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广播的第二次危机及其对策

传统媒体在新媒体的冲击下,大多出现了生存危机,但广播似乎是例外,几年前广播的受众反而有所增加。就在广播人盲目乐观的时候,广播的危机已潜伏着。造成中国广播危机的主要原因来自广播本身,如何应对,应根据广播自身的特色采取相应的策略。

联邦德国与第二次柏林危机前期美苏谈判中的德美关系

第二次柏林危机是冷战时期东西方在欧洲的一次正面交锋,这次危机的核心问题是德国和柏林问题。为使危机得到缓解,艾森豪威尔政府领导西方阵营与苏联进行了一系列谈判。在谈判过程中,联邦德国作为危机的利益攸关方,对艾森豪威尔政府的谈判政策表现出了充分的不信任。这种不信任反映了在冷战背景下,作为超级大国的盟友的不安全感。

第二次数学危机的实质是方法论的变革

数学的主要研究对象是“数”和“形”,与“数”的研究领域所对应的方法主要是运算方法,与“形”的研究领域所对应的方法主要是逻辑证明的方法,两种方法的结果都是确定无疑的。微积分的出现产生了一种新的方法,即分析方法,分析方法是“算”和“证”的结合,是通过无穷趋近而确定某一结果。古代数学中就发现了这一方法,牛顿和莱布尼兹创立微积分实际上是将这一方法程序化和运算化,这导致了对分析方法的误解,从运算方法的原则去指责分析方法的程序过程,这就是第二次数学危机的实质。戴德金使分析算术化,通过对实数的分划奠定分析方法的基础,指明了通过无穷趋近确定某一常数的确切性和惟一性,开始为分析注入严密性。

第二次台海危机与英国对美的外交因应及政策

第二次台海危机爆发后,尽管英国判定新中国意在利用“危机”而非想要“战争”,但是英国认为在中美双方并不清楚彼此意图的情况下,台海危机也极有可能会无意间滑向全面战争而使英国卷入。为此,英国一度为维护和平需要而进行过些许外交努力,但成效甚微。面对美国在台海问题上贯穿始终的强硬态度,为修复英美特殊关系因苏伊士运河事件所形成的裂隙,英国最终调整其在台海问题上与美国分歧的立场,选择偏向于美国的政策。在深入预估台海危机不大可能升级成全面战争后,英国彻底倾向于支持美国,英美在台海问题上的政策、立场最终趋于一致。英国在台海问题上的政策转轨既是其对台海危机所涉各种因素进行综合评估、权衡后所做出的抉择,也是英国在与新中国及台湾当局的接触交往中形成反差的后果。整体而言,第二次台海危机中,英国基于平衡英美、中英关系的需要而致使其台海政策充满复杂性、矛盾性,并由此限制了英国在台海问题上积极有效作用的充分发挥。

华沙会谈与中美对第二次台湾海峡危机的处理

华沙会谈对中美双方处理第二次台湾海峡危机产生了不同的政策影响和作用。会谈虽然有利于中美决策者了解对方的意图,但会谈使双方的分歧更加尖锐;中国通过华沙会谈调整和改变了对台湾和沿海岛屿的政策,而美国则更加明确了沿海岛屿的政策。

试论阿登纳政府的第二次柏林危机对策(1958—1963)

第二次柏林危机期间,阿登纳政府与西方盟国特别是与美国和英国之间,在解决危机问题上出现了分歧。阿登纳政府主要采取影响西方盟国决策的方式来参与危机的解决,在事实上保留了对西方三大国政策的最终否决权。阿登纳政府的首要目标是,不能让西方盟国牺牲联邦德国的利益与苏联达成妥协。从这个意义上讲,阿登纳政府的第二次柏林危机对策取得了成效。

第二次台海危机中中苏间分歧、矛盾及其实质

第二次台海危机不仅对20世纪50年代的国际关系产生了深远影响,而且进一步拉大了中苏同盟关系中本已存在的裂痕。中苏两国之所以在这一涉及中国安全与领土完整的重大军事行动中分歧重重,究其根本原因,是由于两国在外交战略上的背道而驰以及在对待和平与战争问题上的不同态度。

第二次数学危机在现有科学理论体系中是不可解的

分析了现有极限论的本质和与解决第二次数学危机相关的“ε-δ”语言的本质,得到“标准数学分析理论根本就没有解决第二次数学危机的两个本质性问题,第二次数学危机根本就没有得到解决”的明确结论.

重新认识第二次数学危机

深入讨论了数学分析中“x→0”的数量形式,分析了无穷小方法、标准分析方法、非标准分析方法这三代数学分析理论的本质及之间的异同点.得出明确的结论:三百多年来无穷小悖论悬而未决,第二次数学危机名亡实存,是现有数学基础理论中所存在的“有穷-无穷”理论体系及相关的数量体系中的本质性缺陷使人们不具备认识数学中所有“x→0”的数量形式的能力,不具备解决第二次数学危机的能力.

无穷小问题与第二次数学危机

讨论了数学分析中 x→ 0的数量形式 ,分析了无穷小、标准分析、非标准分析这三代数学分析理论的本质及其之间的异同点 。

两重困境:第二次柏林危机期间德美关系评析

第二次柏林危机是冷战时期东西方关系中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纷争,这场危机不仅仅是美苏两个大国之间的对抗,它还使德美关系面临最现实和最严峻的考验。危机期间的德美关系处于战略困境和同盟困境这两重困境之中。在面临决定战争与和平的战略困境时,美国的决策起着主导作用;而在开展对苏谈判,面临考验同盟可靠性的同盟困境时,联邦德国则决定了美国可以作出让步的限度与步伐。

浅析第二次台海危机与中共和平解放台湾政策

朝鲜战争后，面对国际国内形势发生的巨大变化，中共适时地提出和平解放台湾的政策。中共的和平倡议没有得到台湾国民党当局的回应，1958年夏天，毛泽东利用中东事件挑起第二次台湾危机，意在打破和平解放台湾问题上的僵局。面对美国分裂中国的图谋和蒋介石对“一个中国”原则的认同，中共对和平解放台湾政策做出现实调整，和平解放台湾的近期目标逐步为维护“一个中国”原则的长远目标所取代。

第二次柏林危机后期美国对苏谈判中的联邦德国因素

"柏林墙"事件后,第二次柏林危机开始走向消退阶段。为了尽快在柏林问题上与苏联达成临时协定,肯尼迪政府竭力推动对苏谈判政策。在实施这一政策的过程中,肯尼迪政府力图排斥联邦德国的影响。然而,没有阿登纳政府的合作,美苏谈判就无法取得进展。在涉及到联邦德国切身利益的问题上,美国政府不可能绕过联邦德国。

试析第二次柏林危机发生的背景

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东西方关系走向缓和,东西方关系缓和并不意味着德国问题的解决。德国问题中最为敏感的是柏林问题,美苏等大国都在此有重大利益。由于柏林地位的特殊性,为苏联以柏林问题向美国施压提供了绝佳的场所。而在美苏核对峙下,联邦德国谋求核武装以及美国对此的支持,则让赫鲁晓夫如坐针毡,感到有必要加以制止。

浅析第二次“台海危机”对中苏关系的影响

第二次"台海危机"是毛泽东应对错综复杂国际局势的战略反应,也是其将新的外交理论付诸实施的重大行动。由于毛泽东提出的"中间地带"理论和"不断革命"外交理论以及由此越来越明显的中国外交的"激进"色彩,使得中国同苏联外交政策的分歧不断加大。第二次"台海危机"使得苏联陷入两难境地,不仅在中苏同盟关系上投下阴影,还加深了中苏在台湾和沿海岛屿问题上的矛盾与分歧,同时也促使赫鲁晓夫决定停止向中国提供核武器和核技术。第二次"台海危机"是中苏关系走向破裂过程中的一个重要事件,它对中苏关系的走向影响至深。

艾森豪威尔政府第二次柏林危机政策的形成——兼论大规模报复战略的缺陷

冷战初期,尤其是艾森豪威尔政府执政时期,美国奉行的是"大规模报复战略"。然而在第二次柏林危机中,艾森豪威尔政府在拟定应对危机的政策时,并没有以大规模报复战略作为指导原则。大规模报复战略之所以被抛弃,是因为其存在着不可克服的局限性。

第二次柏林危机初期的德美分歧

第二次柏林危机一开始,联邦德国与美国的分歧便暴露出来,在是否承认东德、德国重新统一的方式这两个重大的原则性问题上,美国的动摇让联邦德国感到不安。虽然在联邦德国的敦促下,美国最终回到了一贯的立场上,但联邦德国对美国的怀疑却从此扎下了根。第二次柏林危机初期德美之间的分歧表明,同盟体系内部会持续地进行讨价还价,各方都会仔细权衡风险和收益,以实现国家利益的最大化。

因袭与微调:肯尼迪政府第二次柏林危机政策的形成

探讨了肯尼迪政府第二次柏林危机政策的形成过程,认为这一政策是对美国传统政策因袭与微调的结果,既没有偏离美国的外交传统,又打上了肯尼迪个人思想的烙印。

第二次朝鲜核危机中的国际冲突管理问题分析

第二次朝鲜核危机是冷战后朝鲜半岛地区持续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冲突事件。本文从国际冲突管理的角度，对冲突的发生背景、冲突的发生过程、冲突的管理过程、各方的目标和手段、冲突的发展趋势等进行了深入的分析。

试论第二次柏林危机初期的英国外交

第二次柏林危机爆发后,英国从现实利益出发,把柏林问题的解决看作是利益博弈的过程,主张用和谈乃至妥协的方式加以解决。在应对未来的苏联向东德移交柏林通道管理权问题上,英国认为,应该先与东德进行积极交涉,如果受阻再实施"空运",或是以承认东德政府的方式来换取危机的和平解决,坚决反对美国军方"有限使用武力"的方案。这种主张以和平谈判方式解决危机的立场,为后来英国危机政策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同时也使英国成为盟国内部意见分歧的主要力量,对盟国政策和盟国关系产生了重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