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类劳动”及其权益保障:问题与挑战

在信息技术时代,新就业形态在吸纳就业、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在众多类型的新就业形态中,那些以自然人的身份、以个体化而非组织化方式从信息技术平台上承接工作事项的从业人员的劳动权益保障问题,是新就业形态发展过程中最主要的“短板”。从劳动从属性的角度来看,他们的劳动是介于从属劳动和独立劳动之间的第三类劳动。在劳动二分法的框架下,无论是将第三类劳动从业人员推向雇员一侧,还是推向独立劳动者一侧以解决其劳动权益保障问题,都存在一定局限。针对第三类劳动进行单独立法,构建起“从属劳动—第三类劳动—独立劳动”多层次的完整的劳动保障体系或将成为发挥新就业形态积极作用的必由之路。

劳动三分法下第三类劳动者法律属性的比较研究

新业态迅猛发展,外卖骑手等相关从业者的权益保护成为各方关注重点。为解决新业态从业者的权益保护问题,由此产生了在劳动关系和民事关系之间设立不完全劳动关系的三分构想。三分法在域外并不是新鲜事,德国、英国、加拿大等国均有类似制度。然而时异事殊,各国在不同时期创设该制度,实施效果也迥然不同,法律属性的定位并不意味着相应权利的赋予,并且各国普遍存在概念模糊、企业套利和权利设计复杂的问题。在此基础上再叠加新业态的复杂用工模式,需要借鉴三分法的同时继续探索解决之道。

第三类劳动者的认定标准

近年来,平台经济始终保持较高发展速度,随之也出现了数千万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如何平衡二者之间的关系成为困扰立法者、司法者的难题。2021年人社部等八部门共同印发《关于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保障权益的指导意见》,正式将“劳动三分法”引入我国,为这一问题提供了新的解决思路。但并未对符合、不完全符合劳动关系确立情形做进一步阐释,对三种劳动者的边界划分、具体权利配置的规定稍显模糊。解决第三类劳动者界定标准和个性化权利配置问题,是推动平台经济健康有序发展、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的重要一步,也是探索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权益保障机制的必由之路。

劳动关系微分化视角下网约工劳动权益的法律保障

在算法技术与平台经济相得益彰共同推进数字经济向纵深方向发展的过程中,劳动关系日益呈现出微分化的演化趋势,使得以网约工为代表的新业态从业人员陷入了“身份不明确”的主体性危机与“权益保障难”的双重困境,不仅对传统的劳动从属基础性理论提出了新的挑战,而且也日益凸显现行法律制度供给不足的现状。基于网约工群体经济从属性、人格从属性与组织从属性微分化趋势之系统理论分析,科学审视与证成微分化视阈下具有劳动从属性的网约工“第三类劳动者”之身份,并将“内在经济与人格从属程度的差距均以外在劳动量的差别为表现形式”这一从属性微分化之核心作为识别与判定标准,对具有不同强度从属性的“第三类劳动者”给予不同程度的劳动法倾斜保护,希冀能平衡平台经济有序发展与网约工劳动权益合法保障之间的关系,为健全和完善我国劳动法律制度体系提供符合数字经济内在运行规律的科学立法选择。

谁是我国的第三类劳动者?基于从属性特征的类型学及其工作条件组间差异分析

平台经济的出现引发了世界各国对平台劳动者法律身份的广泛争议。本研究借鉴了主要国际劳动统计机构对第三类劳动者的统计方法,对7680名外卖骑手的从属性水平进行了实证测量,并从“人格从属性”与“经济依赖性”两个维度对骑手的从属性特征进行了类型化,对不同类型下骑手的收入、工作强度、工作时间、社会保障覆盖率等客观工作条件以及工作压力和工作满意度等主观感受进行了组间比较。研究发现,经济依赖性对骑手工作条件的影响更加显著,而人格从属性则对骑手的主观感受具有显著影响。

算法从属性:破解平台劳动关系认定困局之钥

随着共享经济的发展,平台劳动关系认定问题愈发受到关注并引发巨大争议。司法实践中关于平台劳动关系认定的观点各异,对于劳动从属性标准适用的认定不一。究其原因,在于新兴技术条件下平台用工的非典型性给传统从属性考量因素带来挑战。算法从属性的提出为劳动从属性判断提供新的解释路径。在新就业形态用工劳动关系“三分法”下,算法从属性与第三类劳动者特性高度契合,建议将算法从属性作为第三类劳动者认定的核心标准,形成平台用工案件新的司法逻辑,以破解平台劳动关系认定困局。

共享经济时代劳动关系的认定

长期以来,受计划经济时期劳动模式的影响,我国劳动法根据“从属性”来确定劳动关系,即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存在人身、经济和组织三种从属性质。随着市场经济改革的深入,共享经济时代的来临,多元用工方式日趋流行,我国劳动法学界对劳动关系的认定标准存在较大争议,现行的劳动关系认定标准僵化,难以适应多元化用工方式,同案不同判情况比较突出,劳动者权利较难得到保障。所以,基于“共享”条件,建议推动劳动关系认定思路统一化,承认对第三类劳动者的保护,重视司法实践的作用及借鉴国外有益经验,建立多元化劳动关系认定标准等,更好地保障共享经济参与者的权益,推动共享经济的良性发展。

第三类劳动者的理论反思与替代路径

平台工作者与平台之间是否构成雇佣(劳动)关系成为当下全球热议难题,将平台工作者归类为处于雇佣与自雇佣中间地带的依赖性自雇佣劳动者,即作为第三类劳动者而给予保护,被作为解决问题的路径之一。该制度存在于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等典型国家,如加拿大的"依赖性承包人"、英国的"非雇员劳动者"、德国的"类雇员人"、西班牙的"经济依赖性自雇佣劳动者"以及意大利的"准从属性劳动者";而日本和美国,也对"契约劳动"以及是否需要设立第三类劳动者等理论问题存在激烈争论。事实上,第三类劳动者无论在制度设计还是理论构造上都存在诸多困难和争议,包括规则构建的模糊性以及制度效用和实践结果的非预期性。而我国特殊的制度背景与相对薄弱的理论基础,更使该制度在我国缺乏一定适用性和可行性。因此,中国劳动法更应在甄别和规范"隐蔽性雇佣"的基础上,以劳动权利的具体化扩展作为基本思路。

社会权利视角下的平台经济“第三类劳动者”保护

由于平台经济的灵活用工新模式,平台经济很多劳动者无法按照传统的劳动关系/非劳动关系的二元划分进行归类,基本处于无权利保障的状态。平台经济中的劳动者作为通过劳动谋生存的人,应该享有基本人权,而其中最直接相关的是社会权利。美国学者提出的"独立劳动者"的概念与理论框架更有利于保护平台经济劳动者的社会权利,这一理论既有国际法的法律依据,又符合平衡劳动者保护和平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立法目的,也具有可操作性,因此有借鉴意义。结合中国的法律和社会经济现状,以国际人权法中涉及社会权利的理论与标准和国际劳工组织核心公约为法律依据,我们提出一种适合我国国情的保护平台经济"第三类劳动者"的新思路。

第三类劳动者视角下网约工法律身份认定的困境及出路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应用,以网络平台为依托的“零工经济”蓬勃兴起,网约工的法律身份问题备受关注。基于社会文化背景及法律框架的差异,世界各国关于网约工的身份判定标准主要有“二元化”和“三分法”两种类型。由于传统“二元化”模式存在过度规制或规制不足的缺陷,故而产生了“三分法”理论,即创设第三类劳动者,由于其概念界定的模糊性、权利体系构架的复杂性及实践效用的非预期性,在制度构建中仍存在诸多障碍。因此,我国应秉持劳动法的济世价值,结合国情综合考量,拓宽对网约工群体权益保护的路径,避免抽象的类型化规制所导致的企业套利与职责规避。

平台用工中责任承担:现状、规制路径与反思

互联网平台用工中,一个平台从业者同时为多个用工主体提供劳动已不足为奇,这使平台用工中由谁承担用工责任成为焦点问题。理论界和司法裁判实践提出了坚持传统规制路径、扩大传统规制路径、创设新型规制路径等三个举措。传统规制路径是在劳动法现有规则下,审判机关面对急于处理的平台用工责任案件时采取的无奈举措;扩大传统规制路径存在一定的风险,若没有把握好扩大的范围,则会抑制劳动市场经济的发展;新型规制路径,即增设第三类劳动者与创设雇佣合同的举措,为由谁承担平台用工责任之难题的解决带来了希望。平台用工责任规制路径要适应用工模式的新变化,不断修订和完善,以更好解决平台用工责任问题。

零工经济从业者劳动权益保护研究

零工经济繁荣发展和平台壮大的背后潜藏着零工经济从业者劳动权益无法得到有效保障的问题。随着零工经济从业群体的逐渐壮大,由此引发的社会问题日益增多,保障其劳动权益的呼声也越来越高。但是,劳动关系的认定标准模糊,劳动关系二分法的局限性以及算法的规训等使得这一问题错综复杂,不能从某一方面采取措施解决。因此,为保障零工经济从业者的劳动权益,可以通过以下方式,构建一整套分层次的制度体系。首先,重塑劳动关系认定标准。这既可以从现有的从属性标准本身出发,也可以借鉴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ABC检验标准,采取“证伪式”方法认定劳动关系。其次,构建第三类劳动者制度,并赋予相应的权利,保障无法根据新劳动关系认定标准,被认定为与平台之间存在劳动关系的零工经济从业者的劳动权益。最后,一方面赋予零工经济从业者集体劳动权,使其能够组建行业性工会,通过集体协商保障自身权益;另一方面加强对平台算法的监管,进而保障所有零工经济从业者的劳动权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