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机”叙述与“计划”思维——1956年中国作协第二次理事会扩大会议报告的话语分析

在1956年这个特殊时间点召开的中国作协第二次理事会扩大会议,与这年前后所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表面看起来似乎是"断裂的",事实上却存在明显的"同一性"。它以"危机"话语的方式所实质表述的,其实是此前胡风所坚持并因之罹难入狱的观点。这一颇为耐人寻味的现象隐藏着中国当代文坛各派别、集团、宗派在维护自身的理论立场、地位和权威时的常用"策略"。这一会议为危机所提出的具体对策,充满浓厚的"计划"色彩。这种源自苏联作协的"计划"性思维不仅在此前的新中国文坛中存在,而且还将在此后继续发展,并使中国当代文学付出沉重代价。

新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发展史上的1956年

1956年是新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发展的重要拐点。在此之前,各少数民族地区作协分会绝大部分尚未成立,少数民族文学也未得到中国文艺界领导层与主流文学界的注意。1955年5月召开的少数民族作家座谈会,使文艺界对少数民族文学有了一定程度的熟悉、接纳。1956年中国作协第二次理事会(扩大)会议召开,老舍作《关于兄弟民族文学工作的报告》,该报告成为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发展的纲领性文件。

中国作家协会与“百花文学系列会议”

百花时期的文学政策与精神传达是通过一系列文学会议来完成的,包括在党的八大影响下召开的以中国作协第二次理事会(扩大)会议、第一届全国青年文学创作者大会、全国文学期刊编辑工作会议为主的系列局部性文学会议。这三次会议通过对不同受众群体的统合及有针对性的会议精神传达展现了1956一1957年间百花文学发生、发展、高潮的探索过程,系统呈现了中国作家协会这一组织机构通过文学会议的形式在“繁荣文学创作”的指导精神下转变文艺动向所做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