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子”互照与“第三种诗学”——论叶维廉对现代汉语诗歌语法的发明

在比较文学领域叶维廉曾提出过有名的“模子”理论,他在诗歌语法方面的探索,正是这种理论的具体实现。他的诗学探索从三个层面展开:一是在中文与西洋诗之间,讨论中国诗的语法灵活性与西方诗的语法限定性融通的可能;二是在文言诗和白话诗之间,研究古诗超脱句法对现代诗欧化句法的纠偏作用;三是在理论与创作之间,探索古今中外诗歌语法中和的途径。叶氏的诗学愿景是在中与外、古与今之间,发明出一种既包括古今中外因子又不同于这些元素的“第三种诗”。尽管“宗唐”趣味等因素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他思考的深度和广度,但从异质诗学互鉴中发明自身传统、从多种诗学资源中寻取公约数的探索,却为中国新诗健康生长提供了可资镜鉴的艺术经验。

比较文学与第三种文学批评——兼论比较文学介入当代文学研究的可能性

国族文学与比较文学这两个学科方向的重要分界点之一,就在于研究方面对语言所提出的不同要求。在两种语言思维观念形成的各自惯性系统中,比较文学研究者必须在双项汇通中寻找共生的平衡与生存的第三种立场,因此也形成了第三种文学批评。在国际文学批评的面向上,第三种文学批评就是基于两种以上国族文学研究所形成的比较文学批评。从历史的历时性来看,在国族文学与比较文学之间存在着范式革命的冲突与对话,这种冲突与对话是相当紧张的,两者之间的确存在着不可通约性。多年来,比较文学为自己与其他学科之间所产生的观念上的不可通约性,做出了最大张力的解释与努力。比较文学研究对当代文学研究,也应该成为一种有效的学术文化推动力,实际上,比较文学就是全球史观的文学研究。

中国现实主义诗学形态的迁移

中国现实主义诗学形态,萌芽、发端于梁启超和王国维,后经"五四"、初期革命文学、左翼文学和20世纪30年代诗歌大众化运动,到40年代逐渐经历了一个抽象化和意识形态化的迁移过程。中国现实主义诗学形态有两个相对的发展路数:一个是王国维——胡适——文学研究会诸人——蒲风(半个)——臧克家——艾青等一路,另一个是梁启超——陈独秀——早期普罗诗派——创造社转向作家(郭沫若、穆木天、冯乃超等)——瞿秋白、周扬等一路。中国的现实主义诗学形态是既不同于西方又不同于中国古代的"第三种诗学形态"。

比较诗学视域下的儒家诗学研究——兼谈经学信仰与儒者风范及其他

比较诗学研究在当下已然成为中国汉语比较文学研究领域中的主流方向。一位比较诗学研究者把西方诠释学及其相关理论的学术背景作为思考的视域,从而达向对中国儒家诗学的研究,实际上,这是给出了汇通于中西诗学且又不同于两者的第三种诗学立场。刘歆早在《三统历》中即厘定了"经,元,一以统始"的本体论观念,较之于老庄诗学的"道","经"是儒家诗学得以安身立命的隐性本体论范畴。儒家知识分子正是据守于"经"的信仰,从而获取圣人之道的意义和价值的确认。1934年,鲁迅撰写《儒术》嘲讽元好问与张德辉恭请元世祖忽必烈为"儒教大宗师";而在21世纪,儒教却以普世主义的信仰走向了全球化。较之于真正的儒者,那些"以经议政"的公羊学家,当代中国学术界最大的遗憾就是介入性公共知识分子的缺席。

比较文学的诉求:全球文学史观与学科理论体系的构建

杨乃乔认为,比较文学的学科边界凭借语际与跨界两个维度的优势迅速向外扩张,最终比较视域与杰弗里·巴勒克拉夫的全球史观相呼应,成为比较文学研究者的身份标志。曹洪洋认为,"跨学科"是比较文学视域中不可或缺的构成因素,其对比较文学的身份认同必将继续做出重要贡献。姜哲认为,在中国语言文学的语境之下,"世界文学"的研究必然以"比较文学"为前提,即"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学"中的出场,必须是将其自身呈现于历史的、审美的和科际的关系系统中的出场。郭西安认为,比较视域概念是理解比较文学后设学科特性与研究定位的枢机;从视域到比较视域的推进,也在很大程度上标识出传统人文研究向后人文研究过渡的理念特征。梁丹丹认为,中西方文学的互动对话是一种含有比较文学互文性质的典范文本,这一文本是研究主体在中西方文化精神的汇通与融合中生成与创造出的新的诠释意义的文本,即比较文学所倡导的"第三种诗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