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创板第二类限制性股票股权激励作用机制分析

随着科创板成立以及股权激励制度的改革,第二类限制性股票激励成为科创板股权激励的主流模式,帮助企业吸引和留住人才,这对于科创板众多科技型企业来说是尤为重要的。文章通过研究科创板第二类限制性股票激励的特征,从企业创新活动及代理成本两个方向入手,探讨第二类限制性股票激励对企业的影响,分析其产生绩效的作用机制,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科创板企业实施股权激励的建议,以期强化股权激励效果,为同类型企业提供参考。

科创板企业第二类限制性股票激励动因及实施效果——以乐鑫科技为例

作为激发员工潜能、推动产品创新、提高整体竞争力的长期激励机制,股权激励在企业高质量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第二类限制性股票作为创新型股权激励工具,自推出以来迅速发展,已成为科创板企业实施股权激励的主流选择,但目前学术界对其激励计划的合理性和有效性缺乏深入、具体的研究。本文采用单案例研究法,以科创板首家实施第二类限制性股票激励的企业——乐鑫科技为研究对象,在介绍其激励计划实施进程、激励方案设计特点的基础上,从动因和实施效果两个层面探讨科创板第二类限制性股票激励的合理性和有效性。研究结果表明:乐鑫科技的五次第二类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完成情况良好,但方案仍存在优化空间;提升业绩、吸引和稳定人才、享受科创板政策红利是企业实施第二类限制性股票激励的核心动因;股权激励实施后企业短期市场绩效、财务绩效和创新能力均有所改善。乐鑫科技的第二类限制性股票激励案例可为我国科创板企业股权激励实践提供有益参考。

创业板第二类限制性股票 激励实务及运用解析

第二类限制性股票激励在创业板一经推出,就成为创业板上市公司推行股权激励的首选工具。文章梳理创业板第二类限制性股票激励的相关政策和实务要点,与传统股权激励工具进行比较,并从授予对象、授予比例、期限安排、归属条件、授予价格等方面,反映创业板上市新规发布后其在创业板市场的实施情况,最后得出实践启示和发展趋势判断。

第二类限制性股票期权估值与激励效应——基于佰仁医疗2020年股权激励的思考

第二类限制性股票激励已经成为创业板和科创板员工股权激励的主流模式,现有研究却尚未系统性地提出针对该类股权激励的估值模式,其激励效应难以具体评价。基于此,本文以佰仁医疗2020年推出的远低于制度设计50%的原则性行权价阈值的股权激励作为研究对象,采用Black-Scholes估值模型对第二类限制性股票进行估值,并以此为基础对股权激励的强度、中小股东利益平衡以及激励效果等多个方面进行了系统性评价。本文研究表明,佰仁医疗2020年的股票激励期权价值较高,显示出较强的激励强度和后续激励效果,但仍需谨慎评估其对于中小股东利益是否存在稀释的可能。本文所建立的第二类限制性股票激励估值与激励效应评价体系能够为后续研究提供系统性的启发。

科创板第二类股权激励的最优实施方式研究

《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2020年12月修订)》新增了第二类股权激励方式,即先设立股权激励计划草案,待被激励对象在规定时间内达成考核目标,再将限制性股票归属至被激励人账户,被激励人同时出资。多数科创板上市公司采用这种股权激励方式。本文基于第二类股权激励的科创板公司案例,从股权激励的定性出发,阐释了股权激励不仅是一项管理、治理决策,而且是公司财务决策,在此基础上推导出股权激励的终极目标是股东权益最大化。上市公司在第二类股权激励上,具体操作有三种途径,包括通过激励关键员工提升公司业绩、通过信息披露向资本市场传递关键信息、通过股权操作刺激股价上涨。本文结合四家案例企业的分析,详细阐述了上市公司该如何更好地通过这三种途径来提升公司股价,从而实现股东权益的最大化。

科创板企业股权激励的动因及实施效果研究——以乐鑫科技为例

科创板企业不仅对技术和创新性有较高的要求,而且具有模式新、业态新特点,因此相较于一般A股企业对人才的要求更高。为更好地进行人员激励,科创板推出了符合自身发展情况的股权激励制度。以国内科创板首家公开实行股权激励的公司乐鑫科技为例,对其股权激励实施内容、实施动因、实施效果评价等方面进行分析,探讨第二类限制性股票激励具体实施后的影响,为科创板其他企业提供参考和借鉴。

上市公司股权激励、代理成本与企业绩效关系的实证研究

本文针对上市公司股权激励、代理成本与企业绩效关系的实证研究问题,将三者纳入统一分析框架,构建股权激励通过两类代理成本作用于企业绩效的传导效应模型。运用2016~2018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股权激励对企业绩效和两类代理成本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股权激励能显著提升企业绩效,同时抑制两类代理成本的增长,两类代理成本在股权激励作用于企业绩效的过程起部分中介效应。

管理层能力与企业双重代理成本——基于股权激励的视角分析

尽管我国资本市场日益成熟、法律制度日益完善,但上市公司中管理者和大股东的自利行为仍然频频发生。文章以2008—2018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管理层能力与企业双重代理成本的关系,并考察股权激励对其关系的影响。研究发现:一是管理层能力与企业双重代理成本显著负相关,具体来说,管理层能力每增加一个标准差,第一类代理成本会降低2.20%,第二类代理成本会降低0.12%;二是管理层持股是一把"双刃剑":管理层持股能够加强管理层能力对第一类代理成本的抑制作用,但会削弱管理层能力对第二类代理成本的抑制作用。文章的研究结论为上市公司建设管理团队、设计激励契约和保护股东利益提供了决策参考。

科创板股权激励创新及应用实践研究

我国科创板市场正式开板以后,其上市规则在市场准入制度、交易制度等方面创新性地制定了许多新机制,股权激励制度也在激励方式、激励总额、激励对象、授予价格等方面进行了一些开创性突破。统观科创板已实行股权激励的上市公司,在已设定的制度政策红利背景下,按照不同的公司特质及需求,分别设计了适合自身特征的股权激励方案。激励对象和激励标的物在股权激励中的核心作用,成为科创板股权激励设计创新的源发内驱力。科创板股权激励的创新应用也为我国整体资本市场股权激励的进一步改革完善提供现实依据和理论支撑。

科创板企业股权激励计划特征及实施

基于对25家披露了股权激励计划的科创板企业数据的检验发现:与A股现行股权激励计划相比,科创板企业股权激励具有激励工具单一、行业集中度高、激励对象范围广、激励时间模式灵活、激励力度差异大、授予价格折扣大、归属条件设置严密等新特征。结合科创板企业股权激励的应用实践,预测股权激励实施中可能会面临激励对象选取不当、激励成本过高、业绩指标不达预期、人才发生流失及研发产业化指标难以实现的困境,对此从进行人才盘点、合理归属股份、设立弹性区间等方面提出相应的建议。

第二类限制性股票的会计处理与涉税分析

本文结合《股份支付准则应用案例授予限制性股票》,对第二类限制性股票的会计处理进行分析,并就目前尚未明确的税务处理进行探析,包括其企业所得税纳税义务发生时间、税前扣除规则以及个人所得税纳税义务发生时间、应纳税所得额、应纳税额、税收优惠等问题,并基于相关建议,结合案例进一步阐释。

激励工具还是收买工具?——退市保千股权激励的前车之鉴

股权激励实施的效果受其动机的影响。本文通过退市的江苏保干里视像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退市保干”)在拥有上市公司资格期间实施的两期股权激励进行案例研究,基于控股股东动机剖析股权激励实施动机和股权激励的实施效果。理论与案例分析的结论表明,控股股东通过股权质押实现现金流权和控制权的分离助长了其利益侵占动机,控股股东基于利益侵占动机推行的管理层股权激励容易成为控股股东收买管理层的工具;基于收买动机推行的股权激励,会加剧控股股东利益侵占的第二类股权代理问题,也会加剧管理层自利的第一类股权代理问题。本文的研究为股权激励有效发挥激励效应和公司其他治理机制的完善提供了优化建议。

股权激励对上市公司治理效率的影响测度

利用随机前沿模型(SFM)定量测算我国上市公司的治理效率,并检验股权激励对上市公司治理效率的影响及作用机理。研究发现,我国上市公司的平均治理效率为74.7%-75.4%,并呈逐年下降趋势;股权激励与代理成本呈负相关的线性关系,表明提高股权激励水平能显著降低代理成本,提高公司治理效率;股权激励主要通过降低第一类代理成本来提高上市公司的治理效率,对第二类代理成本没有显著影响。

股权激励为何在中国实施维艰:代理成本理论解释与上市公司数据验证

股权激励为何在中国实施维艰?基于代理成本理论和上市公司的数据,本文研究表明,第一类和第二类股权代理成本显著高的公司,愿意选择股权激励计划缓解股东与经理人的冲突,但债务约束的广泛存在,限制了其对该项制度的选择,特别是对股权激励计划具有强烈需求和实施意愿的民营企业而言,债务的约束力更强。本文的研究体现了债务代理成本在我国企业治理中的主导作用并对我国股权激励实施现状具有较强的解释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