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人代为履行的适用情况研究

《民法典》第524条是新增的条款,也是合同编的一大亮点,其内容更是合同履行的重要补充。该条款的内容是关于确定第三人自愿代为履行的基本条件,以及第三人在代为履行后产生的法律效果。但是关于该条款在司法实务中的适用情况,仍然存在一定的问题,例如该条第三人代为履行和债务转移的区分问题和向第三人履行的区分问题。为解决第三人代为履行的适用的相关问题,首先,我们必须了解和明确第三人代为履行规则在实务适用中存在的问题,大多法院在审理第三人履行案件的问题时,难以区分第三人代为履行与债务转移、向第三人履行等规则。其次,在充分了解第三人代为履行构成要件的基础上准确识别不同制度适用的情形,以求在实践中准确适用。最后,得出第三人代为履行是第三人对债务不具有义务的情形下,出于对自身合法权益的考虑,自愿地向债权人履行债务,而债权人对于未履行债务不能向第三人请求权利的一种履行情形。

第三人代为履行的解释论——基于涉他合同之体系定位

作为涉他合同的崭新条款,《民法典》第524条是为维护第三人利益而设,存有广阔的适用和解释空间,但也有待实践的发展和理论的归纳。为了更好地区分相关制度,其在概念选择上有赖于涉他合同体系的清晰梳理。对于引入意定代位制度来拓宽本条的适用范围在学界上颇有争议,由于法典上已经规定了债权转让及由第三人履行制度,因而目前仍不具备引入的必要性,否则极易发生混淆与法律适用上的混乱。同时,基于三方利益平衡之考虑,有利益牵涉之第三人原则上无需以债权人或债务人同意为要件,但不得损害债权人权益且需履行对债务人的通知义务。在如何对抽象的合法利益进行具象化解释时,我国采取比较法上限缩解释的做法,同时结合我国实践案例进行类型化限定。随后可通过完善代位追偿权来维护第三人权益,但前提是第三人清偿时不得损害在先权利人的既得利益,尤其是部分履行场合之债权人,以便更好地类推适用《民法典》第531条、第700条但书之规定。

民法典视野下第三人代为履行规则的适用探析——基于对103份裁判文书的分析

第三人代为履行行为的性质应为法律行为,金钱之债下可认定为单方民事法律行为,非金钱之债下需结合债的性质以及当事人的利益具体分析。无合法利益的第三人代为履行不应适用《民法典》第524条,在恪守合同相对性原则的前提下,应结合第三人与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分辨其性质,从《民法典》的规则体系中另寻适用依据。在合法利益的司法认定上,首先应明确第三人代为履行规则为“兜底”规则,第三人追偿权在法律体系中有规定的,无需适用本条规定。其次,第三人代为履行规则的主要目的应是避免利益受损,而非获取利益。为了克服合法利益类型化的僵化性,第三人合法利益面临损害风险的,可以结合我国的公序良俗与交易惯例具体认定。

第三人代为履行制度刍议——兼评合同法第65条

第三人代为履行,也称第三人代为清偿,是债法中的一项重要制度。我国合同法第65条也规定了第三人代为履行制度,但该条规定与传统民法理论和国外相关规定相比较仍有进一步完善的必要。

《民法典》中第三人代为履行解释论研究

一直以来,学界就第三人代为履行的相关问题存有争议,民事审判实务中也时常出现"同案异判"。本着提高交易效率、有利于债权实现、减少纠纷的目的,同时也为了回应司法实务的需求,《民法典合同编(草案)》(二审稿)增设第三人代为履行制度,并在最终通过的《民法典》中得以保留。在民法典实施之后,对于有关第三人代为履行的"合法利益"认定问题仍需要通过解释论的方法来更好进行适用。

指示交付与第三人代为履行的区别研究

伴随着社会生活与市场经济发展的多样性与复杂性,在日常的民事活动中,一个民事主体很可能出现在多个民事法律关系中,或者一个民事法律关系包含多个民事主体。指示交付与第三人代为履行都涉及有第三人,但是在司法实践中,二者却是容易混淆。文章通过对指示交付与第三人代为履行进行比较,从而分析出二者之间的区别,为司法实践中对二者的应用提供一定的参考。

《民法典》第524条(第三人代为履行)评注

《民法典》第524条系新增条款,从体系安排及该条文义表达上考察,该条规定的是“第三人代为履行”制度。该制度突破债的相对性原则,以求达到保护第三人合法利益的目的。《民法典》第524条规定的第三人代为履行制度只包括法定代位,不宜扩张至意定代位的情形。第三人代为履行与债务转移、由第三人履行、债务履行承担和第三人替代履行等制度有所差别,其系第三人单方面主动代为履行。第三人代为履行规则的适用须严格把握“合法利益”要件,第三人对“合法利益”的证明承担责任。第三人代为履行后产生法定的债权转让的效果,因此该条的适用须结合债权转让的规则。

论第三人代为履行之“合法利益”

我国《民法典》首次规定了“第三人代为履行”,且以第三人具有“合法利益”为必备要件,但是,对于“合法利益”的范围、确认时间、类型以及债权人与债务人是否享有拒绝权等问题,并未作出明确规定,学术界和司法实践中存在分歧和争议。笔者认为,第三人代为履行之“合法利益”规定具有合理性;基于对“第三人代为履行”制度核心目的之考量,不宜赋予债权人与债务人拒绝权;“合法利益”之具体范围,应立足限于法律上利益之立场进行类型化处理,并采取从宽认定,同时宜以“不利益”即将产生之时作为“合法利益”认定之判断时间点;“合法利益”典型类型之列举,宜保留一般保证人,而排除连带责任保证人。

第三人代为履行制度构成要件研究

《民法典》第524条规定了第三人代履行制度,为实践处理第三人代履行案件提供了法律依据。不过,第524条仅给出了基本规则,故不足以完善解决第三人代履行涉及的多方面的问题。对此,可以尝试结合《民法典》、《合同编通则解释》中相关规定作出体系化解读,以期为该制度涉及的重要问题提供妥当的解决方案。在制度适用中当务之急是明确各构成要件的内涵,从债务人不履行债务、第三人的范围、合法利益的理解、债依性质不得代为履行以及第三人的意思表示这五个角度具体分析制度设计存在的不足,结合司法实务中存在的法律关系认定以及第三人权利保障问题,需要完善第三人代为履行制度相关立法,使制度规定系统化,明确意思表示效力认定规则以及第三人代为履行制度与相似制度的区分规则,完善与第三人权利保障相关的裁判规则,使该制度在司法实践领域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论第三人代为履行——以《民法典》第524条为中心

《民法典》第524条规定的第三人代为履行制度是一项新制度。该制度虽然突破了债的相对性原则,但具有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的正当性基础。在该制度适用过程中,应当对“合法利益”的概念作限缩解释和类型化处理,并应当区分第三人代为履行与由第三人履行合同以及债务转移的关系,准确识别不同制度适用的情形。第三人代为履行后将产生法定债权转让,因此在第三人向债务人请求时,可以适用《民法典》中关于债权转让的规则。

试论合同无效之返还财产制度——以第三人代为清偿后合同无效为研究视角

合同无效的责任应是返还财产、赔偿损害等,在第三人以债务人名义代为清偿且债权人无异议的、因合同无效而获取合同履行利益的当事人应当将所得利益退还给合同相对人;在第三人以自己的名义代为清偿债务人的债务且不以代位行使债权人权利的、因合同无效而获取合同履行利益的当事人应当将所得利益退还给第三人。

从“王训宇案”看第三人代缴税款的性质及效力

债务人不履行或不知要履行税收债务情况下,第三人以债务人名义代为偿还税收债权的法律认定,由于债务人主观上缺乏与第三人形成履行合意的基础,由第三人履行与并存的债务承担所需要件无法得到满足,免责的债务承担则因无法得出债权人同意的成立基础及与税收法定原则不相契合而被排除。《民法典》第524条新增的第三人代为履行条款,在解释上可以较好地适用于代为偿还税收债权行为,第三人获得的求偿权在破产清算程序中应按照普通破产债权顺序清偿,从而实现民法上制度与税法上行为的互动,完成代为偿还税收债权行为由民法评价到税法应用的过程。

第三人单方自愿代为履行的法律分析

我国《民法典》第524条新增第三人代为履行的规定,该规定明确了如果债务人不及时履行债务,对债务履行有合法利益的第三人有权向债权人代为履行。从解释论上应将合理利益扩大解释为只要第三人代为履行不具有非法目的或者不违反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此外,第三人代为履行制度不能只考虑债权的实现,更要兼顾债务人的意愿,不能反于债务人的意思代为履行,否则将不能发生债权转移的效力。

债务加入理论问题探析

债务加入是指第三人加入债务关系,债务人不脱离原之债务关系,第三人与债务人共同负担其债务。债务加入可以由承担人与债权人、债务人签订三方协议成立,亦可以由债权人与承担人或者债务人与承担人签订双方协议等而成立。债务加入与第三人代为履行和免责的债务承担等在存在相似性的同时,其也存在着差异性。第三人加入债务后应以原债务人的现存债务为准享有原债务人对债权人的抗辩权。对于原债务的从债务,除非当事人之间对此达成合意,否则不得转移。

并存债务承担法律相关问题研究

并存债务承担(债务加入)在我国现行法律的规定并不明确,在法律实务中也存在与第三人替代履行、免责的债务承担、连带保证等类似制度混淆难辨的情况。文章从并存债务的特征、变现形式入手,从概念对比和学术观念引用两个维度进行研究,认为并存债务承担后,承担人与原债务人对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承担人得享有原债务人对债权人的抗辩事由,第三人在原债务上的担保继续存在。

债务加入的学理探究与实务辨析——以一则案例为视角

并存的债务承担与免责的债务承担是债务承担制度的两个组成部分。免责的债务承担存在的争议甚少,而并存的债务承担即债务加入的研究不足,实务中极易发生混淆。以并存的债务承担的定性分析为起点,对并存的债务承担的相关理论进行剖析,并对债务加入做出界定。

突发生态环境事件应急处置费用请求权及其实现

在对突发生态环境事件进行应急处置时,政府代表国家独立履行保护生态环境的宪法义务,不受侵权人是否存在或明确、侵权人是否具备履行能力或履行意愿等因素制约。除非法律作出特别规定,政府通常只能基于不当得利请求权向侵权人追偿应急处置费用。被侵权人超越救济民事权益的必要范围支出应急处置费用的,代位取得不特定第三人对侵权人享有的应急处置费用请求权。实际支出者不属于应急处置事务归属主体的,可以根据无因管理请求权、委托合同请求权或者不当得利请求权向侵权人追偿应急处置费用。应急处置费用请求权独立于生态环境公益侵权请求权,理应由实际支出者直接向侵权人行使。为降低求偿成本、应对懈怠索赔、避免矛盾裁判、提高司法效益,立法机关可以采用牵连管辖、合并审理、诉讼中止、诉讼担当、诉讼信托等方式,妥善协调应急处置费用追偿诉讼与生态环境保护民事公益诉讼之间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