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第二洞穴”:康德、维特根斯坦与“自然权利”

列奥·施特劳斯在1953年出版的《自然权利与历史》一书中似乎有意地省略了诸如康德、黑格尔、维特根斯坦以及胡塞尔等哲学大师的理论洞见,这或许和施特劳斯所定义的“政治-哲学”有关——上述的哲学家更多着眼于对本体论的认识论的探索。在笔者看来,上述哲学家同样是施特劳斯所谓的“现代性共谋者”的成员。我们可以通过比较的方法得知,康德以“自然”和“自由”的分离推动了“哲学的认识论”,将其理论洞见以施特劳斯的观点进行批判,并且指出其对“自然权利”的解构的“贡献”是必要的。此外,我们也需要了解康德哲学对语言哲学-逻辑实证主义的影响,也即以维特根斯坦为代表的“语言学”转向对“自然权利”概念的解构。对引发哲学“认识论转向”的康德和引发“语言学转向”的维特根斯坦的理论的探讨,也有利于我们将施特劳斯“回返古典”的思想纳入哲学的历史脉络之中。

古今之争中的洞穴隐喻：1930年代施特劳斯的思想转型

洞穴隐喻在施特劳斯的政治哲学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它既是西方政治哲学的缩影,也是施特劳斯思想转型的缩影。古典政治哲学的处境是柏拉图的第一洞穴,其根本目标是从第一洞穴上升到阳光中;而现代政治哲学的境况是施特劳斯的第二洞穴,其首要任务是从第二洞穴上升到第一洞穴,然后再从第一洞穴上升到阳光中。但是,现代政治哲学的悲剧是,它不仅没有返回第一洞穴,反而深陷第二洞穴。因此,施特劳斯认为,现代政治哲学回归古典政治哲学的唯一途径是,以哲学史为中介,彻底批判传统,恢复传统的原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