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政府职能的第二次转变——政事分开、管办分离改革的理论与实践

对政府职能转变的历史趋势及理论分析表明,我国转变政府职能的改革要实现第二次转变,其突破口是政事分开、管办分离。北京、上海、无锡、苏州等地以各种模式推行的改革探索,证明此项改革可能达到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深化事业单位改革、优化公共服务等目的。进一步推进此项改革,要探索建立无“婆婆”、有监管、“小政府”、“大市场”、打破垄断、放开准入、统筹规划、整体协调的社会事业新体制。

第二次人口转变背景下的中国家庭变迁及政策思考

第二次人口转变理论的提出,为我们进一步探索家庭变迁的特征、趋势和影响提供了新的分析视角,也为家庭政策的制定和完善构建了基本的理论依据。尤其在中国,随着社会、经济和人口的快速发展,家庭的规模、结构、关系、功能、资源与能力都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对面向家庭的社会政策与公共服务的需求也迅速增长。但是,中国的社会政策和公共服务对象基本上是以个人为单位,缺乏能够有效支持家庭的政策体系。因此,亟需审视家庭变迁所带来的政策需求,明晰家庭私领域的边界和政府在支持家庭中的角色,确立"以家庭为导向"的社会政策价值基础。

中共实现第二次历史性转变的成功经验

从乡村到城市,我党胜利实现了第二次历史性转变。其成功经验在于,党始终坚持实事求是、调查研究,适时适地调整领导方针和工作方法;统筹兼顾,协调发展,使各种矛盾在非对抗性的状态下得到解决;站在战略高度,从长远的政治眼光出发解决复杂的经济问题;始终保持党的优良作风。

略论陈独秀“二次革命论”形成的原因

陈独秀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从党的“一大”到“五大”都担任党的最高的领导职务。可这样一位人物却在这一时期形成了“二次革命论”,主张在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之间横插一个资产阶级专政、发展资本主义时期,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旧民主主义革命等同看待。这是为什么?笔者认为这其中既有客观原因,

经典人口转变理论的再探索-现代人口转变理论研究评介

产生于20世纪30年代并盛行于60年代的人口转变理论,是当代世界人口学界普遍认同的最重要的人口理论之一。本文以现代人口转变理论发展历程为线索,对该理论已有的研究成果和存在的争论予以总结,试图为今后的人口转变理论研究提供思路。

从上海看中国大城市女性终身未育趋势——兼论第二次人口转变理论的适用性

终身未育者增多是欧洲第二次人口转变过程中突出的新变化,已有研究大多认为中国仍是“普育”社会,并将其视为中国第二次人口转变的独特之处。文章以中国上海市为例,从代际差异、婚姻状况、社会经济特征3个维度,使用2020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1995和201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及相关婚育调查数据,考察女性终身未育现象的变化趋势,并以此为切入口浅议第二次人口转变理论在中国的适用性。研究结果表明,就已度过育龄期和处于育龄末期的女性而言,上海市女性终身未育水平仍低于欧洲国家和同处儒家文化圈的东亚社会;但相对年轻的“65后”“70后”女性与年长队列相比已表现出明显的终身未育水平上升趋势。越是年轻的女性队列,终身未婚对终身未育的贡献越大;非上海户籍女性的终身未育水平低于上海户籍女性,但年轻队列中前者明显向后者靠拢。女性终身未育率还表现出随受教育程度的提高而升高的特征。当前仍处于育龄期的年轻队列受教育程度明显高于年长队列,且婚育观念呈现出明显的现代性和个体性,婚育意愿低迷,推迟婚育的人群规模也在扩大,这些迹象预示着年轻队列的终身未育水平可能进一步上升。在以上海为代表的大城市,女性终身未育现象及其扩散趋势,或许预示着当前中国社会的“普育”现象是“过渡性”的而非“独特性”特征。

何以为家:第二次人口转变下中国人的婚姻与生育

第二次人口转变与中国家庭变迁第二次人口转变的概念是罗恩·列思泰赫(Ron Lesthaeghe)和德克·范德卡(Dirk van de Kaa)于1986年首次提出的,希望借此解释后工业化时期欧洲国家的极低生育率与新兴家庭行为的出现。经过理论提炼与实证检验,第二次人口转变逐渐成为当今解释家庭变迁最主要的理论框架之一。

论马克思早期的私有财产观——以《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为例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作为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进行批判研究的开始,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关键一环。本文主要研究了手稿中“以私有财产积极扬弃为核心的共产主义”的提出原因、理论背景和逻辑脉络。一方面,“积极扬弃”体现了马克思在一定程度上对黑格尔哲学“活动”因素的保留,另一方面,“共产主义”又彰显了马克思的人本主义异化批判立场。通过研究《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私有财产观,有裨于析清马克思对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原则的批判继承和对费尔巴哈人本学唯物主义的微妙怀疑,从而更准确地理解马克思第二次思想转变的过程。

生命周期视角下的中国家庭转变研究

家庭转变是一个动态、系统、复杂的过程。学界既有研究主要从家庭结构、功能和关系等要素出发研究家庭转变,缺乏生命周期视角的探讨。以家庭生命周期的发展轨迹为线索,系统检视新中国成立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家庭转变,可以发现,近几十年中国的家庭转变具有“一推迟,二压缩,二提前,一延长”的特点:家庭形成期推迟,扩展与稳定期压缩,收缩与空巢期提前,解体期极大延展,各生命周期的时长由传统家庭的“正态分布”转变为现代家庭的“后倾分布”模式,过程更为减省。这些变化与家庭结构转型、功能转向、关系转轨互为因果、彼此支撑,构成一幅极其复杂的家庭转变画面,使得当下中国家庭存在传统与现代、后现代特征共存的局面,在主线清晰的前提下,展现出多样化的特征。新时代的社会治理须在小家庭上大做文章、做大文章。

人口转变、低生育率与人口发展战略思考——兼评马尔萨斯人口思想

在梳理人口学领域重要的宏观人口理论——马尔萨斯人口论、传统人口转变理论以及第二次人口转变理论的基础上,结合近半个多世纪以来世界范围内出现的新人口现象——长期持续低生育率现象,讨论现代人口变动的基本规律及其对认识当今中国人口问题的借鉴意义,纠正对我国未来人口发展的几个错误认识,提出关于人口发展战略的一些建议,即在充分尊重人口发展规律的基础上,结合我国人口实际情况,以“问题”为导向,以“平稳发展”为目标制定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人口政策。

欧洲第二次人口转变理论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欧洲二战后经历了一个短暂的"婴儿潮"后,生育率持续下降,到20世纪末进入了"超低生育率"时代。这种变化趋势完全超出了经典人口转变理论对人类生育行为变化轨迹的判断和预测。作为人口学领域的最新理论之一,第二次人口转变理论回归人口问题研究的社会学分析范式,从后现代化的视阈揭示了欧洲国家在社会结构性变迁、文化力量冲击和个体化发展的背景下,婚姻、家庭和生育模式的重新建构,并在个体与社会结构之间关系的转型中解读了人类生育行为的新变化。这一理论对于研究中国低生育率时代的人口变化及其社会变迁具有很好的借鉴价值。

“欧洲第二次人口转变”理论及其思考

人口转变始于欧洲 ,人口转变理论的提出是基于对欧洲人口转变历史的研究。近年欧洲人口转变出现新的形式和特点 ,并发展出“欧洲第二次人口转变”理论。国内学者对我国人口转变问题的讨论中 ,却几乎还没有触及这一新情况和新理论。本文总结“第二次人口转变”理论的主要观点 ,对比第二次人口转变和第一次人口转变的特征 ,分析其转变的内在动因 ,及其未来的走向 ,并提出对世界和中国未来家庭及人口发展的思考。

中国女性未婚生育现状及其婚姻进度效应

未婚生育状况及其婚姻进度效应是了解第二次人口转变的重要观察点,对于理解中国婚育转变和制定相关政策具有重要意义。但是当前国内研究主要将生育置于婚内讨论,鲜有关注婚前生育。文章基于2017年全国生育状况抽样调查数据分析中国1980年以后出生女性的未婚生育现状,利用事件史分析方法和倾向值匹配方法考察未婚生育对女性进入初婚的影响。结果表明约6.5%的女性曾经历未婚生育事件,其中超过九成的未婚初育是计划内怀孕的结果,随着出生队列推移,未婚生育女性的比例呈现先升后降的趋势。婚姻登记制度对婚龄的限制、传统事实婚姻惯习、计划生育对男孩偏好和多孩偏好的强化等因素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中国女性的未婚生育。从婚姻进度效应来看,未婚生育对女性初婚主要呈现出促进效应,且这种婚姻促进效应随着出生队列的推移有所增强。婚姻登记制度、相关落户制度等社会制度因素与子女中心主义、合法性诉求等个体观念因素的共同作用带来了未婚生育的婚姻促进效应。中国第二次人口转变在未婚生育领域表现出与西方国家不同的发展轨迹,传统观念和行为与现代化建设之间的冲突、错位与磨合是引发中国未婚生育及其婚姻促进效应的主要动力。在中国,生育和婚姻尚未出现“脱钩”,先育往往紧随着后婚,但这种现象可能在传统与现代相互融合的过程中发生改变。

中国的第二次人口转变

近20年来,第二次人口转变是用于解释全球范围内家庭领域发生新变化的最主要的理论框架。文章通过分析人口普查、1%人口抽样调查和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对我国第二次人口转变的主要指标进行了全面的评估,包括初婚年龄、同居率、离婚率以及生育方面的指标。研究结果表明,第二次人口转变在我国的发展与西方有着不同的轨迹,不同方面的家庭行为的变化程度差异较大。结婚与同居这些更为个体化的家庭行为经历了较为剧烈的变化,男性与女性不断推迟进入初婚的时间,同居也变得越来越普遍。在养育子女方面,婚外生育与已婚不育仍然非常少见。离婚率虽然有所上升,但整体还维持在较低的水平。文章提出,对我国家庭领域变化的理解应该充分考虑我国独特的社会、历史与文化背景。

我国大城市年轻人口的婚姻推迟趋势及其影响研究——基于人口普查数据的分析

婚姻推迟是第二次人口转变进程的核心特征之一。过去20年间,我国年轻人口的婚姻行为中表现出明显的结婚推迟趋势,以上海为典型代表的特大城市中,年轻人口结婚更晚、婚姻推迟趋势更为明显。女性结婚总体上仍早于男性,但推迟结婚的程度大于男性。在沪外来常住人口结婚总体上仍早于本地户籍人口,但推迟结婚的程度大于户籍人口。就已经渡过婚龄的出生队列而言,尽管上海居民的终身不婚水平与日本、韩国、新加坡、香港地区等东亚国家和地区相比还是偏低的,但也呈现出越晚出生的人群终身不婚率越高的趋势。综合当前年轻队列推迟结婚的趋势、结婚意愿更低的现实,参照相邻国家和地区推迟结婚和终身不婚的变化趋势,可以预判未来上海的年轻人群推迟结婚的趋势仍将持续,终身不婚水平还会提高,也将成为抑制生育的一个重要因素,甚至有可能动摇“普婚普育”的婚育范式。

何以为家:第二次人口转变下中国人的婚姻与生育

在第二次人口转变的背景下,当代中国的婚姻与生育在哪些方面发生了变化?在哪些方面延续了传统模式?基于全国人口普查、大规模综合性社会调查和网络专项调查数据,本研究试图从代际、性别和社会经济地位三个维度探索以上研究问题,分析当代中国婚育观念与行为呈现的模式与变化。研究结果显示,年轻群体在亲密关系形成与婚姻缔结方面有着更为显著的变化,但非传统的生育行为并未明显增多。在婚姻缔结方面,人们行为的变化比观念的变化更加明显,“早婚”与“普遍婚”期望依然存在;在生育方面,民众观念的变化更为明显,不生育倾向明显增加、对女性生育必要性认同度下降和对女性单身生育更为宽容。受中国独特文化影响,子女因素对离婚决策起到较强的牵制作用,也被相当一部分群体视为维系婚姻的决定性因素。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年轻群体同居与婚前生育均向“劣势模式”转变。此外,终身不婚率在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男性中持续上升,但受教育程度最高的女性在婚姻市场中愈发具有竞争力,“高知剩女”现象在当前已成为一个伪问题。

对水资源管理的几点认识

进入21世纪,对水资源管理的工作思路要在“实现工程水利向资源水利转变”的基础上实现第二次转变,即“从自然资源向经济资源转变”;将对水资源的认识提高到“战略性经济资源”的地位来认识。对水资源的管理要强调两只手管理,即:看得见的政府的手与看不见的市场之手相结合,在对水资源进行统一规划、管理的基础上,深入研究水市场基础理论,培育水市场主体,发挥价格的杠杆作用,确定水权分配的原则,实现市场对水资源配置的基础作用。对水权分配与流转,借鉴其他资源市场建立的经验,进行两级市场模式探析。

逆向启动战略浅析

逆向启动战略浅析□庄虔华社会再生产过程要经历直接生产和交换、分配、消费四个环节，这个过程实质上也就是生产和市场相互推动发展的过程。其中，生产是全部过程的起点，生产的发展水平直接决定了市场的规模和形式，而市场的扩张又会进一步推动生产的发展。因此，一般说...

女性受教育程度对生育水平变动影响研究

随着2018年以来出生人口规模快速下降,中国能否避免进入"低生育率陷阱"以及找到持续低生育率问题的主要原因等都是迫切需要深入探讨的理论和现实问题。文章以全国人口普查和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为基础,通过对育龄妇女年龄结构、受教育状况变化趋势的研究,提出总和生育率教育结构标准化和影响因素的分解方法,分析中国低生育率机制形成的内部动力和关键因素。在对育龄妇女的受教育结构进行预测基础上,研究受教育结构变化引起的未来育龄妇女生育水平的变化。主要研究结果:过去的30多年里,我国育龄妇女年龄结构老化加速,2015年15-24岁低龄育龄妇女受高等教育的比例超过1/3。不同受教育程度育龄妇女生育水平梯度差距明显,受教育程度越高,离更替水平越远,生育多孩的比例大幅度减少。若其他条件不变,育龄妇女的受教育构成提高将会起到明显的降低总和生育率的效果。不同受教育程度育龄妇女的生育水平变化对总和生育率的影响下降,教育结构变化的影响明显上升。预计到2050年接受高等教育的育龄妇女比例将接近70%,保守估计未来育龄妇女生育水平超过1.40的可能性不大。中国人口进入"低生育率陷阱"在所难免,迫切需要消除影响生育的障碍性因素,采取鼓励生育的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