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宪法第四修正案中“搜查”成立标准演变之考察——以琼斯案为中心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对琼斯案的判决意味着"财产权侵害"规则的回归。"合理隐私期待"检验规则具有难以克服的缺陷,应当将"合理隐私期待"与"财产权侵害"规则相结合,以确立第四修正案意义的"搜查"是否成立。这一显著变化背后体现了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百年来保障人权的根本理念,虽然我国并没有专门的宪法法院和违宪审查制度,但是,美国联邦最高法院通过琼斯案表明与时俱进的保障人权的态度仍然值得我国学习、借鉴。

美国宪法第四修正案中的“相当理由”之变迁——兼论我国刑事强制措施证明标准的完善

美国宪法第四修正案中的"相当理由"在司法实践中经历了从一元向多元的嬗变,与之遥相呼应,美国理论界也一直存在着"相当理由"究竟是固定标准还是滑动标准的论争。我国未来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应借鉴美国法上的"相当理由"标准,在遵循比例原则的基础上,规定多元化的刑事强制措施证明标准的同时,建立相关的配套措施,保障刑事强制措施制度的正当化。

美国政治自由主义的回撤——基于美国宪法第四修正案隐私权抗辩诉讼数据的分析

自由主义是美国政治国家的基石和信仰,在其政治制度中,法治的价值就在于保障个人的自由和权利,以对抗政府和公权力的侵害。"9.11"事件成为美国自由主义发展的转折点。观察美国宪法第四修正案的隐私权抗辩诉讼可以发现,"9.11"事件之后,"安全价值"在美国政治国家和民众群体层面逐渐取得绝对优势,司法理性也谨慎地回应着安全主义浪潮,自由主义在现代美国政治领域呈现趋势性回撤状态。

从界定产权到改善政权——对宪法第四修正案建议稿的诠释

在欢迎和支持中共中央修宪建建议的同时，呼吁补充一项关于合宪性审查制度的修正条款。

美国宪法第四修正案视野下机场安检行为分析

美国联邦宪法第四修正案规定:个人的人身、住宅、文件和财产不受不合理搜查和扣押。机场安检涉及扫描、拍身及对人身自由的限制,在没有获得令状的情况下,是否违反了第四修正案的要求。美国法院在一些重要的判例中,采用了Terry原则、同意例外、边境检查及行政检查等令状主义的例外理论,对机场安检行为合宪性进行不同角度的分析。这些研究及判例可用于分析中国机场安检的正当性与安检新措施的选择。

贾迪斯案与美国第四修正案

美国宪法第四修正案保障了当事人不受不合理搜查和扣押的权利,这为刑事诉讼过程中正当程序的保障提供了重要依据。2006年在美国佛罗里达州发生的贾迪思案——警犬对住宅前院的嗅寻是否属于搜查,又引发了大家的激烈探讨。该案经过了初审及上诉审,在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最终审以5比4的投票结果判决认为该行为属于不合理搜查,从而侵害了被告人的宪法权利,所获取的证据应该被排除。该项判决的意义不仅于此,还对美国长期以来以"对隐私权期待"为基础的分析方法产生了影响,在原有的基础上又增加了"宪法保护区域的物理性侵害"为手段的分析方法。

对“宪法第四修正案”的阐释与解读

备受瞩目的修宪终于从立法程序上得以确立,2004年3月14日闭幕的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宪法第四修正案。以整体论,宪法第四修正案有其不同寻常的特点:以保障人权与追求社会公正为核心,充分关注社会弱势群体,与时俱进,顺应民意。但是,没有规定相应的违宪审查机制,正是"宪法第四修正案"的不足之处。

《宪法》第四修正案的学理探讨

本文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四修正案作了进一步的学理探索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之后须加星号并以脚注或尾注形式加以说明 ;对于私有财产的保护条款 ,认为 :“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一款中的“公民”一词如用“任何人”替代 ,较“公民”一词内涵和外延更丰富 ,也更合适 ;对于土地的征收、征用条款 ,如修改为 :“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 ,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土地实行征收或者征用 ,并先予公平合理的补偿”则更合理 ;对于私有财产的征收、征用之规定如增加“征购”一词 ,与征收、征用一起并列规定则更科学 ,以及提出规定先予等值补偿等观点。

论刑事侦查程序中的个人信息保护——以美国宪法第四修正案为考察视角

伴随民法、刑法、行政法领域个人信息保护立法纷纷取得相关成果,我国刑事侦查领域收集使用个人信息的行为却始终因打击犯罪被视为法律规制的例外。美国联邦宪法第四修正案一直以来被视为规范政府获取信息行为以及保护公民私生活免受不合理侵犯的圭臬,其以隐私权为中心的保护方式为我国部分学者所推崇。美国以秘密性隐私为内涵、以自愿性为例外、以内容信息为中心的隐私权保护框架确实为规范政府收集公民隐私性信息的行为起到重要作用,但亦持续受到新兴技术的猛烈冲击。美国联邦最高法院通过莱利案、琼斯案和卡朋特案对隐私权保护框架不断调适,为第四修正案在数字时代的适用延续了生命,也为我国侦查程序中个人信息保护的完善提供参考。

从财产到隐私——美国宪法第四修正案保护重心之变迁

从19世纪末期始,在美国最高法院积极能动的司法干预下,美国宪法第四修正案保护利益的重心,开始了从财产到隐私的迁移。美国刑事搜查法律历经八十年从财产到隐私的变迁,根植于美国社会的现实需要,反映了其间政府权力、个人财产权与隐私权间的力量变化和兴衰起落。本文回顾了这段历史,探索了第四修正案保护重心变迁之原因及其深远影响,并结合历史语境和美国法学理论的发展,分析了第四修正案下财产权与隐私权的联系,得出了几项初步结论。

观往知来:美国第四修正案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新发展对中国的启示

美国联邦宪法第四修正案的证据排除规则是一项饱受争议的排除规则,曾经历过从严格适用到不断受限的发展过程,赫灵案的判决进一步削弱了该规则的基础。在未来,对该规则进行限制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仍是一种主流趋势,其例外规则的适用范围将进一步得到扩张,而该规则本身的适用范围也将被进一步缩小。中国目前初步建立起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具体运用该规则时应当从美国的发展历史中学到一些经验。

美国宪法第四修正案下隐私权保护规则的新发展——美国卡朋特诉合众国案评析

在卡朋特诉合众国案的判决中,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对宪法第四修正案下隐私权保护的规则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此案言明了隐私权保护的"合法的隐私期待"标准。为进一步说明卡朋特案判决的依据,回溯两起罗伯茨法院回应科技挑战宪法第四修正案调整范围的案例——琼斯案和莱利伍瑞案,尝试归纳以罗伯茨为首席大法官的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科技时代背景下隐私保护的新观点及其判决的方法论依据。

隐私权保护衽电子数据时代的新胜利:以Carpenter案对美国宪法第四修正案的新发展为视角

电子数据作为一种证据种类,在我国于2012年首次被写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刑事诉讼法》),这距离我国《刑事诉讼法》的首次通过已经过去了33年。生活在1979年的人们无论如何都想象不到,40年后的今天,有一种叫做智能手机的电子设备,可以集通话、短信、即时交互、金融支付、定位导航等数百种功能于一体,并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形影不离的参与者。

宪法第四修正案的主要内容及其历史意义

第四次宪法修改来自依法治国的现实需求,它完善了宪法和宪政制度,体现了治国理念的发展和进步,体现了宪法结构的与时俱进。序言的修改是国家指导思想、治国的重要理论观点和重大方针政策的发展。宪法条文的修改完善了土地征用制度、私有财产保护制度,进一步明确了国家对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的方针,增加了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国家尊重和保护人权制度以及紧急状态制度的规定。

关于传销犯罪的几点思考——兼议刑法修正案(七)(草案)第四条

文章以刑法修正案(七)(草案)第四条为题点,认为传销犯罪的犯罪主体既可以是单位亦可为自然人,因而,草案第四条关于传销犯罪的主体的规定并不周延。传销犯罪可以和诈骗罪形成犯罪竞合,此时应当通过考察构成要件、案件事实情况以及构成要件与案件事实情况的符合性再做定论。传销犯罪不可能与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罪形成竞合。传销犯罪一般还裹挟有其他犯罪如非法拘禁、绑架等罪,此时宜数罪并罚。对于引诱他人加入传销组织,或者从事传销活动的人,即便自身并未参与传销活动,仍宜以传销犯罪论处。

美国隐私权保护中的“第三方原则”

第三方原则主张,公民对其自愿披露给第三方的个人信息不享有合理的隐私期待。在满足“案件涉及的隐私权属于信息性隐私权”“公民‘自愿’披露个人信息”“第三方适格”等适用条件时,第三方原则将会在刑事侦查案件中得到适用。由于存在“将隐私错误地视为‘秘密’”“不符合公民的合理隐私期待”“不合时宜”等问题,第三方原则受到了美国法学界的强烈批判。2018年的卡彭特诉美国案严格限制了第三方原则的适用范围,并为联邦最高法院进一步修正第三方原则埋下了伏笔。早在卡彭特案之前,美国各州就已经开始抵制第三方原则。卡彭特案之后,犹他州议会迅速通过了保护公民存储在第三方的电子信息和电子数据的立法。为了在兼顾公共安全的同时为公民的隐私权提供应有的保护,有必要在借鉴加拿大经验的基础上,对第三方原则进行合理修正。

美国警方使用面部识别技术与公民隐私保护问题

警方使用面部识别技术抓拍行人的面部特征,然后进行数据库比对的行为,是否侵犯公民享有的美国宪法第四修正案的隐私权呢?对此,美国学界有两种观点:侵犯隐私和不侵犯隐私。不侵犯隐私的主要理由是"公开场所无隐私";侵犯隐私的主要理由是该技术捕获到了公民的面部详细信息,面部追踪技术锁定个人的位置信息,以及经过数据库比对后披露的更为详尽的个人信息。在我国,也有国家执法机关使用该技术进行监控的案例,以及企业为了安全而使用面部识别技术的行为。为了保护公民的隐私,我们可以借鉴美国的相关判例和学说,对以上使用面部识别技术的行为加以规制。

刑事搜查扣押与私有财产权利保障——美国博伊德案的启示

在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历史上,博伊德案是最重要的宪法第四修正案源头判例之一。博伊德案确立了以财产权为中心的第四修正案分析方法。在博伊德案中,最高法院指出,第四修正案违法行为的实质"不在于破门而入,也不在于翻箱倒柜,而在于侵犯了个人对于人身安全、人身自由以及私人财产所享有的不可剥夺的权利"。自博伊德案以后,在长达80年的时间里,控方行为是否构成"搜查扣押",取决于该行为是否对个人财产构成了"侵害"。对于中国来说,该判例关于财产利益的分析颇具启发意义。如果承认拟扣押的"证据"有可能是"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那么,即使扣押证据承载着追诉犯罪的公共利益,我们依然需要为个人私有财产不受不合理干预设定一个规则或底线。

美国警方使用无人机侦查的法律规制问题

为了有效打击犯罪,减少自身伤亡,获取确凿的犯罪证据,在刑事侦查活动中,美国警方经常使用无人机对嫌犯及其财产进行侦查和监控,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警方使用无人机对他人及其财产进行监控是否会侵犯公民的宪法隐私权。美国的相关司法判例大都站在警方这一边,因此为了限制警方使用无人机对公民隐私的过度侵犯,美国学者为法院和立法机构提出了若干衡平建议,试图在打击犯罪保护国家利益和保护个人隐私利益之间达到适当的平衡。

警察有权搜查公众手机信息吗？--莱利诉加利福尼亚州案

美国宪法第四修正案对侦查机关的搜查行为做出了严格的限制,禁止对公民的人身、财产、住宅等进行任意搜查,必须在有充分的理由并获得搜查令的情况下才可进行。但是,第四修正案的内容与界限并非一成不变,特别是随着时代的发展,有关是否可以搜查手机信息的问题引起了诸多争论。在莱利诉加利福尼亚州一案中,法院认为手机中存储有大量隐私信息,这与传统上警察附带搜查的实物不可同日而语。即便为打击犯罪,也不可以侵犯隐私权为代价对手机信息进行附带搜查,而必须在具备搜查令的前提下才可展开搜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