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第二次人口红利:理论探究与治理选择

随着全球范围内人口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传统人口红利逐渐式微,第二次人口红利理论的提出为人口老龄化背景下的经济增长开拓了新视角。中国式第二次人口红利理论的核心观点是人口质量的提升可以部分抵消由人口老龄化导致的劳动年龄人口持续减少带来的负面影响,并且在科学技术快速发展和广泛应用的大趋势下,能够充分发挥各年龄段尤其是年长劳动人口的人力资源潜能,重构社会经济生产方式,最终促进国民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我国正处于能够实现中国式第二次人口红利的发展阶段并具备将其兑现的现实条件。实现中国式第二次人口红利需要政策制定者基于正确认识人口红利相关理论、把握未来中国人口长期动态、秉持供给侧和需求侧双管齐下等人口治理策略,对社会和市场进行有效政策指引,在人口老龄化的大趋势下实现社会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

第二次人口转变下我国大城市居民婚育行为变迁趋势研究——以上海为例

基于第二次人口转变理论框架,运用1987年以来的历次全国人口普查和1%人口抽样调查以及相关社会调查等多个来源的实证数据,考察了以上海为典型代表的中国大城市居民婚育行为的变迁趋势。研究发现:年轻世代推迟结婚的趋势明显,终身未婚水平不断上升;婚前同居越来越普遍,且在较高文化程度人群中更为常见,但仍是婚姻的试验而非替代;离婚水平呈现递增趋势,且女性尤甚,近10年间上海女性的离婚水平已反超男性。人们不只生得少、生得晚且还呈现出越来越晚的趋势,年轻世代终身未育率提升明显,未婚先孕逐渐增多但大多仍转化为婚内生育。相对全国而言,上海的第二次人口转变进程表现出明显的“先导性”,对照欧洲等西方国家第二次人口转变的“标准模式”来看也是带有鲜明的东亚社会印记,主要表现在同居仍未成为主流婚姻的替代,婚外生育仍然少见。

兵团精神研究会成功召开第一届理事会第二次会议

2025年1月17日,兵团精神研究会(简称“研究会”)第一届理事会第二次会议在兵团党委党校(行政学院、社会主义学院、中华文化学院)召开,研究会理事、监事、秘书长、副秘书长和发起单位成员代表等40余人参加。

第二次人口红利:概念、产生机制及研究展望

本文对现有的第二次人口红利的研究文献进行综合和整理,在对第二次人口红利的概念内涵、产生机制进行明晰的基础上,对以其他国家和以中国为样本的第二次人口红利的实证研究进行了归纳和评价,最后对促进第二次人口红利实现的条件以及政策手段等研究进行了综述,以期反映第二次人口红利的研究全貌,并为未来的研究提供思路和框架。

老龄化、预防动机与家庭储蓄率——对中国第二次人口红利的实证研究

老龄化对微观储蓄有生命周期消费效应和预防效应两方面影响,对我国家庭的净效应尚不明确。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2010—2014年面板数据,分析了家庭年龄结构与储蓄率的关系,显示老龄化对我国微观家庭储蓄率的净效应为正,说明家庭由于老龄化产生的预防动机大于生命周期消费模式对储蓄率的负效应,我国以此收获第二次人口红利。老龄化对家庭是否选择储蓄和储蓄规模都有显著正效应,说明第二次人口红利同时体现在微观储蓄的参与决策和数量决策上。以上结论在对不同类型储蓄和消费的回归中均稳健。此外,老龄化虽提高了各收入阶层、区域和城乡家庭的储蓄,但对收入水平较低的家庭和农村、中西部家庭影响更大,间接印证了老龄化对微观储蓄率的正效应源于第二次人口红利的预防动机。

中国城市高知老年人养老特点分析——兼论对第二次人口红利的启示

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速度不断加快,有关第一次人口红利式微、我国经济可持续增长受限的消极观点长期影响着学界。本文基于第二次人口红利理论,以老年人内部异质性为研究视角,通过宏观和微观相结合的实证研究发现:随着老年人内部差异分化的不断扩大,越发成为老年人主体的高知老年人具有高储蓄、高投资、高消费、养老需求多元化的特点,这些特点不仅能够为我国养老产业提供更加精准的服务、缓解供需失衡矛盾,而且符合第二次人口红利理论对老年人口的内在要求。基于分析,本文初步得出结论,认为我国具有实现第二次人口红利的可能性。

第二次人口红利理论回顾与中国实践展望

文章通过回顾第二次人口红利理论的发展与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创新性地提出了将第二次人口红利分解为老龄化红利和人力资本红利的观点,并结合相关数据和多元线性回归模型,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一方面,我国老年群体中高知老年人比例快速增加,从1982年的0.32%增加到2010年的3.26%(增幅达9.19倍),他们所具有的技术密集型行业就业特征以及高储蓄高投资的经济特征有利于未来收获老龄化红利;另一方面,随着我国劳动适龄人口人力资本水平不断提高,他们的就业模式正从劳动密集型行业向高附加值行业转变并促进了我国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有利于收获人力资本红利。

第二次人口红利视域下的我国教育红利——基于日本的比较研究

第二次人口红利的教育红利是指由人口老龄化所引致的劳动年龄人口受教育水平提升,并由此形成有利于经济增长的条件,其源于第一次人口红利繁荣期所创造的教育红利。日本在第一次人口红利繁荣期创造了教育红利,继而又延续形成第二次人口红利,这也成为战后日本经济迅速崛起的最根本原因之一。但由于中国在第一次人口红利繁荣期没有形成充分的教育红利,而更为重要的是既有的教育红利也没有充分转变成实际的经济增长源泉,这就导致中国作为第二次人口红利的教育红利难以满足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要弥补这一欠缺,既要形成充分的中高层次的教育红利,又要将其充分转变成实际的经济增长源泉,进而成为经济结构优化升级和经济发展模式转型的基础动力。

中国未来“第二次人口红利”探讨——基于人口年龄结构与居民储蓄关系的分析

我国人口形势的新变化直接影响未来经济发展的潜力和活力,在人口环境发生剧烈变化的背景下开展关于第二次人口红利的讨论和研究非常必要。本文在以往相关文献的研究基础上,定位分析我国储蓄率的高水平特征,从人口变化、政策、社保等多个角度探讨未来储蓄持续走高的可能性,并利用全国30个省市地区的面板数据重点分析人口结构与居民储蓄之间的关系,发现老年抚养比与居民储蓄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文章得出结论,"第二次人口红利"在我国难以实现,抓紧开发第一次人口红利、拉动经济增长才是我国现阶段社会经济发展的重点。

开发第二次人口红利及对经济增长影响机制

基于国内外研究理论以及中国实际情况,本文梳理和论证中国红利逐渐消失的判断和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并从老龄人的消费需求资金、教育资源的扩大、劳动参与率的扩大、劳动力供给,以及完善资本市场的视角开发第二次人口红利的巨大潜力。

二次人口红利视角下国民储蓄率影响因素分析

本文根据生命周期理论,使用省级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人口预期寿命延长和年龄结构变动等因素对储蓄率的影响,为二次人口红利中储蓄红利的实现提供实证支持和政策建议。分析结果表明:(1)人口预期寿命的延长提高了我国的国民储蓄率。(2)如果不考虑时间效应,少儿抚养比提高会减少国民储蓄率,如果考虑时间效应,则结果相反;而老年抚养比的提高无论是否考虑时间效应,都会增加国民储蓄率。(3)二元经济制度对国民储蓄率的影响正在弱化,我国的居民储蓄具有很强的动态效应。建议:应建立积累制的养老制度、疏通投资渠道、加大人力资本投资和适时调整计划生育政策。

刘易斯转折点、二次人口红利与经济持续增长研究

本文从人力资本、储蓄与投资、制度创新三个层面研究了二次人口红利的实现与经济持续增长的关系。通过改进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和索洛增长模型,对中国31个省市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运用系统GMM估计方法对实现二次人口红利的影响因素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验证。结果表明:人口老龄化并不必然导致经济衰退;人力资本、储蓄率对经济增长有正面影响;初始人均GDP对经济增长有负面影响,说明各地区的经济增长出现条件收敛;人口增长率、劳动参与率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并不十分显著。

第二次生命

2019年12月23日,一对来自青海的年轻夫妇,抱着7个月大的“小黄人”宝宝然然,来到了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简称浙大一院)。1“小黄人”家庭转就医的困境。然然出生第4天,然然妈妈就发觉他的皮肤有点黄,以为是生理性黄疸,没有过多关注。满月后,然然依旧全身发黄,连眼晴都是黄的,于是然然妈妈带孩子到当地儿童医院就诊。

中国应着力开发二次人口红利

中国劳动力无限供给格局已趋于终结,一次人口红利正逐步衰减,将来要想为经济高增长提供人的支撑,就必须转向二次人口红利开发,着力提高人力资本水平,在这一方面中国还有很大的挖掘空间。借鉴美欧日韩等国家二次人口红利的开发经验,我们发现,开发二次人口红利的关键是:延长义务教育,强化职业教育,矫正高等教育,优化在职培训,加强健康保护,打破劳动力流动障碍。

二次人口红利视域下高等教育服务新型城镇化探析

在知识生产已经打破基础和应用界限的今天,新型城镇化建设为高等教育发挥服务社会功能提供契机。新型城镇化的实现最终依靠人的现代化,高等教育与城镇化建设处于共生关系之中。高等教育服务新型城镇化除了带动、辐射以及塑造功能之外,还能以开发二次人口红利的路径为新型城镇化建设提供人才支撑,并能有效地服务于农民的市民化。新型城镇化建设将成为中国高等教育变革的引擎,促使高等教育通过培养切合新型城镇化发展需求的高素质人才而回归到服务社会的本质。

政府工作报告——二〇二四年三月五日在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

各位代表:现在,我代表国务院,向大会报告政府工作,请予审议,并请全国政协委员提出意见。一、2023年工作回顾过去一年,是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开局之年,是本届政府依法履职的第一年。

第二次人口转变背景下的中国家庭变迁及政策思考

第二次人口转变理论的提出,为我们进一步探索家庭变迁的特征、趋势和影响提供了新的分析视角,也为家庭政策的制定和完善构建了基本的理论依据。尤其在中国,随着社会、经济和人口的快速发展,家庭的规模、结构、关系、功能、资源与能力都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对面向家庭的社会政策与公共服务的需求也迅速增长。但是,中国的社会政策和公共服务对象基本上是以个人为单位,缺乏能够有效支持家庭的政策体系。因此,亟需审视家庭变迁所带来的政策需求,明晰家庭私领域的边界和政府在支持家庭中的角色,确立"以家庭为导向"的社会政策价值基础。

老年人群中第二次和第一次晨尿清蛋白检测的比较

目的探讨老年人群中第一次晨尿和第二次晨尿清蛋白（UAC）检测评价蛋白尿的一致性。方法 2013年4∽6月天津市东丽区军粮城镇军粮城医院对军粮城镇管辖范围内12个乡村60岁以上老年人191例,其中糖尿病和高血压患者分别占16.8%和56.0%,收集第一次与第二次晨尿,检测UAC浓度和尿肌酐,并计算UAC/肌酐比值（ACR）;分析比较第一次晨尿ACR（ACR1）或第一次晨尿UAC（UAC1）和第二次晨尿ACR（ACR2）或第二次晨尿UAC（UAC2）的相关性,评价两类标本诊断蛋白尿能力的一致性。结果蛋白尿总体发病率为23.6%,在糖尿病组和高血压组人群分别是28.1%和29.0%。ACR1与ACR2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271）,但UAC1与UAC2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1）。ACR1与ACR2相关性（r=0.901）高于UAC1与UAC2的相关性（r=0.797）,且在男性ACR中相关性最强（r=0.938）。ACR1与ACR2评判蛋白尿能力（k=0.815）较UAC1与UAC2（k=0.627）有良好的一致性,其中以男性组（k=0.900）和高血压组（k=0.850）的ACR1与ACR2一致性最好。结论ACR2评价蛋白尿的能力与ACR1很相近（优于UAC）,ACR2也可作为UAC常规检测的可靠标本类型。

延迟退休年龄是否会带来二次人口红利?

延迟退休年龄是人口老龄化背景下我国经济转型时期提出的重大决策,但国内学者对延迟退休是否可以带来二次人口红利的观点存在分歧。在构建一般可计算均衡模型分析延迟退休对生产、消费等影响的理论机理的基础上,通过模拟其变化结果得出:延迟退休在短期内会带来社会储蓄率的增长,促进社会财富积累,并为整个社会投资和消费提供动力,从而推动经济增长实现第二次人口红利。认为延迟退休年龄适应中国人口结构变化的现实背景,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缓解人口老龄化在短期内产生的冲击,推动经济增长。

老年人再就业和二次人口红利

鼓励老年人再就业是保障老年人就业权益和缓解社会养老压力的要求,应在减少提前退休的基础上,以逐步提高低龄老年人就业率等方式激活人口二次红利。但再就业并非发挥老年人价值的唯一途径,完善配套政策、开展多种老有所为活动,才能有效体现老年人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