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究文化变异及文化转化中的翻译——以阿拉伯“百年翻译”与中国第四次翻译高潮比较为例

20世纪70年代,苏珊?巴斯奈特开始主张从历史文化视角解读翻译,此后,以苏珊?巴斯为首的文化学派正式提出了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概念,翻译研究开始被置于历史文化视野进行研究。而阿拉伯百年翻译与中国第四次翻译高潮正是在各自的历史文化背景驱动之下开展兴起而来,此时翻译已成为文化碰撞与交融的重要手段与活动。但两者经历过文化碰撞后所产生的结果不尽相同,本文旨在将两次规模宏大,意义深刻的翻译运动比较中探究文化与翻译的双向选择,以及经历文化碰撞后生发的不同文化演变及其背后动因。

刘德海与中国琵琶艺术发展的第四次高潮

琵琶艺术在近两千年的发展过程中,分别在唐代、明清时期、20世纪30年代至50年代、20世纪60年代后四度崛起,出现了琵琶艺术的四个高潮期。四次琵琶艺术高潮期的出现不仅与当时的时代环境和艺术家群体推动密切联系,更与标志性领军人物的艺术创造分不开。刘德海先生在带领和推动我国琵琶艺术发展的第四次高潮期中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论新世纪校园文学

校园文学伴随着现代教育制度的诞生而出现,是中国新文学的重要传统。在百年历程中,中国校园文学屡铸辉煌,先后历经五四时期、抗战时期、20世纪80年代以及新世纪四个时期。在政策鼓励、经济支持和科技进步背景下,新世纪校园文学形成一股青春风暴,产生了一大批校园作家、作者,他们拥有数以百万计的读者,形成了较大的社会影响力,第四次高潮扑面而来。但新世纪校园文学还存在写作主题远离校园、缺乏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没有超越时代和引领文学风尚能力等一些问题,尚无法与前三次高潮比肩,需努力才能促成第四次校园文学高潮的真正到来。

价值观、本土标准、新主流创造呈现--建党百年视阈中的中国电影成就

中国电影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创造了三次电影高潮,其中坚守人民的价值观成为重要的核心支撑。由此延续到当下中国电影进入第四次高潮进程中,强调价值观坚守的意义格外重要。而判断高潮的标准成为需要辨析的问题,以自身价值观为核心而不是以域外的电影标准为要的本土判断标准理当确立。由此,随着主流价值观表现从主旋律电影到主流电影,再到新主流电影的嬗变,是中国电影进入新阶段的开放过程。

从“以人为本”看中国当代翻译史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的翻译事业空前发展,取得了远超于任何时期的成就。该时期的翻译内容多元化,翻译语种覆盖范围广,翻译理论呈现百花齐放的景象。这次翻译高潮主要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为新中国成立初期,这一时期内广大人民急需精神指引,翻译家坚持“以人为本”,翻译了大量红色作品和苏联文学作品,丰富了人们的精神世界;第二阶段为文革时期,虽然翻译事业止步不前,但不少翻译家以坚强的意志和惊人的毅力坚持翻译创作,他们这种为国为民的精神令人佩服;第三阶段为改革开放至今,翻译家们以人作为翻译工作的中心,翻译了大量西方先进文明和国内优秀作品,促进了中外交流,弘扬了中国文化。

处于历史新节点的中国电影

中国电影经历了持续时间最长的第四个发展高潮期。随着中国崛起和世界"逆全球化"现象出现,随着管理部门加强对影视文化意识形态引导、规划和调控,随着互联网发展带来的新视听形态的发展和用户扩张,也随着高清技术、沉浸技术、大数据、智能化的发展,中国电影进入了新的历史节点。新国际环境正在使中国电影的国际传播从欧美中心向多边突破转化;新行业生态使中国电影从市场导向向价值观导向转化;新产业形态使中国电影与网络从竞争走向更全面的竞争/合作;新技术革新使中国电影面临从数字化向智能化转型。只有深刻认识和积极应对挑战和变化,中国电影发展的黄金窗口期才有可能持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