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育控制与第四种国家的出路

20世纪30年代,我国人口社会学家如吴景超、陈达等力倡生育控制,人口众多的我国列为第四种国家。人口的发展不是孤立的人口问题本身,而是与经济社会发展相一致,保持人口的外部均衡,在此基础上,力求人口内部结构保持平衡。当前我国发展的主要任务是促进产业升级转型,注重经济发展质量,而这正需要人口减少和优化。

吴景超及其社会思想新探

吴景超是我国早期杰出的社会学家,他的学术特点是善以数据说话,注重调查,从宏观把握社会发展大势,体现出简易朴素的风格。他不仅提出和坚持工业化及人口节制主张,为我国首位写出城市社会学书籍的学者,还在政治、文化、移民、阶层等方面有不俗见解,他阐述了"第四种国家"、农业机械化、城市附庸、城市港口、政治监督、经济公平、"管教养卫"、文化自信、"边际人"以及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联姻等概念。

“乡土中国”的现代出路:费孝通与吴景超的分殊与汇合

对于中国最基础性的国情,费孝通和吴景超的诊断是基本一致的,但由于对社会历史发展之机理走向的认识和把握方式不同,他们在中国工业化、城市化的路径选择上呈现出彼此的分殊;而当"乡土中国"或"第四种国家"的现代出路问题涉及政治、文化层面时,他们的观点又呈现出明显的趋同汇合。费孝通与吴景超这两位代表性的社会学前辈观点的分殊与汇合,引申出现代化的价值目标、路径选择和特定国情之关系的问题。"乡土中国"的现代出路,归根结底就是在肯定人类作为"类存在物"所具有的价值追求,立足于"乡土中国"的基本国情,充分地调动和利用本土一切积极的资源,充分地借鉴、采择在世界现代化过程中形成的各种物质的、精神的等适用手段,推动"乡土中国"以自己的方式进入现代化历史进程。