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第三文本”的介入探寻翻译不确定性的解决之道

奎因在《词与物》一书中第一次提出了翻译的不确定性命题,他提出指称的不确定性和意义的不确定性将导致翻译的不确定性。但这并不能说明翻译是不可为的。不确定性是翻译过程中始终存在的一个问题,我们试通过分析翻译不确定性的命题,从"第三文本"这一哲学角度探寻翻译不确定性的解决之道。"第三文本"有别于传统的翻译理论或策略,它使我们能够重新审视不同风格和水平的译作,最重要的在于为我们从哲学角度研究翻译的本质和翻译中存在的一些所谓的不可译现象提供了思路和方法。

作为“可翻译性”条件的“第三文本”

哲学对翻译问题的考察同时意味着从翻译的视角来观察哲学问题。因此,传统形而上学对“是”与“所是者”的分别、传统认识论对实在及其认识的描述,都可以被概括为“原本—译本”的关系——其中的关系符号“—”体现着原本对译本的支配关系。体现着这种支配关系的“原本中心论”意识具有不同形态,其中之一就是本文论述的“第三文本’假定:即文本1可以转换为文本2,当且仅当它们都以一个作为“第三文本”的原本为根据。W·本亚明关于“纯粹语言”的讨论,乔姆斯基和E·奈达关于语言深层结构的讨论都包含着对“第三文本”的承诺。最后,我们从奎因关于“翻译手册”悖论的讨论指出了这种“第三文本”假定固有的矛盾,由此引出的“翻译不确定性”概念揭示了语词世界的基本特征,它使以纯粹的“逻辑真理”为最高诉求的哲学理想成为一个问题。

论延安文人与书法文化

在延安文艺研究中,学术界普遍忽视了书法的实存及其作用,对延安文人与书法文化的广泛而又深切的联系缺乏关注和探讨。但事实上,延安文人与书法文化建立了相当普遍而又密切的关系。历史的事实是,能写善书的大小文人的积极参与,使延安形成了比较浓厚的书法文化氛围;无论是"以文为主"的文人群还是"以文为辅"的书写者,都与书法文化有着相当紧密的关系,我们可以在他们的墨迹和心迹之间,发现延安文人的个性世界。延安人包括延安文人不仅将政治文化引向新的境界,而且也将书法文化引向了一个新的境界。他们的文化追求、文化创造对延安文艺及书法文化的贡献堪称巨大,其所创造的红色书法文化具有多方面的启示和意义。

文学翻译语符意象化过程的接受理论解读

分析原语文本的两大基本特征,从接受理论角度出发,阐释文学翻译语符意象化过程,即作为读者的译者从原有期待视野出发,在与作品召唤结构的具体接触、碰撞中了解原作意图及意义,通过辩证的"对话"深入作品内部,达到译者视野和作品视野的沟通与交融,即视野融合,从而在译者头脑中形成第三文本,它既不是原文的也不是译者纯粹创造出来的,而是视野融合的产物。

书法文化与中国现代作家

迄今为止,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已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趋于"饱和"的状态也使其陷入了举步维艰的境地。因此,寻找新的学术增长点就变得异常重要和紧迫。"书法文化"与"中国现代作家"的关系,几近是一个研究空白,以往很少引人注意,这是令人遗憾的。事实上,许多中国现代作家都与书法文化有着不解之缘,他们在书法收藏、书法创作、书学探讨上都做出了重要贡献;反过来,书法文化也对现代文学的存在方式、文本形式、情感表达、思维方式以及审美趣味等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另外,通过对书法文化与中国现代作家关系的考察,还可引发我们进一步深入思考文学、书法、文化、教育等相关问题,以便有助于新世纪的中国文学和文化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

Calligraphy and Modern Chinese Writers

迄今为止，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已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趋于“饱和”的状态也使其陷入了举步维艰的境地。因此，寻找新的学术增长点就变得异常重要和紧迫。“书法文化”与“中国现代作家”的关系，几近是一个研究空白，以往很少引人注意，这是令人遗憾的。事实上，许多中国现代作家都与书法文化有着不解之缘，他们在书法收藏、书法创作、书学探讨上都做出了重要贡献；反过来，书法文化也对现代文学的存在方式、文本形式、情感表达、思维方式以及审美趣味等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另外，通过对书法文化与中国现代作家关系的考察，还可引发我们进一步深入思考文学、书法、文化、教育等相关问题，以便有助于新世纪的中国文学和文化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