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叙事的迷津:限知叙事和个体伦理

新时期以来文学变革的遗产之一是:"现代叙事"品格的生成和确立,限知叙事视角和个人叙事伦理成为新的叙事成规。然而,一种偏至的现代性文化想象下生成的"现代叙事"是否可能演变成一种新的文化思维定势和僵滞的叙事法则?现代性的世纪论争揭示了"现代性"的多副面孔以及自身的矛盾和分裂。新中国文学自诞生起,就以克服和超越"现代文学"的个人视角和立场为使命,而力图创建高视点的"宏大叙事"新规范,以社会历史为本事的洞悉人的社会本性的总视点和穿越历史的"作者权威"的叙述声音,正是社会主义文学全知叙事的本质特征,也是一种"反现代性的现代性"的审美文化精神。在当下这个个人主义叙事伦理盛行的时代,也许到了调整我们的叙事视角,重新呼唤"作者权威"再度出场的时候了。

叙事伦理学视野下解读《一个小时的故事》

文学伦理学批评作为近年来在国内蓬勃兴起的文学理论为文本阐释提供了更多空间。江守义在纽顿叙事伦理学基础上提出四分法:意图伦理、故事伦理、叙事伦理和接受伦理,认为分析叙事伦理是为了揭示意图伦理和叙述伦理,而读者对伦理内涵的把握也离不开接受伦理。文章从叙事伦理和接受伦理这两个层面讨论肖邦的短篇小说《一个小时的故事》,籍此发掘其中所蕴藏的深层含义。第三人称全知视角代表着当时主流伦理规范,第三人称限知视角反映出马拉德夫人从遵从主流伦理规范,到说出违反伦理禁忌的话语,再到作出违反伦理秩序的决定的心路历程。读者对文本伦理内涵的把握同样也离不开叙事伦理。第三人称全知视角帮助读者了解主流伦理规范,第三人称限知视角帮助读者深入女主人公内心,进而管窥19世纪末美国女性走向独立自我意识之艰难过程。无论叙事伦理还是接受伦理,都给文学作品研究增加了新的伦理研究向度。

《曹刿论战》的叙事视角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左传》之《曹刿论战》在叙事视角上很有现代色彩,因为其采用了限知视角,或者叫第三人称限知视角。即使是出于偶然,但如此叙事也令人颇为惊讶了。因为两三百年之后的司马迁也并没想这么写过。历史叙事,因其材料的搜集、全面的实录往往采用全知视角,这样便于探究事情的来龙去脉,因果原委。

从《白夜行》看推理小说叙事视角转换技巧

《白夜行》是日本著名推理小说家东野圭吾的代表小说作品,该小说不仅在侦探类型小说中享有盛誉,而且也深刻地反映了人性救赎与毁灭的主题。本文主要从两个方面论述《白夜行》的叙事技巧:第三人称限知视角的运用和叙述视角的转换。旨在通过阐释这些叙事技巧在小说文本中的客观表现,分析其在新侦探推理小说领域内的叙事创意。

论杨红樱儿童小说中的叙事结构及其视角变化

在中国叙事学的发展过程中,小说的叙事结构和多重视角的变化,对于表达小说的深层含义有着重要的作用。杨红樱的儿童小说通过呈现一种平行性叙事结构,降低了儿童阅读的难度,克服了儿童因为注意力不集中不能长久坚持的弊端。采用第三人称全知全能的外视角,可以全面透彻地了解人物及情节,便于儿童读懂;第一人称限知视角符合儿童爱幻想的特点,拓展了想象的空间。

中国古典小说第一人称叙事缺席的文化思考

历史叙事需要干预的绝对自由,它只能用第三人称全知叙事,这就排除了采用第一人称限知叙事的可能;史传的实录原则又要求客观冷静的第三人称叙事笔调,而拒绝主观色彩浓郁的第一人称叙事。小说源于史传,它从其母体继承的只能是第三人称全知叙事,这就从根本上造成了中国古典小说第一人称叙事的缺席。受史官文化影响而形成的尚实审美心理,导致人们狂热的考据癖,加之小说作者与叙事者的等同合一,作者力避以第一人称写作。因为受约束个性为本质特征的儒家伦理文化的长期浸润,作家潜意识中排斥富于个性色彩的第一人称叙事。小说及小说家卑微的社会地位、小说家受文字狱等影响而形成的惧祸意识,都使小说家对第一人称叙事心怀顾忌。

乔治·爱略特长篇小说叙事伦理研究——以《亚当·贝德》和《米德尔马契》为例

作为维多利亚时期公认的道德大师,乔治·爱略特注重通过对叙事技巧的选择,使其作品更好地实现警世喻人的伦理诉求。以爱略特创作于不同时期的代表作《亚当·贝德》和《米德尔马契》为例,对其前后期创作中第三人称全知叙述的变迁进行叙事伦理视域下的对比解读可知,在爱略特隐藏于男性笔名之后的真实女性身份被公开后,她从前期不加掩饰的作者介入转变为后期采用互文等更为隐蔽的方式干涉叙事。通过借用男性的叙事权威,爱略特使小说的伦理主题最大限度得到读者和评论界的接受,令其创作的叙事形式与意在表达的伦理诉求得到了完美的契合。

革命时期的爱情——王小波的一次叙事实验

一、叙事视角的转换在《革命时期的爱情》中,叙事视角的转换主要表现为叙事人称的变化。在传统的小说叙事中,叙事人称是一成不变的。后来在西方现实主义小说中,开始零星出现这种叙事人称转换的例子。在现代派小说中叙事人称转换得就比较多了。但是人们对这种叙事技巧所取得的效果还是存在一定的争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