欺诈第三人型职务侵占罪与诈骗罪的区别

一、基本案情被告人韩某系北京某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业务员,主要负责房屋出租和租后服务。按照公司的规定,业务员应该以公司的名义对外签订合同,原则上不得直接收取租金而应安排客户向公司财务部门支付租金;确有必要自行收取的。

第三人介入型因果关系与责任归咎分析

在行为至结果的因果流程中介入第三人行为,使因果流程发生变化或者产生不同结果等情形时,如何解决前行为人以及第三人与结果之间的关联和责任归咎问题,是因果关系领域与司法实践亟待解决的难题。应着眼于自我负责原则,具体衡量两种行为所造成的风险的影响力,分析最终结果是何种行为所制造的风险的实现。只有这样,才能将第三人介入类型的责任归属问题圆满解决。

第三人承担民事责任的性质重述

根据《民事诉讼法》第59条第2款后半段,如果当事人向第三人提出责任主张,法院可以直接判决第三人承担民事责任。但“责任”是一个抽象的民法概念,不能代替诉讼请求,就其性质而言,无论“义务说”还是“后果说”都无法解释其与判决的对应关系。民诉法对“责任”的引用,是第三人实务操作不规范的根源,这种不规范体现在当事人不当地处分权利,法院违反辩论原则对第三人作出判决。驱逐“责任”概念后,可以发现,第59条第2款后半段第三人无法类型化,因为这不是一类第三人,而仅仅是一个特殊的诉讼阶段,其特殊性在于第三人诉讼地位的双重性。一个诉讼主体同时是第三人和当事人的理论基础在于第三人之诉的独立性。

论权利型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的存在及相关问题浅析

认为在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的确认标准中,所谓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在内容上应当不仅包括责任义务还包含有权利及权利义务的交叉。通过分析,导出权利型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的概念。并进一步探讨这种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的确定条件,参诉方式,诉论权利等制度上的特点。

民事诉讼中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研究

我国民事诉讼法所规定的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制度具有维权功能、预防功能、解纷功能、民主功能、司法功能等诸多功能,有助于“纠纷一次性解决”程序价值之实现。但该制度在类型设置上缺乏原告型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的制度类型,同时对被告型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的诉权保护也规范不周,对于辅助型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在制度运作上过于强调法院的职权干预作用,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的诉讼地位和诉讼权利未能获得应有体现和保障。为此,本文提出了确立原告型第三人制度、完善被告型第三人制度、规范辅助型第三人制度以及赋予相对方异议权制度等修法建言。

论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制度的重构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我国的逐步确立,以及公民主体意识的不断增强,各类民事纠纷大幅度增加,由此使得人民法院人少案多的矛盾渐趋突出。而根据自身特点,本应发挥更大作用以缓解上述矛盾的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制度,却反而暴露出其本身在法理基础、立法技术和司法实践中的诸多缺陷。对此,惟一的出路与选择便是对该制度进行完善,甚至是重构。通过深入研究该制度的立法体例和实践运行现状,进而剖析问题存在之根源,在辩证地梳理该制度价值取向和法理基础的前提下,提出综合改造构想。

论重构我国的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制度

我国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制度存在违背程序正义、违反处分原则和不告不理原则等缺陷。为弥补这些缺陷,应将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分解为被告型第三人和辅助型第三人。

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参与诉讼的效力研究

我国法律规定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和被告型第三人受到生效裁判既判力约束,却没有明确规定辅助型第三人参与诉讼的效力。因此有必要明确辅助型第三人参与诉讼的效力,即当辅助型第三人支持的一方当事人败诉时,其不得主张裁判不当,但是依据诉讼进度该第三人不能实施的诉讼行为或者该第三人实施的诉讼行为无效时除外。

新“行政诉讼法”同案件审理结果有利害关系的第三人制度分析

在新行诉法规定中,第三人被分为"同被诉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但没有提起诉讼"与"同案件处理结果有利害关系"两种,这是对1990年行诉法第三人制度的延续,将结果型第三人明确化。第三人制度的设立,有利于人民法院查明事实,保证案件的审判质量,保护其合法权益,也有利于简化诉讼程序,节省诉讼时间和诉讼费用,促进诉讼经济。因此对结果型第三人的考量应当以第三人制度的功能论为视角。民事合同一方当事人,在民事合同作为行政行为作出依据的事实时,如果没有原告资格,可以作为结果型第三人。行政合同一方当事人原则上不应当作为结果型第三人,但在行政合同无效时可以作第三人。

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制度探析

现行民事诉讼法的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制度存在诸多不足,施行以来受到不少学者的批评;为此,有必要对其重新确立其立法宗旨,重新设计定位。如以终极价值“公正”放在首位,以保护人的合法权益为出发点,把传统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细分为被告型第三人和辅助性第三人,会更有利于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和完善我国的民事诉讼制度。

高空抛(坠)物致害中物业服务企业责任的法律适用

高空抛(坠)物案件中,物业服务企业既可能依《民法典》第1254条第2款承担(因过失)违反安保义务的责任,也可能依第1253条承担管理人责任。其依何规则承担何种责任,不取决于将案件事实定性为高空抛物还是高空坠物,而取决于“侵权人”身份之认定。第1254条第1款的“侵权人”既包括抛物行为实施者,也包括第1253条中的“所有人、管理人或者使用人”。物业服务企业何时依第1253条承担管理人责任,宜以坠物来源作为标准。物业服务企业违反安保义务,依第三人之故意或过失分别适用第1198条第2款或第1172条,对前一条文之适用范围应作限缩解释。物业服务企业与可能加害的建筑物使用人独立承担责任,相互间并无追偿权。

责任保险人法定抗辩权规则论

《保险法》第66条未规定责任保险人拥有代替被保险人向第三者进行抗辩的权利,存在明显漏洞.通过类推适用《保险法解释四》第19条第2款对于和解参与权以及《民法典》第553条前段对于债务承担之法律效果的规定,可知责任保险人的抗辩权是不依赖于有效合同而生的法定权利.自目的论角度而言,该解释结论也能够与保险法的内在体系与外在体系保持协调.在成立条件维度,法定抗辩权的成立必须满足被保险人给第三者造成损害、该损害具有构成保险事故的可能性、第三者向被保险人提起诉讼或仲裁这三项条件.在诉讼实现维度,责任保险人的角色应被定位为被告型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法院负有通知其参加诉讼的义务.

论股东代表诉讼中公司的地位及其权利

公司在股东代表诉讼司法实践中的参诉态度多元,其缘由可能在于公司“没有起诉的客观需求”或公司无独立意志而为被告所控制。公司多元参诉态度无以撼动公司诉讼第三人地位的法理基础,不宜赋予公司诉讼地位选择权。公司的诉讼地位同时受组织法上代表诉讼制度逻辑和民事诉讼法上诉讼参与人制度体系的拘束,公司应为辅助原告型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如此安排的制度目的在于维护公司利益、查清案件事实和提供程序保障。在公司的诉讼权利上,应赋予公司抗辩权,以控制“没有起诉的客观需求”的公司被拖进实体审理程序,从而防范股东滥诉,也借此通过程序分流减轻审判压力、提高庭审质辩效率。公司还应享有诉讼告知权、参诉选择权、调解中的同意权、和解中的异议权、强制执行申请权等程序权利,公司不宜享有撤销诉讼申请权、再审申请权等。

依职权追加共同侵权人为被告的合理化解释

《人身损害赔偿解释》第2条第1款第1句并非必须以必要共同诉讼为前提。追加承担连带责任的共同侵权人为被告,实体关系上可解释为对债权人主张权利任意性的限制。此种限制源于依连带债务本质施加给每个债务人的满足债权人请求权的义务,在具体制度表现上,可借鉴德国法,通过对《民法典》第519条第2款的整体类推,得出连带债务人的协作请求权。结合《民事诉讼法》第59条第2款第2句,连带债务人行使协作请求权可以产生类似于追加被告的诉讼效果。法官在适用《人身损害赔偿解释》时,应遵循上述解释思路的内在逻辑,防止侵害当事人的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