乡村振兴发展而提出的破解乡村基层发展难题的重要制度。运用矛盾分析法,从理论和实践的角度出发,对“第一书记”制度进行剖析,不仅对深刻理解党和国家的重大政策具有积极作用,而且能够为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提供指导。

“第一书记”制度在人口较少民族地区发展中的作用与优化策略--以环江毛南族自治县“第一书记”制度为例

“第一书记”制度在人口较少民族地区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中发挥了极大作用。本文以广西环江毛南族自治县“第一书记”制度为例,介绍了“第一书记”制度在环江毛南族实现整族脱贫的主要做法和实践成效,从乡村治理、“第一书记”制度本身和“第一书记”个人三个维度分析了环江毛南族自治县实行“第一书记”制度存在的主要问题,从完善选派任职制度、完善监管机制、完善核心主责制度、完善督查考核制度、健全任期制度和激励机制、建立能力提升制度、完善宣传引导机制等方面,提出了在人口较少民族地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中优化“第一书记”制度的策略。

第一书记与村两委关系类型及其形成机制——基于L乡和N镇的村庄调研

第一书记制度是国家在贫困治理领域的重要制度实践,并将继续在乡村振兴中提供助力。第一书记与村两委的关系具有复杂性和多样性。通过对广西壮族自治区L乡和江西省N镇的村庄调研,总结出第一书记与村两委的关系类型及其形成机制。研究发现,第一书记与村两委的关系有三种类型:包办代替型、辅助合作型、独立松散型,村庄层面的社会结构与组织基础、个体层面的政治追求与影响网络、政府层面的村庄定位与资源配置三者共同构成第一书记与村两委关系类型的形成机制。如何实现国家治理与村民自治的结合,是实现精准扶贫与乡村振兴无缝隙对接的关键,第一书记工作重心向村庄组织建设的回归尤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