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险社会视域下社会工作何以可为——基于吉登斯“第三条道路”思想的探析

随着现代化和全球化的推进,人类逐渐进入风险社会。在此背景下,“第三条道路”的提出具有时代特征,其实质是对政治经济和社会领域中各种关系的再调整,在政治、经济、社会福利和全球化治理方面都有比较务实的社会治理方略,为风险社会的治理提供了新的方向。从风险社会理论切入来理解风险社会的内涵,引入吉登斯的“第三条道路”思想,进而从个体、社区和社会层面探析“第三条道路”对社会工作参与风险社会治理的启示。

“第三条道路”思想指导下英国新工党政府的教育改革

1997年5月,以托尼·布莱尔为首的工党以“新工党、新英国”的口号执政英国,进行了“第三条道路”思想的政治实践。新工党政府高度重视教育,赋予教育优先发展权,推出了一系列教育改革举措,诸如倡导终身教育、增加教育投入、改革教育机构、运用新技术、改善教育质量与下放教育权力等。“第三条道路”思想指导下的教育改革,呈现出市场化、务实性、机会均等、强调责任等鲜明特点,并取得了明显效果,既消除了相对贫穷,促进了经济发展;也提高了就业水平,维持了社会稳定;还吸引了中间阶层,扩大了执政基础。

全球化的矛盾与“第三条道路”的失败

“9·1 1”事件和以勒庞为代表的法国极右势力的崛起这两件大事突出反映了当代全球化的矛盾 ,对于今后欧美的政治潮流、全球化的走势、“第三条道路”的命运都预示着重大的转折。“第三条道路”的失败迫使社会民主主义重新检讨自己的政治定位 :向新自由主义全面妥协 ,已被事实证明不是出路。开展对新自由主义的斗争 ,在思想、理论和政策上与新自由主义划清界限 ,是社会民主主义新世纪变革的当务之急。

教育基本理论研究的第三条道路——建构中层理论

传统的教育基本理论研究有两条道路:一条是从上至下看的路,另一条是从下向上看的路。第一条道路在与教育实践的相互作用中发生了合理性困境,第二条道路在与教育实践的相互作用中发生了合法性困境。合理性危机需要一种合理化策略,合法性危机需要一种合法化策略。而建构中层理论既是合理化策略的一个组成部分,也是合法化策略的一个组成部分。在合理化和合法化的过程中,建构中层理论可能会成为教育基本理论研究的第三条道路。

话语理论视角中的公共政策质量问题——提升公共政策质量的第三条道路及其对当代中国的借鉴

公共行政的话语理论提出了提升公共政策质量的第三条道路。这条道路的含义是双重的:(1)在提升公共政策的合法性策略内部,这条道路区别于现代性思维之下的“环式民主”———官僚制道路,也区别于现代性思维下的社群主义的直接民主道路,而倡导在公共能量场中通过保证参与者话语的正当性,提升公共政策质量。(2)在合法性和合理性之间,这条道路避免了合法性和合理性的各执一端,而融合两者。

新凯恩斯主义新拓展与“第三条道路”经济学

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的“新凯恩斯主义”,在20世纪90年代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新拓展的“新凯恩斯主义”理论的八个要点,被看作政治领域“第三条道路”的经济基础,形成了既不同于传统政府干预学派又不同于自由经济主义的“第三条道路”经济学。同时,新凯恩斯主义的宏观经济政策主张已经成为欧盟各国制定和修改经济政策的“新共识”。

“第三条道路”政治哲学的一个标本——关于“社会投资国家”

"第三条道路"政治哲学的一个主要领域就是福利国家的改革,而导致这场改革的,既有来自全球化的外部压力和国内经济社会条件的变化,还有践行所谓"第三条道路"的需要,由此提出了责任与权利均衡的积极福利政策,和更加关注就业能力提高的"社会投资国家"概念。"第三条道路"政治哲学论证福利改革的实质就是调整国家、社会与个人的责任和权利关系,具体目标是减轻政府负担,激发企业活力和增强个人责任感,在国家、企业和个人之间建立一种新型关系。在这种关系调整中,个体的社会责任和技能培育是新政策的关键。但是,这些改革的实施遇到了许多麻烦,效果也不如人意。尽管如此,有关社会投资国家的理念和实践还是给我们留下了一些值得认真思考的东西。

“第三条道路”与当前英国教育改革

“第三条道路”是布莱尔政府为适应知识经济时代的需要所推行的一套“中间偏左”的政治哲学。在这种基本理念的指导下,英国工党政府在经济模式、福利制度以及教育体制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

论民办教育发展的第三条道路

第三条道路是在所谓的营利性民办学校和非营利性民办学校之外,允许并支持介于上述二者之间的一类民办学校得到发展,以扩大民办学校发展的空间,巩固民办教育发展基础的做法。第三条道路是我国民办教育发展的必然选择,民办学校分类管理应当为第三条道路发展民办教育留下空间。现阶段我国民办教育的主体具有公益性和营利性的双重属性,在现实国情下,民办教育政策应当支持大力开拓第三条道路,鼓励民间资本投资办学,更好地维护民办教育持续快速发展的局面。

第三条道路：社会民主主义还是社会自由主义？

随着1997年英国工党赢得大选并上台执政,所谓的"第三条道路"曾风靡一时。虽然英国学者吉登斯把工党的胜利和第三条道路的提出看作是社会民主主义复兴的标志,但事实上,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改变,由于内部社会结构和国际条件的变化,英国工党已经完全背离了传统的社会民主主义。由于仅仅局限于在现存制度框架内的修修补补,所谓的"第三条道路"事实上充其量只能算作是一种"社会自由主义"。

认同政治与政治认同——“第三条道路”与西方社会政治文化变迁

现代政治的特征是政党政治。西方"第三条道路"是中左翼政党和政治理论家为了取得公众的政治认同,适应新社会运动、后现代主义、多元社会文化张力以及取得中产阶级支持所构建的一种政治理念。作为一种针对社会现代化中蔓延的"认同政治"的理论指导,其基本价值观是超越"左"与"右",在极端与改良之间寻求一种中间道路或中性化政治,在个人与社会之间重新确立一种权利与义务的新关系,从而应对全球化带来的社会、经济变革的挑战。其主要政治特征,是西方政党在西方社会转折中贯彻"竞选——执政"的政治逻辑和实用主义哲学。

教师权威重塑的第三条道路

教师权威消解是当代学校教育过程中不得不面对的教育事实。作为维系教育系统正常运作的必备条件之一———教师权威,在其建构过程中出现了两种不同类型的路径:自上而下型和自下而上型。事实上,自上而下型的教师权威建构路径,因其较为关注教师的外在权威而会产生使教师权威绝对化的倾向;自下而上型的教师权威建构路径,因其较为关注教师的内在权威而会产生使教师权威相对化的倾向。教师权威的重塑就是要促进社会赋予的教师权威与学生认同的教师权威的辩证统一,从而实现教师权威由"外在权威"向"内在权威"过渡,进而保证教师权威在教育教学过程中的贯彻实现。

公共价值管理理论与第三条道路理论相关性研究

工具理性取向和价值理性取向是西方公共行政理论中的两个基本属性,二者的差异和矛盾推动着公共行政理论的发展和变迁。在西方公共行政理论发展历程之中,这两种取向一直交替占据主导地位并逐渐吸纳对方的可取之处,最终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形成公共价值管理理论和整体性治理理论。第三条道路理论产生于20世纪90年代(与公共价值管理理论产生的时间重合)并在英美等国家得到践行,从理论层面来看,第三条道路理论与公共价值管理理论在核心要义上存在某种程度的相似,但是,运用于实践之中的第三条道路理论则与公共价值管理理论相悖,对这些情况进行分析能够明晰这两种理论的核心要义及理论与实践的差异。

儿童哲学走“第三条道路”的可能与尝试——东北师范大学附小探索的历程与研究

世界范围内儿童哲学研究及实践正在蓬勃展开,李普曼的儿童哲学课程的方式或者马修斯的与儿童对话则是主要的实践方式。2014年以来,东北师范大学附属小学开始尝试在小学所有学科内进行"儿童之问、之思、之学"的教学研究,期盼能开辟出儿童哲学教育的"第三条道路",以求更好地促进儿童基本思维能力尤其是哲学思维的发展。

超越“合并”:农村基本建制单位重组的“第三条道路”——以美国、法国、澳大利亚为研究对象

为了应对工业化、城市化发展对公共服务的规模化需求,美国、法国和澳大利亚没有对农村基本建制单位进行简单的兼并和合并,而是以功能为目标,进行功能性或者机构性重组。美国通过横向、纵向合作,实施功能与机构重组;法国通过横向联合,实施机构性重组;澳大利亚则是超越地域,设置虚拟市政理事会,实施功能性重组。三个国家都以功能为核心重组功能和机构,或者两者同时重组,并以此超越基本建制单位简单的兼并和合并,从而走出了一条基本建制单位调整的“第三条道路”。

“第三条道路”——城市农民工的社会养老保险模式

目前,有关部门和部分城市对城市农民工社会养老保险的规定,既有别于现行城镇职工社会养老保险制度,也与现行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本方案迥异,实为“第三条道路”。而这一制度并不符合城市农民工的特点,因此合理设计这一制度,并进行相应配套制度建设,是完善城市农民工社会养老保险的必由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