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自己写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社会学大纲》

《社会学大纲》是李达的代表作之一,1937年5月公开出版后,李达曾将此书寄给当时正在延安的毛泽东同志。毛泽东同志不仅十分认真地阅读了这本书,写了详细的眉批,而且还向延安哲学研究会和抗日军政大学推荐,指出:“这是中国人自己写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高度赞扬了李达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传播和发展的贡献。

新中国第一本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的编写及其经验

新中国编写的“第一本”全国通用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其划时代意义是结束中国人在自己的课堂上使用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的历史。这本教科书的编写是由中共中央书记处决定、并由中央理论小组主持编成。该书从初编到成书前后历时两年时间,其编写经验值得认真总结。

艾思奇与第一本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

本文介绍了艾思奇和我国第一本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的许多有关问题,着重从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角度阐述了这本教科书的特点。

一整块钢铁的锤炼——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体系的形成、传播和创新

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论述一般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关系时曾这样说到：＂在这个由一整块钢铁铸成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决不可以去掉任何一个基本前提,任何一个重要部分,不然就会离开客观真理,就会落入资产阶级反动谬论的怀抱。＂[1]后来,这个＂一整块钢铁＂的观念构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体系的基本原则。然而,仔细对比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出现过的不同的哲学教科书,我们却不难发现：尽管所有的教科书都认同并坚持＂一整块钢铁＂的观点。

一本教科书、一个时代、一种评价——对20世纪50-60年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科书的再思考(上)

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学术启蒙是在批判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科书中展开的。这种批判虽然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自我革新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但在评价20世纪50-60年代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科书体系上却严重失真。于是,还原20世纪50-60年代中国人编写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科书的真相,就成为研究新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一个前提性问题。事实上,20世纪50-60年代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科书有着十分强烈的批判意义。它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界突破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科书体系,建构新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起点。在这个起点上,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界力图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与毛泽东哲学思想有机地结合起来,编写出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科书。当时出版的多个版本的教科书中,有三本书最具典型性:一本是艾思奇主编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按照从一般到个别的逻辑序列来讲毛泽东思想;一本是冯契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读本》,按照一般寓于个别之中的逻辑理路来讲毛泽东的实践的认识论;一本是刘丹岩、高清海撰写的《论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关系》,从批判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科书的结构入手,来思考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科书的理论结构。这三本书的中国特色从一个方面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在“第二次结合”中的哲学观念。20世纪80年代,中国学术界批判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科书体系,并没有否定这一时期的哲学观念,只是消解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科书的认识论功能,而恢复它的社会的、教育的功能。这是20世纪80年代中国编写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科书的完美结局。

学术回顾与反思：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30年(1978-2008)之一 从真理标准讨论到哲学教科书体系改革

新时期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与波谲云诡的国际风云相伴随,与中国的改革开放相同步,走过了30年不平凡的历程。虽然这个过程充满了起伏和曲折,潜藏着回旋与暗礁,但总体上表现为理论逻辑的不断推进,并有力地配合和支持了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它本身也成为这个伟大事业的有机组成部分。本文作者依据新时期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主题、研究取向、研究方式及其所形成的总体风貌,大致把新时期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上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发端于新时期影响深远的两次大讨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和关于人道主义与异化问题的讨论,主要成果体现在认识论研究、价值论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科建设和哲学教科书体系改革等方面;第二个阶段是上世纪90年代,"问题意识"充分凸显,研究重点发生转移,主要成果体现在领域(部门)哲学研究迅速崛起,同时在哲学基础理论研究方面进一步向哲学观层次跃升;第三个阶段是21世纪,形成了马克思文本研究、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代形态研究等多个热点领域,同时研究路径进一步分化,预示着新的范式转换的前景。作者以时间为经,以问题为纬,融人物、事件、观点和著述于其中,对30年来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作了概略的学术回顾和清理,本刊分三次予以刊载。

一本教科书、一个时代、一种评价--对20世纪50-60年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科书的再思考(下)

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学术启蒙是在批判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科书中展开的。这种批判虽然对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自我革新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但在评价20世纪50-60年代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科书体系上却严重失真。于是,还原20世纪50-60年代中国人编写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科书的真相,就成为了研究新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一个前提性问题。事实上,20世纪50-60年代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科书有着十分强烈的批判意义。它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界突破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科书体系,建构新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起点。在这个起点上,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界力图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与毛泽东哲学思想有机地结合起来,编写出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科书。当时出版的多个版本的教科书中,有三本书最具典型性:一本是艾思奇主编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按照从一般到个别的逻辑序列来讲毛泽东思想;一本是冯契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读本》,按照一般寓于个别之中的逻辑理路来讲毛泽东的实践的认识论;一本是刘丹岩、高清海撰写的《论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关系》,从批判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科书的结构入手来思考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科书的理论结构。这三本书的中国特色,从一个方面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在“第二次结合”中的哲学观念。20世纪80年代,中国学术界批判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科书体系,并没有否定这一时期的哲学观念,而只是消解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科书的认识论功能,而恢复了它的社会的、教育的功能。这是20世纪80年代中国编写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科书的完美结局。

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教科书体系研究述评

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教科书是我们学习、宣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蓝本和主要内容,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改革主要是围绕教科书体系展开的。于是,如何认识和评价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体系,就成为我国哲学体系改革的出发点。本文紧扣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教科书体系的由来和演变。

正确评价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

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的深度困境、极端评价和目标诉求显明,正确评价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既重要又迫切。已有的成就和困境说明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既有重大历史意义,又有非学术化、非学科化、非前沿化、非智慧化、非大学化倾向等局限性。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的水平标刻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水平,甚至是整个哲学的研究水平。与时俱进,创新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是我国理论创新工程中的一件大事。

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的断代史考察与反思——从第二国际到1938年教科书体系的形成

回顾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从第二国际到斯大林教科书体系形成的这段思想史进程,有两个基本的思想史事实是不容质疑的:一是马克思恩格斯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的创建者,但是这一理论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停留在"原生态"阶段,淹没在大量思想文本之中,需要挖掘、整理和辨识;二是苏联马克思主义者最终在1930年代中后期完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体系的系统化建构工作,其最终标志是斯大林在1938年完成的《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在这两个基本前提下,我们的当代考察工作必须首先从1938年以前基本原理的发展历程和斯大林哲学教科书体系进行。

怎样理解与界说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特征──兼与哲学教科书和有关论著的观点商榷

怎样理解与界说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特征──兼与哲学教科书和有关论著的观点商榷游兆和事物的本质特征，有别于事物的具体特点或属性。可是，多年以来我国流行的哲学教科书却把这两方面的概念相混同，并且用后者来理解与界说前者。这一误差，也表现在目前哲学界对有关前...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中的教科书哲学问题

哲学教科书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独特产物。它的意义不仅仅是使中国在走向世界的历史中获得了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初步认知,而且在于以独特的方式创造了中国现代哲学的教科书时代。哲学教科书及其教科书哲学所构造的解释原则,曾经在哲学的普及工作中造就了哲学的辉煌,也曾在自身所固守的知识论逻辑中把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推向形而上学的终极。因此,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当代视域中再度追问这个问题,就成为当代中华民族构建自身哲学的一个前提。

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改革的几点思考

目前 ,高校迫切需要一部质量相当的适合年轻人阅读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或参考书。编辑一部这样的书必须处理好五个方面的关系 :高雅与通俗的关系 ,功利与超越的关系 ,传承与创新的关系 ,简约与繁杂的关系 。

论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化建构的历史、价值和问题--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体系的反思

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体系,作为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体系化诠释,对于马克思主义在现当代中国的传播、发展,以及理论形态的变迁,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回顾和反思中国马克思主义形成和发展的历史,就不能回避哲学教科书体系的苏联起源,以及在中国发展和变迁的历史。所以,探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体系的起源、历史沿革、意义和问题,对于21世纪的今天,如何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的基础上,构建反映当代中国的基本现实、体现当今时代的基本主题、满足党和国家理论需要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尤其是哲学体系,有着极其重要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从"教科书体系改革"到"学术体系构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

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研究和发展,大致经历了20世纪50年代苏联模式的"教科书体系形成"——确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到80年代"教科书体系改革"——探索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教学体系",再到21世纪"后教科书体系"——构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术体系"的演变.这一演变过程不但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重构,更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哲学观念的变革.这一体系重构和观念变革,既是让马克思主义哲学说中国话,也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形成,其最终目的就是要创造中华民族的"思想自我",让世界知道"学术中的中国".

走出苏联哲学教科书体系影响的实践诉求——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课教学实效性的思考

文章从苏联哲学教科书体系对我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影响入手,分析指出马克思主义理论课教学困境的成因在于还没有完全走出苏联哲学教科书体系在内容和思维方式上对我国哲学界的影响。进而指出在现有的情况下真正落实和提升马克思主义理论课的实效性、吸引力和感染力的关键在于发挥教师在教学过程中的核心作用。强调只有在此基础上教师才能更好地整合多种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将新的教育理念和教学思维贯彻到具体的教学过程中,进而达到开设马克思主义理论课的预期目的。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视野中的教科书体系问题浅析

教科书体系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特殊形态。其特殊性就在于哲学体系与教学体系的统一和结合。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在历史渊源上受到苏联教科书的强烈影响,但是在形成过程中又是独立自主地探索中国人自己的马哲教科书体系,因此我们的教科书体系具有中国特色。中国的马哲教科书的发展经历了"多-一-多"的阶段,而且与苏联教科书体系渐行渐远。即使是在中国教科书模仿苏联教科书体系的阶段,中国的教科书体系与苏联教科书体系的关系是形式上相似、内容上相异的貌合神离的关系。因此中国的马哲教科书体系具有自身的独立性。中国的马哲教科书的历史形成的过程为我们解决当前的教科书困境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就是要处理好哲学体系与教学体系之间的关系。只有这样才能走出教科书困境,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不断深入。

评苏联哲学教科书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影响

苏联哲学教科书是长期在包括苏联、中国在内的社会主义国家里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经典读本。它从上世纪30年代传入中国后,在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过程中,发挥了直接的中介作用,特别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形成有着明显的影响。

掌握马克思主义社会革命理论是理解“伟大社会革命”的关键——兼谈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社会革命的成果,也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社会革命的继续,必须一以贯之进行下去。然而,当前思想理论界的一些文章没有很好地掌握马克思主义社会革命理论,影响了对"伟大社会革命"重要论述的学习、阐述和宣传,也影响了对改革开放革命意义的理解。社会革命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理论的核心组成部分,是唯物史观的重要概念,在我国高校具有代表性和权威性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中都有阐述。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是我们时代精华最重要的载体之一。毛泽东同志非常重视研读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那种轻视甚至否定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的状况应当改变。

传统教科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系

正确处理传统教科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系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现代发展的关键环节.传统教科书不能完整准确地反映马克思的哲学思想,切断了实践与哲学基本问题的联系,曲解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背离了马克思的哲学研究方向,扼杀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作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现代发展必须首先破除对传统教科书和教科书式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固执和迷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